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学者刘半农是因为被嘲笑不懂西学，才又去了欧洲学习。只是他并没有发现国内那些文化精英一致肯定的西方先进文明，尤其是世界大同的文化认识，反而民族文化的狭隘意识在西方文化中一点也不缺少，甚至有的文化认识比中国传统文化还要偏激。所以，他发恨说：“我家门口以后要贴个字条：不说中国话的人不准进。”回国后，看见报刊、钱币和街道招牌上有外国字，便说是“殖民地现象的见端，在有心人看了，正应痛心疾首。而不料另有一部分人要先意承志：人家还没有能把我们看作殖民地上的奴隶，我们先在此地替他作预备功夫，此诚令人凄怅感喟，欲涕无从也。”
我们不能反对那个时期学习西方文化的必要性，但也不能罔顾这些精英经过学习和思考后的幻灭事实，形成一种错误的认识，诱使人们接受中国文化完全转向西式文明是一种文化进步，这种误导才是中国文化发展最大的隐患。很遗憾的是，近百年来，总是有这样的人做这样的事，例如陈丹青对于徐悲鸿的评价：“不必通过所谓‘国家学位办’的学历与资历审查，不必经过科级、处级、局级、司级等干部升迁的过程，不必由国务院讨论任命……这一切，那个时代都没有。他徐悲鸿有才学、有名望、有作品、有抱负，他就能施展。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规定能够阻拦他……”这种评价虽然看着很过瘾，但实在不符合事实真相，徒然地过过嘴瘾，更谈不上能理解徐悲鸿之所以成为徐悲鸿的真正原因。
时代的选择
对徐悲鸿，我年轻的时候，确实曾经义愤填膺地批评他，以为他是中国艺术的罪人。但现在回头再看，忽然觉得他实在是天下少有的可怜之人。不仅仅婚姻生活不是很幸福，更重要的是在一个画家最该出成绩的时候，撒手人寰，满腔抱负，转眼就灰飞烟灭，身后之名，也就任凭后人指点，以悲鸿先生之强烈个性，必然是十分痛苦。
之所以说徐悲鸿是个悲剧性的人物。是因为作为新中国美术届的开山掌门人，一定有很多说不出的苦衷。于是，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他都触犯了艺术界所有的利益集团，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今天的传统派画家在批评他，以为若不是他提倡写实主义，把素描、速写这些东西作为学习绘画的基础，中国画也不至于陷入两千年来之低谷；今天的前卫派画家也诋毁他，以为他不过是洋垃圾的倾销者，不是他的阻拦，现代艺术之花早就在中国遍地开放了。前卫派画家的水平有限，且不去管他们，但要命的是那些传统派画家对他的批评，才最能刺痛他的神经，因为他可是一个自负有传统文化精神担当的人，是一个视孔子为巨人的人，更自以为，或他人所推崇的，是拯救中国艺术之弊的当然责任人，否则，也不会拒绝参加1929年中国现代史上的第一次全国美展，更不会连续写了数篇今天还在被研究的美术评论《惑》之系列了。然而，求仁未能得仁，一如王导之“虽不杀伯仁，伯仁因我而死，”徐悲鸿如果想到中国绘画的命脉会因他而有断代之虞，相信他也会痛哭流涕的。
然而，以我对徐悲鸿的理解，我觉得，幸亏是徐悲鸿当了首任掌门人，传统绘画还存了些颜面，比如齐白石，比如黄宾虹，比如潘天寿这些人，还能保存体面。因为徐悲鸿的骨子里还有传统文人的精神残余，虽然未必纯粹，但已经足以令其对艺术的认知和中国绘画的鉴赏有一定的水准。要知道，那个时代，悲鸿是肯定要有的，只不过看是徐悲鸿，还是刘悲鸿、施悲鸿、江悲鸿了。时代的大潮就是要引进西方，乃至苏式的教育体系，这是谁都阻挡不住的，否则，江丰就不会在一堆老先生面前，大谈中国画没有用，不如油画能画大画了。潘天寿还很认真地去画大画，以显示江的判断不正确，也太理想了，就算中国画能画大画又能怎的？孙子曰：“漂流之势可以激石”。谁能抵抗时代的步伐呢？
徐悲鸿就是被那个时代选择的。所以，万幸吧！徐老总是对绘画艺术存有满腔的热情，而他的艺术观念也最大可能地附和了中国传统艺术的发展。就艺术来说，其实无论东方，还是西方的艺术，只要它基本的目的是向上、劝善的，都是好的艺术品。任何伟大的艺术品，都含有丰富的伦理价值内涵，这不会因为东西方文化的不同而不同。所以，虽然徐悲鸿迷信执着于西方安格尔以来的线描传统，但他还是对于艺术的社会、道德责任有非常深刻的认同。所以，中国艺术中的写实传统虽然被极端化了些，虽然造成了伤害，但似乎也没有到紧要关头的地步。至于之后被踏上一万只脚，那时，徐悲鸿已经作古，当然他是始作俑者，也逃脱不了干系，只能说，后来中国艺术的发展恐怕也不是徐悲鸿先生愿意看到的。如果他能活到80岁，他大概也会如刘半农、钱玄同一样，多少有些悔恨吧？
所以我反对辱骂徐悲鸿，冠之以传统罪人，这未尝不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情。而且，文化最重要的就是宽容，宽容的精神才能保证文化的发展不失其正。但是一味地追捧徐悲鸿，将他设置成一个标准，并以之来否定今天的成绩，也是不能接受的。陈丹青犯的就是这样的错误。徐悲鸿的名声，地位都不是凭空得来的，没有中国的学位办，但有外国的管他，他的所有作品也好，文字也好，都有自己的准则，怎么会没有机构来管他呢？他又不是一个纯粹的无党派，在体制内当领导，居然没有人能管他，说这话，也太一厢情愿了。而且，即使是在民国时代，徐悲鸿也不是想怎么做就怎么做的人，至少在他的心中有一个体系是完整的，绝对不允许他顺着自己的性子乱来。而且，陈丹青所期许才学、名望、作品、抱负这些因素，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尤其是名望，如果没有足够的立场和遵守的游戏规则，名望是不可能获得的。陈丹青是一个画家，而且还是画油画的画家，说这样的话也能理解，但是，他试图营造的那种抛弃一切规则的文化认识，其实在任何文化领域里，包括西方文化中都是垃圾，都值得我们警惕和抛弃。只是在现在这个时代，良莠混杂，人们有时候真的是难以去辨别有机品和基因产品，从而以恶为善，在邪道上越走越远，一旦如刘半农和钱玄同那样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就会追悔莫及了。
当然，无论是艺术上还是具体生活事例中，徐悲鸿也并不是没有缺憾，而正是这些缺憾使他的身后之名必然会受到历史的重新评价。艺术上的缺憾不是我能阐释的，我只是说说我对他所做的一件事，是很不以为然的。
想起徐悲鸿在《美展》第五期发表的《惑》开头便说：“中国有破天荒之美术展览会，可云可喜，值得称贺。而最可称贺者，乃在塞尚[Cezanne]、马蒂斯[Matisse]、博纳尔[Bonnard]等无耻之作。”旗帜鲜明，绝无半点犹豫。但是，对于蒋兆和的《流民图》，他怎么理解？仅仅因为他们的美术主张一样，就可以罔顾民族认同和民族大义吗？这些问题不知道徐悲鸿考虑过没有？我很不理解他为什么会重用蒋兆和，虽然他在初创中央美院的时候确实需要人手，但可以不顾大义而顾小节吗？
孟子说：“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扭曲了自己的人生观，却想因之去纠正别人的人生，没有比这更荒谬的事情了。虚云法师在抗战期间经常为抗战军民做法事，鼓励我方战士英勇奋战，多杀日寇，皆因当时杀敌就是佛法。君子素其位而动，怎可执着于佛法，或者艺术而投敌卖国，尤其不可理解的就是可以堂堂而言是为了艺术，这使我读史至此真正是无语。后来也想通了，历史是至少100年以后的人写的，掩耳盗铃的行径最终只是笑柄而已。我们这些人的作用只是保留那些真正的资料不被篡改和消灭而已。
所以，徐悲鸿不断地说：“弟对美术之主张，为尊德性，崇文学，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等这类的话，说得当然很对，只是，说和做其实还是应该统一起来才好。
【编辑：宋林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