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红在画室
1999 繁衍 布面油画188x230cm
“我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人，我的生活非常单纯，经历也很简单，整个的生活就这样平面地一天天这么过去，咱们这时代就是这样的，没有动荡，也没有战乱，所以生活本身就是这样。”喻红这样描绘着自己的生活。
喻红的名字，是姥姥给起的，希望“长大后越来越红”。喻红的母亲早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后来从事美术编辑，受到母亲影响喻红喜欢画画，当问到长大后想当什么时候，幼时的喻红总是说想当个画家。
1980年喻红考上中央美术学院附中，这是文革后央美附中首次招生，从此正式开启了自己的艺术生涯。1984年进入央美油画系三工作室学习，师从詹建俊先生，1988年毕业后留校一直至今。这一路走来如此顺畅，从某种程度上看，喻红是幸运的。
《大卫》像和央美
“素描是一切绘画的基础”，徐悲鸿的这句话深深地影响了建国以来的中国美术教育，上世纪40年代，徐悲鸿用自己的画从法国换回第一个大卫石膏像，大卫像成为素描训练中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如今在央美石膏馆，放置着《大卫》、《背负的奴隶》、《萨摩色雷斯的胜利女神》、《摩西》、《晨》、《暮》、《昼》、《夜》等石膏像，这些都是从雕塑原作上翻下来的，国内很多学校的教学用石膏像都是翻制这些的。
在央美众多的素描作品中，“喻红的《大卫像》被认为是最好的一张”，中央美术学院原院长靳尚谊在《素描六十年》展览现场这样评价道。关于大卫像，中央美术学院内流传着非常有意思的桥段。其实在喻红《大卫》之前，还有一张被认为是美院建院以来最好的《大卫》，他的主人是徐冰，他曾回忆道，“我们是属于文革后最早一届恢复画画的，大一下学期，张大国老师给他们最后一段素描课安排了两周长期作业大卫。”那个寒假，徐冰没有回家，想看看自己素描能画到什么程度，每天全身心地投入到素描中。“一个寒假下来，我看到了一个从纸上凸出来的大卫石膏像，额前那绺著名的头发触手可及。”徐冰说。
当时，靳尚谊会不时到各画室看看，有一次转到徐冰所在的画室时候，他在徐冰的《大卫》前站了好长时间，什么都没说，徐冰当时也迷惑，不知道什么情况。不久传出消息：“靳先生说徐冰的《大卫》是美院建院以来画得最好的。”
“不过随后就被喻红的《大卫》取代了”，美院大一一般强调基础训练，《大卫》是必不可少的科目，喻红也在重复着这样的过程。1980年，喻红刚上大一，也被布置要画一张《大卫》，她花了四个星期创作了被靳尚谊誉为“央美史上最好的一张《大卫》”，并且在1981年登上了全国美术素描教材的封面，这在当时是莫大的荣耀和肯定，喻红的名字也随着这本教材为全国美术界所知晓。
追忆当时的创作过程，喻红回忆道：“在以前美院附中的时候，讲究空间、结构、体积，画的时候经常忘记了你画的是什么，我觉得从这张《大卫》开始，我就能感觉我在画的是什么东西。”
喻红的《大卫》始终被模仿，从未被超越，一届届学生学习、临摹着，但它到如今依然被认为是最好的一张。面对这一评价，喻红说：“我觉得这主要是因为现在人不那么画了，不那么死磕了，各种想法很多，诱惑也很多，真正坐那儿画的人不太多了。”
“88年我从中央美术学院毕业，我的导师告诉我：你被留校了。我很高兴，因为只有最好的学生能有机会留校任教。”此后喻红一直在央美从事教学工作，地点从王府井到二厂，再到望京，她的素描课也被评为中央美术学院优秀课程。她的教学深深地影响到了一届届的学生，同时教学和学生也影响到了喻红，“我觉得当老师对我的创作来说还是有影响的，在时间的方面肯定有影响，对于艺术的看法，跟自己独自在画室画画是有很大区别的：你一个人在画室画画，可能觉得这个人的方式、方法不对，可以直接摒弃、屏蔽，但作为老师来说，你不能对学生这样。我从1988年留校任教，经历了一批批学生，这些学生各式各样的，有张扬个性、特别自我的，也有非常传统的。作为老师，你不能因为不接收学生的风格而拒绝学生，要尽力引导学生，多去看待学生身上好的东西，要包容。”
喻红在2006年开通了博客，把自己看展览的作品照片贴到博客上，开始没有特别在意，“后来我发现好多我的学生在看，所以我觉得我有一点义务性的，我看过的东西也希望学生们能够看到。虽然你不可能通过一个博客、图片对一个展览有深入地了解，但可以让学生知道有这么回事情。有时候也把学生作品贴上去，帮他们做一点宣传。”喻红说。2010年4月18日在北京尤伦斯艺术中间举办了由《喻红策划潘琳、苑瑗：物非物》展览，喻红推荐了自己的两个学生参加这个展览，让社会、大众更快的了解年轻艺术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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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情路上的“美丽失误”
喻红曾是学校的校花，身边从不缺乏追求者，喻红丈夫刘小东曾讲过自己追求喻红的经历，他经常在校园里练武术，在女生宿舍楼下表演，打沙袋什么的，想引起喻红的注意，最终他的愿望得偿所愿。对于这段，喻红幽默地说：“这完全是失误造成的，因为那时候见识太少，没见过几个男生。美院附中是一个很封闭的小院，大概前后有三届学生，就是在里面读书，顶多出去美术馆看看展览，没见过太多男生。”
此后他们一同考上美院，共同进入油画系三画室，毕业后一同留校任教，喻红在美院，刘小东在附中。在恋爱多年后，1993年喻红和刘小东在纽约结婚了。
他们还曾在1993年主演过王小帅的《冬春的日子》，这是一部以刘小东和喻红为原型的电影，“男主角叫冬，女主角叫春，都是画画的，两人从学校毕业后，找不到生活的出路，想卖画卖不出去，遇到各种困扰，最后女孩子春选择出国，去寻找新生活，冬则进了精神病院。”这部电影虽然包含了导演很多的思考在里面，但基本上反映了刘小东和喻红当时的生活状态，故事的结尾可能就是他们的未来。
但现实生活却未按照电影的预期发展，“我们尽量想挣脱这个寓言”，喻红和刘小东如今都已经成为美术界的著名画家、模范夫妻，成为众人羡慕的对象。2009年，时隔16年，王小帅再度以喻红为主角，拍摄了纪录片《冬春之后——喻红篇》，片中刘小东满坏醋意地追问喻红是给谁发短信，偶尔戏言“我们现在没有爱情了”。他们挣脱了《冬春的日子》中的结局，以另外一种方式生活着。
“刘小东坚持说他已经开始长得像我了，但是我出去买东西的时候人家会说你是东北人吗?我已经有东北口音了。(喻红是北京人，刘小东是辽宁金城人)”喻红说，二十多年的共同生活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两人。
在艺术创作中，因为他们都是从附中、美院到留校，都是三画室，师从詹建俊老师都选择了架上绘画写实油画，目前两人还都在画画，相同的教育背景，注定了他们在艺术创作中有很多相似的东西，如果说两人之间没有收到对方的影响不太现实。
但是他们也存在着一些差异，“我们俩一开始就是各干各的，上学时候你画这个作业，我画那个作业，从一开始就互不干扰。”相对于其他情侣，两人在很多方面都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两人拥有各自独立的画室，各自相对独立的工作环境……随着在各自艺术道路上的前进，两人之间的差距开始逐渐明显化：“刘小东是走向了社会现场去写生，把自己置身于更大的一个时代背景，而且跟时代性的事件联合在一起;喻红则是向回看，她现在很多的绘画是跟传统图式、样式联系起来。”郭晓彦说。
2007 赵波和喻红之二 布面丙稀 250x300cm
目击成长
1994年8月12日，在北京一个叫刘娃的女孩降生了，她是喻红和刘小东的女儿。刘娃出生后，喻红把精力转移到家庭和孩子上来，有四五年时间没怎么画画。
“这是因为我有孩子了，看着孩子的成长，从一张白纸、天真无邪的状态，最终变为一个社会人，我也开始反观自身成长的过程，受到家庭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觉得成长是一件挺有趣的事情”，喻红开始尝试将自己和刘娃的成长经历放在一起。
与此同时，喻红也在寻求绘画新的可能性，“其实绘画挺难的，因为绘画是一种平面作品，能否吸引人得注意就在一两秒钟之间，而电影是让观众不断地进入的过程，有时间的概念。另外，绘画的各种样式、风格的可能性基本上都被前人尝试过了，做一点新的突破是很难的。”经过不断地思考之后，《目击成长》系列的想法开始在喻红脑中日益清晰。
从1999年开始，喻红开始创作《目击成长》，记录了自己和女儿刘娃的成长历程，在油画作品的旁边放置一张当时历史图片。虽然这是描绘的喻红和刘娃的成长历程，但带有了时间的线索，将自身的个人经历与当时大的时代背景联系起来。这个系列是喻红最具自传性的作品，也是她作品创作的转变时期，《目击成长》被喻红认为是最重要的作品，永远不会对外销售，而且她会一直画下去，时间越久作品越有意义。
喻红的作品风格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变化的是绘画中的题材：早期的肖像系列到后来的丝绸作品和金色系列，都有很多个人视角和个人经验，这也是在新时期绘画的一个重大转变，从强调宏观叙事到新生代(喻红和刘小东是新生代的代表人物)的强调个人体验;从《目击成长》系列开始，喻红将个人体验和时代背景结合起来，创造了属于她自己的独特风格。
喻红不是一个多产的画家，在《目击成长》后，只举办了《一个女人的生活--喻红的艺术》、《时间内外》、《金色天井》、《黄金界》几个展览。
在喻红的画室中摆着几张她和刘小东的画像，“这是女儿为我和刘小东画的生日礼物，每年会画两张。”说到这段的时候，喻红嘴角留露出淡淡的微笑。
2011 昏睡百年 418x600cm 布面金箔丙稀
从女人角度观察世界
男女平等，可能是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但在现实情况中，男女因为不同生理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平等。上世纪七十年代，一场争取妇女解放的女权主义运动在欧美等地上演，在艺术上，芝加哥、奥基弗等女性艺术家被认为是女权主义艺术家的代表人物，这股热风也与80年代末吹到了中国，女性艺术家联展等各种形式的活动在中国生根发芽。
其实，现在看来，中国可能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女权主义艺术，近几年研究女权主义的学者日益减少，相关的活动也开始逐渐减少。很多女性艺术家非常厌恶将性别作为看待艺术的一种方式，“女权主义艺术家”，甚至“女性艺术家”都会引起一些艺术家的反感。
无论从历史，还是从中国现状来讲，无论画画还是装置、影像，女性艺术家都非常少，而且都面临困难，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普遍存在。我们一般称呼从事艺术的人为“艺术家”，而单独提出“女权主义艺术家”、“女性艺术家”，就被认为是此地无银三百两，就跟我们有时候听到老人在公交车上被让座之后，会非常生气，觉得自己没有受到尊重。
当记者问喻红说：“你是一个女性艺术家吗?”，她回答道：“我觉得性别是一个本身存在的东西，你没办法改变，可能有些艺术家有点太敏感了吧。
回避‘女性艺术家’的称谓可能更多地是一个策略的问题，最终跟艺术本身没有太多的关系。艺术家或者某一类艺术家的界定是批评家的工作，他可以把你归为女性艺术家，也可以把你归为中国艺术家或者写实艺术家，其实你觉得那个标签都符合你。对艺术家的归类这都是批评家的工作，我的工作就是一笔一笔地画画。”
在喻红的作品中，我们经常会看到处于各种情绪中的女人，但是男人的的形象却很少或者处于边边角角，女人才是他绘画的主角，“因为我了解女人，在称谓上，我不太在乎别人究竟视我为艺术家还是女艺术家;但作为画家，我从女人的角度观察、体验世界，女人不怎么关心政治符号，更强调对生命本身的体悟。”
虽然说了这么多，但是对于喻红，我们并不能够说“了解”。要说对于喻红的了解，可能喻红的母亲和丈夫更深入。
“她天性厚道、无私、纯洁”喻红的母亲说。
“她性格很好、特别稳、特别自信，什么她都干，画也画得好，精力超人。”丈夫刘小东说。
【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