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所受到的近代史教育，总是和一些摄影图片有关的。可以说，那些伴随着我们成长的历史图片，已经内化到了我们的血液里，成了我们视觉记忆的一部分。因此，在我们的深层意识中，那些令我们十分熟识的历史图片就是历史的见证。我们对其总是深信不疑。
最近看了艺术家张大力为个展“第二历史”所编的画册后，我的以上观念完全被颠覆了。在这本画册中，张大力以大量无可否认的证据表明：若干用来说明历史真相的新闻图片，其实曾经被人修改后才付印的。我们所得到只不过是对于历史的虚假印象而已，这也正是张大力将展览与画册称为《第二历史》的原因。比如，其中一幅反映毛泽东主席在十三陵水库劳动的照片，就将身边的前北京市长彭真去掉了；另一幅反映毛泽东主席在机场迎接周恩来总理从莫斯科返京的照片，则将前国家主席刘少奇去掉了。为什么要去掉这两个人呢？因为特定时期的权力意志希望抹掉人们的相关记忆，进而使他们从历史中消失。当然，在这里，权力并不是一个人拥有的东西，而是一个系统与现实世界的特殊关系。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虽然类似做法并不完全奏效，但还是有不少达到了设想效果的例子。先前，因受贡布里希理论的影响，我知道，一个记者或一个人在现实中会发现什么、进而拍摄什么，总是要受具体观念与理论的影响。不过，我在无形中却忽视了一个潜在的事实，即那些反映重大历史事件的图像在发表时其实是与权力意志密切相关的。这首先表现在权力意志对一些记者或个人在现实中发现什么，拍摄什么有特殊的规定。所以当一些记者或个人面对现实要拍摄什么或不拍摄什么，进而保留什么发表什么时，总是有一定标准的。其次，权力意志在一张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图片的发表过程中必然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事实上，在一个充分体现权力意志的政治体制中，图片的生产或发表肯定会按照严格的程序进行，并受到有效的挑选、控制或修改。上面谈到的两幅图片足以说明：只要有权力存在，就会有图像的崇拜与图像的禁忌存在，因此，在需要的时候，其就会变成强加于某一照片的暴力行为。也许，在以上两幅照片的背后还隐藏着我们永远无法知道的故事：或者，有某位重要的人物曾发表过具体的修改指示；或者，有某位编辑不需要上级指示便自觉地修改了照片。但这似乎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权力意志总在“说话”，而且还教会了很多编辑如何去“说话”。难怪法国思想家福柯认为人们所看到的所谓“历史”，其实是权力意志或意识形态的产物，所以他要以“知识考古学”的方法去质问传统的史学原则！
我在看了张大力的画册《第二历史》后，深感他实际上自觉不自觉地借用了福柯的“知识考古学”方法。据知，为了还原历史的真相。他用了三年多的时间，不仅跑遍了许多地方查阅了大量照片档案，还访问了无数当事人，而那名为《第二历史》的展览与画册就是他对一些历史真相的有力揭示。其具体方法是将报刊或教科书上发表过的照片与原照片并置，然后盖上他的校对章。该展由著名理论家巫鸿策划，曾经在六个国家的美术馆展出过。获得了极大的反响。相信这个展览与这本画册对于人们正确理解或研究历史大有益处。
德国著名作家茨威格曾经在《历史是公正的吗》一文中写道：“每一种现实都使用这句残酷的话：‘谁若是有，他还会被给予。’但比这更奇怪的是，历史也不例外。它本应是冷静的、清醒的和公正的，可它也如此，它也有着倾向，事后给予真实生活中表面公正的事情给予公正；它也乐于如大多数人一样，站在成功者一面。它也乐于夸大那些大人物，那些胜利者。贬低被战胜者或者对其缄默。”（《茨威格散文精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很明显，作为文学家的茨威格与作为理论家的福柯在文字的表达上完全不同，但他同样涉及了权力意志对历史给予修正的事实。理解了这一点，茨威格接下来的话就不难理解了：“历史出于缩减需要，却总是把他们的不可胜数的功绩放在少数几个名字和人物身上，记在最强者名下。因为：‘谁若是没有，那他已有的也被剥夺。’因此有必要，读历史不能深信不疑，而是应当好奇般地加以怀疑••••••” （《茨威格散文精选》，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
我尚不知道艺术家张大力看过茨威格写下的这篇散文没有，但我相信，即使他没有看过，也和茨威格的心是相通的。因为他的创作已经很好地证明这一点。写到这里，我突然想起了一个问题，即我们已经进入了数码时代，在今天，修改图像显然是更加容易了。这意味着，张大力的一套查证历史图片的办法将会失效。那么，我们何以面对今后的历史图像呢？
2008年7月29日于深圳美术馆
【编辑：霍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