艺术家叶永青
“由于今天社会对文化的世俗的经验的扭曲，人们已经忘掉了这样的本能，成功的艺术家出场需要前呼后拥;在众声喧哗中，匹夫之勇与单枪匹马被视为可耻的东西，但对我来说就是美德。我不用整天为市场发愁、步步为营，用心选择，能睡到自然醒就好，这也是一种喜悦。”———叶永青
如果一个艺术爱好者了解四川美术学院，那么他知道叶永青是个画家，人称“叶帅”;如果一个人经常上网，那他应该知道叶永青画的那只鸟，去年被拍卖到25万元高价，在网上引发大讨论。但你或许不知道他也是教师、策展人、画廊老板、西南艺术家群体的主将，与一众“当代艺术大腕”称兄道弟。3月，叶永青将在上海推出2012年首次作品发表会《雀神怪鸟———叶永青2012》，呈现20幅近作。新展览后，叶永青将暂别十余年以鸟示人的创作生涯，开始创作新题材。
“85美术新潮”引爆了中国当代艺术群体的诞生，在西南(云贵川)，一群艺术家在昆明自发形成西南艺术家研究群体，作为主将的叶永青常为它穿针引线。二十余年，其中走出的名字如雷贯耳———张晓刚、叶永青、毛旭辉、潘德海、周春芽、任小林、许仲敏……
与西南群体捆绑、翻滚三十多年的叶永青，因一幅“鸟”首次被推至大众面前。这个人、这群人有怎样的故事?
1、鸟的争议
他说，好奇的是网友们的反应，这让他感受到当代艺术第一次和大众发生关系。
2月下旬的大理，强风刮扫大地。叶永青说，这是大理最恐怖的季节。
蓝天下，风吹歪了路两旁的杨柳，高原的强烈阳光加强了古城内的明暗对比。苍山脚下，数条大街与幽巷延绵铺开。从去年11月开始，叶永青一直呆在这里。
叶永青很爱古城内一家菜馆，叫鸿燕老店。店老板是个大妈，穿着藏青色棉布衫在房檐下的锅灶上忙活。饭馆不大，里外放着四张圆桌。叶永青点完菜后，大妈笑眯眯送上一碗牛腩炖淮山，用大理话说：“这是我们吃的，游客吃不到，送你吃。
从饭馆出来往工作室的路上，叶永青如数家珍般介绍起街旁的商铺，从“九月”、“书呆子”等声名在外的小资聚集地，到方力钧的客栈、岳敏君的工作室，不时停下脚步与行人打招呼、拉家常。50来岁的叶永青，圈内人均称他为“叶帅”，剃着容易辨认的光头，个子很高，衣着随意，显年轻。在他的号召下，古城聚集了岳敏君、方力钧、韩湘林等艺术家，每年，他们像候鸟一样飞到大理过冬。
叶永青的工作室在古城南门边不远处，需拐进一片隐林，穿过竹溪。与白族民居一样，这是一幢以白灰二色为基调的房子，三层楼高，三楼是画室。他目前在筹备系列新作以参加年底由吕澎在成都当代艺术馆策展的《赭石》。
“我其实是在大理耍赖皮，我本该出去了，但‘假装’在这还有事情，赖着不想走。在北京每天都是两点一线的生活，每天一睁开眼睛就会有小鞭子抽着我去赶快处理事情。在大理，在阳光下面枯坐一个下午，什么事情也不干，节奏缓慢，这也是一种生活。”叶永青说。
叶永青似乎与鸟特别投缘。十多年来，他以一管墨和一支细小的眉笔，画鸟行走天涯，至今创作出百把张相关作品。“鸟”成为他独特的标记。2010年底，他创作于1999年的《大鸟》在北京瀚海2010秋季拍卖会上，以25万元人民币被拍走。这是一幅线条简单的作品，一只肥鸟居中，眼神怪异丑陋，线条简单凌乱。随后网络上炸开了窝，各种评论至今仍层出不穷：
“那鸟怀孕了吗?实在欣赏不来啊。”
“是在忽悠人，还是嘲笑大众不懂艺术?”
“哈哈哈，这不是周星驰电影《唐伯虎点秋香》里的小鸡啄米图吗?现在的画家怎么已经沦落到这种地步了。”
25万对叶永青而言是件太普通的事，他的同辈艺术家张晓刚、周春芽，画作拍出千万天价是常有的事。他说，好奇的是网友们的反应，这让他感受到当代艺术第一次和大众发生关系。
“这是有趣的碰撞，一是每个人都站在他们的立场去发表评论，他们无非都是在讨论艺术的好坏谁说了算。当然有的人出自于好奇，有的人出自于无知，有的人则想捍卫某种东西。第二点，大家对这个事情感兴趣是被拍卖的价钱———25万给触动了。”
叶永青曾以一副对联来回应此事，“问梅子熟时，个中人酸甜自别。问木檀香否，门外人坐卧由他”。在他看来，作为艺术家，要给观众提供新鲜的看法去评论，去争议，我们文明才会往前走。“比如像《鸟》，我的方法就是在其中埋下不安定的因素，让人去质疑。我以2秒内的东西用天长地久时间一点点地画，看似打发时间，却暗藏玄机。”
新展“雀神怪鸟”来自云南方言，形容为人处事的特异风格和另类出格的举止状态。以此命题，是叶永青诉说出生地云南对他多年的影响。这些年来，他所办的《画个鸟》、《非关鸟事》、《象不像》等展览都蕴含与观众互动的潜台词。
这种自信并非凭空而来，来自与中国当代艺术一起脉动的三十年。
2、苦闷的艺术
“眼见身边的这些同学太强大了，我没办法画得出来。我走这样一条绘画之路的自信心下降，感到非常压抑。”
上世纪80年代，文艺的春天。1977年高考恢复后，艺术家从西南各地奔向四川美术学院(简称“川美”)。川美于1940年建立，原名西南美术专科学校，是中国八大美院之一。十年浩劫后的川美，聚集了各年龄层的人才，其中77届有“四大金刚”何多苓、高小华、程丛林、罗中立，张晓刚当年在班里属倒数后几名。翌年，叶永青从昆明考入川美。他和张晓刚、周春芽同一寝室，隔壁是程丛林，对面住着罗中立。
“那个时期川美的学生很用功。人人装深度，天天读很多书。每晚10点熄灯后要么点蜡烛在宿舍看书，要么借走廊上灯光，抱书坐在地上看。看不进去也得看一下，这是时代的标志，大家都很饥渴。”叶永青说。
不仅如此，学生们还爱“消失”躲起来画画，像研制炸弹般神秘，返校之日往往是好作品曝光之时。那会，高小华已经画出《为什么》，程丛林也有《1968年×年×日·雪》，到后来罗中立画出《父亲》，何多苓画出《春风已经苏醒》。与“文革”的“红光亮”、“高大全”不同，这批作品热烈地回应社会现实，被称为“伤痕美术”、“乡土艺术”，成为“四川画派”主流，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
“眼见身边的这些同学太强大了，我没办法画得出来。我走这样一条绘画之路的自信心下降，感到非常压抑。”叶永青在云南昆明出生。进校前，曾做过建筑工，当过农场看守，学习绘画完全是野路子。进校后，他才发现连铅笔都不会用。画苏联的长期作业，要买1B、2B、3B、4B等五六支从软到硬的铅笔，而他才拿着一支铅笔上课。“一看到每个同学把铅笔削得尖尖，一字排开呈战斗状时”，他才开了眼界。为了接触西方艺术，图书馆唯一的画册《世界美术全集》要“经过有关人士批准、洗手后才能去饱看，我恨不得把眼睛变成嘴把那画册给吃了。”
由于叶永青和张晓刚两人都来自昆明，所以二人在学校有一个绰号“云南两怪”，他们的画作与“伤痕美术”、“乡土艺术”不同，偏向西方现代主义技法。“我们和四川的同学有些不一样。当时国内流行形式主义画风，产生自云南，著名的如丁绍光、蒋铁峰、吴冠中、袁运生等，他们的艺术更多是逃避‘文革’和政治功利性，借用云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异域风情并结合了他们所理解的现代性。我和晓刚受这种现代观念影响较大，加上受着高更、印象派影响，现代主义情怀更加浓厚。我那时候想成为高更一样的艺术家。”
1982年，叶永青毕业留在油画系任教，张晓刚被分派回昆明。年轻的日子总是艰难。叶永青住在川美分配的十来平方的房间里，画作铺天盖地地挂在墙上，无人问津，仅靠每月领着三十多块的工资，入不敷出。“张晓刚在昆明也是很痛苦，他很想离开。我们当时穷，穷得要死，就每天都想发财、出国，那是当时的唯一出路，但卖作品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没有人喜欢我们的东西。”叶永青告诉南都记者。
“四川画派”名噪一时，成为一种新的标准，身处其中的叶永青与之格格不入，愈发孤独。他每天晚上等着夜幕降临，好以喝酒和画画聊以自慰，这时期他创作了大批向印象派、现代艺术“致敬”的作品。
为了“寻求艺术感觉的源泉”，叶永青经常回云南。当时昆明聚居了很多年轻人：张晓刚在歌舞团当美工;毛旭辉在电影公司当美工;还有一帮来自各地的艺术家。他们相约到圭山写生，那是一个离昆明一百多公里的撒彝族的农村。这段时间，叶永青创作了一批具有现代形式感的作品，如《牧羊村的撒尼姐妹们》，张晓刚与毛旭辉也画出了圭山系列等，形成一股早期独到的“生命流”作品。
3、西南艺术群的雏形
他们的现代艺术价值观，被认为是没有出路;甚至有保守的领导告诫学生，不要成为那两个人。
1985年，在最艰苦的日子里，叶永青与川美校友甫立亚缔结良缘。他们见证、参与了美术史上赫赫有名的“85美术新潮”。
当时的年轻艺术家不满于美术界的左倾路线以及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试图从西方现代艺术中寻找新的血液。整个美术新潮期间，艺术界组织了“珠海会议”、“黄山会议”、成立“西南艺术群体”等。叶永青的同学、已身在美国的高小华曾如此形容这场运动：“主力红军都北上抗日了，留下来的都是一些土八路。”叶永青说，正是这些变化为后来者提供了冲锋陷阵的地盘。
叶永青回忆说，他当时以懵懂的心态卷入了这股轰轰烈烈的美术思潮。“当时王广义很敏锐与充满抱负，他写信给我和晓刚，邀请我们参加1986年的《八五青年美术思潮大型幻灯展暨学术研讨会》(史称‘珠海会议’)，写得很夸张，说一个伟大的时代来了———我们正在书写历史!我们看完了以后就笑了一下，就把这张纸给扔掉了，根本没去，而从珠海回来的毛旭辉非常激动，说大家应该做些事情。”同年，张晓刚也调至四川美院，在他俩身边形成一个小学术圈。
“西南艺术研究群体”应运而生。“成立大会”在毛旭辉家里进行，当时他住在昆明和平村电影公司的宿舍，成员有叶永青、张晓刚、潘德海、张隆、苏江华、杨黄莉、毛杰，贵州的成肖玉、任小林，四川的杨述、王毅等，还有学者邓启耀等40多人，“西南艺术群体以出生于云南的艺术家为主，包括云南、贵州，但在艺术传统上更多地受惠于四川美术学院的教学的人。我们的理想很简单———就是改变这种社会艺术状况。”毛旭辉说。
与此同时，全国纷纷出现独特的艺术群体，北方的“理性绘画”，湖北和湖南的艺术群落，南方的“厦门达达”，西南的叫“生命流”，即对生命的阐述和表现。两年后，吕澎在成都策划《西南现代艺术展》，西南艺术群体进一步为人熟悉，吕澎、王林等批评家活动开始进入艺术的视野。
话语至此，叶永青特别强调，“现在在业界谈论的西南艺术研究群体，只是一个非常短暂的存在形式，真正的活动还不到一年，真正让西南艺术家之间能互相受惠与持续的，是一种口口相传的相互影响，以及友谊。”
然而，这些活动与影响，丝毫没有改变当时叶张两人在学校的地位。他们的现代艺术价值观，被认为是没有出路;甚至有保守的领导告诫学生，不要成为那两个人。
“当时整个社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变化———我们身边的很多人更靠拢主流价值观，有的变成生意人，有的开始出国，过去四川画派的风格已经转化为一种流行的风情商业画风。不会有人收藏我们的画作，依然非常边缘。”叶永青说。
压力很大。而一次卖画经历最让他哭笑不得：有位台湾收藏家在上世纪90年代收藏了很多四川的乡土写实，“全院的作品都放在一个过道上供挑选，其中有我和晓刚的，他看了一下说‘把这两个人的东西挑出来’，然后我俩还有点得意，觉得可能成功了，没想到他说‘除了这两个人东西不要，其他的都全要’。与平常画画不同，当时我们作品贴了很多别的材料，他就问‘会不会掉?’我真不知道怎么解释。”到了1987年有位日本留学生用200块兑换券各买了他们每人两幅画(200块钱兑换券等于400元)后，张晓刚马上扯着叶永青，拿这笔钱去成都“提亲”，他不至于身无分文地结婚了。
两人坐上了去成都的火车，像大款一样吃喝，整车人都很惊讶。第二天才到，家里没有家具，两人跑到街上，睡在地上。张晓刚给了叶永青一个睡袋，其实是一个塑料袋，睡在里面满身都是汗。这是他们第一次赚钱和花钱的事。
4、当代艺术开始火起来
“它制造了一种制度化的形式，和商业、媒体、赞助、研讨、策展等等各方面关系的处理。直到今天许多展览还仍然沿着这个模式在走。”
如果说在上世纪80年代的当代艺术是苦闷的艺术，那到了1990年之后，在市场经济主导下，艺术与市场的关系突出，当代艺术家的生活好转，逐渐进入公共话语体系。
1989年的中国现代艺术大展，是一场聚集了上百位整个新潮美术成就艺术家的文化洗礼，以肖鲁的开枪告终。在叶永青们无望之际，作品突然被藏家以万元收购，当起了“万元户”。“我们全都活过来了，带着一大包的钱回到重庆。我用这笔钱给女儿买了部钢琴。”后来另一个台湾收藏家到川美，用相当于当时天价买下叶永青家里那整堵墙的作品，他有钱了。
“1989年后，中国引起世界的关注，在艺术上也是个分水岭。”叶永青与其他艺术家真正有机会走进西方。在新的环境里反思过去与未来，“过去带有革命性、前卫性的作品，放到西方另外一个语境下，就像拳头打到棉花上，没有用了。”而在国内，中国当代艺术的出场是以市场为契机，这体现在1992年吕澎以及黄专等批评家操作的首个广州双年展上，这是中国美术史上首个由个体的批评家引导企业家赞助的展览，叶永青等人全程参与。
1993年，批评家王林与叶永青、毛旭辉、周春芽、张晓刚和王川等艺术家共同举办《中国经验展》，“这是首次艺术家与批评家共同探索的自我扬名的模式”。
叶永青那会还没剃光头，创造的《大招贴》系列将各种社会、政治符号拼贴在一起，类似涂鸦“写日记”。他还把招贴做成丝绸，可以折叠放提包里，“像跑江湖一样，在国际展览上到处展示”;而张晓刚的《天安门》都有着强烈的本土文化意识。其间，让张晓刚享誉国际画坛的《大家庭》系列开始萌芽。
“《中国经验展》为以后西南艺术家走出来提供了一个展览的基本模式，同时也是一个成功的范本。它制造了一种制度化的形式，和商业、媒体、赞助、研讨、策展等等各方面关系的处理。直到今天许多展览还仍然沿着这个模式在走。”叶永青介绍。
1997年，一个普通的阑尾炎手术感染创口不愈，叶永青辞去川美教职，回到故乡云南。同年，张晓刚亦辞去教职，1999年他离婚，到了北京花家地，创建融艺术创作与生活于一体的工作室，随着俸正杰、邱志杰、曾浩等人陆续入住，形成一股区别于圆明园、宋庄的花家地模式。其他西南艺术家如毛旭辉一直在云南，潘德海去了北京，曾浩先去了广州后又赴北京。
回到云南后，不甘寂寞的叶永青在1999年建立了上河会馆。两年后的春天，一个以“创库”命名的艺术家工作室群体在昆明一个废弃的工厂车间里建成。中国当时画廊业并没崛起，仅有北京的红门画廊、上海香格纳画廊等为数不多的当代艺术画廊，而创库是国内最早建立的艺术主题社区之一。
在昆明八年，他给朋友们办了很多事。那时艺术家没有展示作品的地方，最宽敞的地方是家中的“床”。他给他们找地办展览，分文不收地帮艺术家卖画，还呼朋唤友到处喝酒，为的是让艺术家有一席生存之地。
“1999年办上河会馆的时候，晓刚的价钱不过千把美金，周春芽的作品一万人民币，老岳(岳敏君)、老方(方力钧)也就一两万美金，这些基本上都是海外的价钱。但在当时都是高价。”叶永青解释，“市场的井喷以张晓刚首次拍到百万为标志”，在2006年纽约苏富比拍卖中，张晓刚的作品《血缘：同志第一百二十号》(1998年)以809.8万元的高价居整场拍卖的第一位。
“艺术家找到适合的土壤，就会在那生根、开花、发芽。我的问题是我总选择了太贫瘠的地方。很多人觉得我做这种事情是我为别人去付出，但我清楚这是一种渴望改变，要让自己有舒服的环境。”叶永青说今天大多成名的艺术家，已少有上世纪80年代的匹夫之勇，“由于今天社会对文化的世俗的经验的扭曲，人们已经忘掉了这样的本能，成功的艺术家出场需要前呼后拥;在众声喧哗中，匹夫之勇与单枪匹马被视为可耻的东西，但对我来说就是美德。我不用整天为市场发愁、步步为营，用心选择，能睡到自然醒就好，这也是一种喜悦。”
十多年前，叶永青在伦敦看到美国照相写实主义大师克罗斯的回顾展，找到艺术共鸣，开始画鸟，画一些随便涂鸦的符号。没想到“鸟”，最终把他推向世界。现在的他渴望拥有自由，再逞匹夫之勇，早日成为那个“雀神怪鸟”。
对话
吕澎、叶永青：常识的匮乏，让大家对艺术的关注聚焦在钱上
南都记者在大理采访叶永青时，适逢吕澎在与叶永青商量年底在成都当代艺术馆举办的《赭石》一展，叶永青将展出全新作品，吕澎任策展人。他俩有着20多年的交情。
南都：你们当初是怎么认识的呢?
叶永青：我对他印象很深，他戴副眼镜，就是一副有单位的样子。当时我和张晓刚都很穷，他请我们去吃火锅，我记得很深刻，结账的时候他从包里抽出一张崭新的一百块，那是一个很体面的举动。而我们要付出的代价就是要帮他找一本《美术》书。(1986年左右)
吕澎：我从大学开始就一直翻译一些美术书籍，所以对艺术有兴趣，加上我本来就很喜欢画画。晓刚是后来才认识，我在成都的时候，是春芽把他带到我的家里去的。当时看到叶永青的时候，就觉得他画得很好。
我们以前的交流就只靠书信或者只能心意沟通。但现在有了画廊、媒体这些平台。以前的消遣就只能在街上到处乱逛。城市里就那么几个艺术家，找着了就到达了这个城市，找不到也没和这个城市有什么关系。现在不一样，已经形成一个行业了。
南都：有人说当今的中国艺术市场是处于病态发展时期，从艺术家的角度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史论学者又是如何看待?
吕澎：艺术市场是个很值得关注的话题。在文艺复兴时期，教皇让米开朗琪罗画壁画，价钱没谈好，他就离开佛罗伦萨，赞助商就马上把他叫回来满足他所有要求。实际上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就是这么一个状态，有时为了争取天顶画这一项目，各个工作室都会打起来。有很多人钱多了就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实际上，艺术与资本的关系与钱多与否无关，而是和他本身的金钱观、世界观有关。我们今天把所有问题归结到市场价格这一个问题上，是片面的，说明现在的艺术市场并不是一个完整体制。
叶永青：这些争论与艺术的含义是基本一致的。当代艺术在中国一直经历着很艰苦的成长过程。我们国家的艺术也是一直在没有主流的情况下发展的，包括艺术学院的教育。艺术学院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在教基本东西。在这样的一个逻辑，当代艺术带给人们的经验不是文化经验，大家对艺术更多的关注是在金钱上。当代艺术这么多年来只长出一条腿，这条腿就是艺术市场，而关于教育，关于常识的那条腿并没有长出来。所以当代艺术并没有给予公众常识，人在观看艺术的时候，艺术给人的感受是钱。
资本规模化实际上是从拍卖开始的，真正起爆发性变化的是在90年代初开始的拍卖。让艺术完全世俗化，但也是一个相对比较公平、公开的体制。当然，当中也存在歧义。艺术家还是需要有能够让人心甘情愿从腰包掏钱出来买的作品。如果不卖作品，那(绘画)和做慈善没什么分别。
其实艺术市场最大的泡沫不是市场资本问题，是艺术区。像川美附近的工厂都租完了，二年级的学生就开始租巨大的工作室，后面还跟个助手帮忙拿着公文包、电脑，皮鞋擦得很亮，和老板的打扮完全就是一样的。这些学生可能是很早就和画廊签约了，这都是简单模式。但他们很快就会遇到问题，如果市场缩水，影响最快的就是这拨人。
南都：近日，微博里盛传栗宪庭探访宋庄生病的艺术家，呼吁关注宋庄艺术家的生活状态，其实宋庄百分之七十的艺术家活得挺苦的。
叶永青：在伦敦，每个艺术家都会出去给人刷墙壁，艺术是他们的梦想，不管多困难他们都要去克服，不光在伦敦，全世界都是一样，这很普遍。德国大学里的教授都是公职。艺术不能用“卖”去理解。
而中国却有着另一个模式，学生们从一年级开始就被告知可以靠艺术发财。艺术家本来就不是一个职业。现在很多老师自己卖画，也帮他们的学生卖画，与画廊建立关系。我觉得国家应该给予救济，而真正能够得到救济的有两种：一是连温饱都不能解决的艺术家;二是有创造力的艺术家。我所说的救济并不是帮忙卖他们的作品，而是当他们有好的想法时，给予帮助。
国外有很多基金会，像荷兰的王子基金会，最大的福特基金会。而英国的基金会又有不一样的运作，他们会帮艺术家找赞助，基金会下面有很多艺术信托。这需要艺术家申请，提出需求。而中国没有基金会，艺术唯一能靠的制度就只有市场，只有市场比别的制度好一点，公平一点。
【编辑：陈耀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