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种稀有气体”
德国《SUSHI》杂志 & 王斐访谈
“现实”只是汪洋上的一块不断融化的冰，你站在上面随风漂流，如果你不懂得用“过去”丈量他已经融化的面积，你可能来不及踏上“未来”的彼岸，就无从立足了。……世上没有一种东西可以讨好所有的人，只有氧气可以做到，我是一种稀有气体，只在特殊的灯泡里发出魅惑的光。
—— 王 斐
采访者：德国《SUSHI》杂志 许鉴
时间：2010年5月
许鉴：1978年计划生育政策开始推行，你正好是那年出生的，用中国的网络流行语说是坐到沙发了。如果让你选择，你愿意做独生子女吗？为什么？
王斐： 如果让我选择，我还会选择做独生子女，因为孤独对于我是一种财富和启示。
许鉴：同意社会舆论对这代人的批评吗,比如娇生惯养、自私、没有责任感、缺乏自理和协作能力等？
王斐：不完全同意，这代人的批评在我身上失效，独生子女的童年对于我，是担负家族荣辱的使命感的开始，正因为是独生子，因此我受到的家教很严厉，我很早就懂得“责任”和“荣誉感”的含义，对我而言，独生子意味着任何事无法依赖别人，独生子意味着更强烈的责任感与坚强。
许鉴：你觉得这一代独生子女是否具有某些共同点？说说好话吧，这代人有什么明显的优点吗？
王斐：共同的优点可能是独生子女相对而言有更多独处的时间，独处意味着自我意识的更早觉醒，我们更加敏感甚至多愁善感，我们更加有不被打扰的个人空间去幻想未来，自我的意识在内心放得很大很大。
许鉴：对在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里度过成长期的你而言，八十和九十年代有什么特别的记忆吗？
王斐：八十年代最深的记忆是在黑白电视机前咯咯咯手动的调台，在京剧和变形金刚间切换；九十年代的的记忆是上海外滩灰蒙蒙的梅雨季，那时早已懂得少年愁，哪怕石库门老房子旧地板霉潮的味道，都算少年心中的乡愁。
许鉴：对比文革前出生的父辈，你们这一代的精神生活有些什么变化吗？父母在精神上给你怎样的影响？
王斐：我们这一代人的成长环境是物质与精神生活相对丰富的时代，父母们所经历的文革的记忆在我的童年记忆里是缺失的，父母在我的童年很少提起他们所经历的文革，他们带我去的最多的却是无数的博物馆和战争纪念馆。所以在我的记忆中，西安博物馆中秦俑刚毅的眼神和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中的骸骨，总有一种沉甸甸的反差。现在看起来，与父母所经历的文革时代自已所牺牲的青春相比，我的父母似乎更知道，应该把什么更有用的精神与知识传递给我，那就是关于中国上下几千年的荣辱，而不是他们个人的荣辱，我想这就是他们的伟大。
许鉴：为什么选择一个没有眼珠的古代汉族男子作为你绘画的主体？汉服在你的画中象征了什么？什么情绪是你最想在画面中营造和传达的？
王斐：之所以选择一个没有眼珠的古代汉族男子作为我绘画的主体，是因为在西方人脑海中中国人的文化形象有两种，文革时代绿军装五角星的中国男人和秃头辫子的满清式的猪尾巴的男人：首先，文革时代的中国人形象受西方关注是因为西方人的冷战思维，但西方人喜欢用猎奇的眼光看待文革的中国，但我认为文革是对知识和艺术的践踏，所以文革时代的中国人形象是一种羞耻；
其次，满清式的留着辫子的中国人在西方的流行，不得不说到著名的“傅满洲博士Dr. Fu Manchu”，“傅满洲”可谓在西方世界家喻户晓的“中国形象”，他广为流传于电影、电视、电台、漫画贴纸、漫画书，风光西方世界超过90年，这种丑恶的中国人形象和中国的清朝的风范是有关的。在我看来明朝之后的中国的“视觉文化”中除了汉字、汉语被流传下来，它曾经简洁大气的优雅美学气质被后来清代繁琐小气的风格代替。
所以我说：中国最优雅的汉族时代之“衣冠”风度，在当代世界里彻底失语了，所以在当代的世界眼中，说起东方“Oriental”往往总会令人首先联想到日本，甚至有中国孩子会指着孔子像问父亲：孔子为什么穿着日本人的和服。每当我看到日本人用最优雅的仪式供奉着自己祖先武士（SAMURAI）铠甲的时候，相比之下，我真的觉得中国男人的汉服风度确实是自己丢弃的一副精神铠甲，因此中国人的精神面孔在我的绘画中要被重新塑造,我要将记忆中和想象中的神秘的线索和优雅的面孔，复活于我自我救赎的生命印痕。
所以汉服在我的画中象征了一种悲剧精神，一种悲壮的男性意志。而且我画的男人的眼睛都是空眸的，空眸的灵感来自自然界的生物遗骸，一切生物只有眼的空眸和牙齿可以永久的存在，比如人的头骨、恐龙化石，空眸比眼珠更确定、更强烈，空空的眼睛是时空的神秘入口，有夜晚的风出入其中，是一个可以呼吸的地方……空的眼睛也能容纳不同的灵魂，幽深、愤怒、忧郁、优雅……都可以像一团烟雾，寄生在空的眼眶里。所以，我最想在画面中传达的，是剖析当代青年一代中国人面对曾经失落的尊严的症结，同时通过既否定又肯定的视角来重新理解中国人的旧传统与新的时代精神，我一直在寻找当代中国人的尊严之路，反思中国人耻感的来源与精神救赎之路。
许鉴：什么是你创作中想象力和激情的源泉？
王斐：今天现实生活中的中国人的精神迷茫与信仰缺失，以及及时享乐的缺乏忧患意志的涣散的心智，还有中国人面对世界列强的文化竞争中所流露的自卑软弱，这些令人无法忍受的羞耻，在中国人的历史中都能找到答案，羞耻感是我激情的由来；历史中所隐藏的可以改造现实的力量，这是一种浪漫的神秘主义，是想象力的原因。
许鉴：某种程度上，是不是可以理解你的作品带有强烈的文化原教旨主义色彩？你是个文化原教旨主义者吗？对于这个名词你做何理解？
王斐： 首先我不认为我的作品是文化原教旨主义的写照，我也不是文化原教旨主义者，我是这样理解它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其实是基督教的词汇，中国人对它有了含以上的借用而已，文化原教旨主义的中文含义，对中国人而言代表一种母文化对自己个人的一种启示，也是近代中国人某种羞耻心的精神安慰，因为300年前的中国人在文化和艺术上在东方世界是一种强势风格，她强大但不野蛮，她优雅却不失大气，但近百年来中国人的气质和信心都被摧残了，所以中国人非常渴望从过去的辉煌时代得到灵感和信心。
西方人习惯认为“文化原教旨主义”和恐怖主义有必然联系，也认为一个民族“强大”和“欺负别人”有前因后果，但这在中国人看来是不成立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对中国人而言是一种寻找自信心的对精神力量的渴望，中国的艺术家眼中的文化原教旨主义只是一种原始的灵感刺激，与香烟美酒的作用一样，今天的我只可能对历史作出个人化的解读，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所寻求的一种强悍的精英主义与民族信仰的精神宗教，我却反而在新渡户稻造对比于西方骑士精神所写成的《武士道》与山本常朝的《叶隐闻书》里面看到了，我对中国的忧与爱，却反而在三岛由纪夫的《忧国》和《丰饶之海》中也找到了。
难怪八十年前大师辜鸿铭说过：“实际上连日本人都不是真正的日本人，应该说日本人是真正的中国人,是唐代的中国人，那时中国的精神，今天在日本继续着，而在中国却已大部失传了” 。瓦格纳的歌剧和西方哥特主义文学和建筑对我有一定影响，文化原教旨主义在我这里，可以理解成混合了西方 “神秘主义”、“骑士幻想”与中国精英主义的当代精神。
许鉴：你觉得父辈和同辈人在多大程度上能理解和接受你的作品？
王斐：世上没有一种东西可以讨好所有的人，只有氧气可以做到，我是一种稀有气体，只在特殊的灯泡里发出魅惑的光。
许鉴：今天中国的年轻人，包括你这代独生子女是否普遍具有危机意识及文化层面的自省和反思能力？
王斐： 独生子女更加具有危机意识，因为如果你是独生子女，而又不幸夭折的话，这个家族血脉就彻底结束了，如果你不能成功，或者说不能在失败中站起来的话，家族就会因你而蒙羞，独生子女要么极端的娇生惯养，要么极端的独立好强，永不服输，因为他没有退路。
许鉴：80后这一代年轻人有信仰吗？你怎么看信仰和信仰的价值？如果要为自己树立一种信仰，你觉得是什么？
王斐：关于信仰，80后这一代年轻人，有的人认为相信自己就是有信仰，比如通过奋斗改变自己 的社会地位和改造社会； 有的人在忙忙碌碌中认为自己很迷茫，正在犹豫是不是自己也应该有些啥信仰才对；有的人会在现成的世界三大宗教中找到寄托；有的人特立独行，皈依一些古怪的小宗教，或者干脆自己搞邪教，让别人都来信仰自己。
关于信仰和信仰的价值，我认为它是人类灵魂的一日三餐，和肉体需要一日三餐的意义是一样的，而我个人的信仰，是从儿时的羞耻感中树立的，记得大约13岁时有一次发高烧睡在家里，听见父亲向母亲大声抱怨认为我没出息，父亲对母亲说起了1980年代中日小孩联合夏令营的事，在同样发烧的情况下，中国小孩都放弃了爬山，但日本小孩却在父母鼓励下继续攀登的令中国人尴尬的往事，虽然当时高烧不起的我感到很委屈，但刹那间我懂得了什么是羞耻感，我懂得了：在和平的年代，“尊严”对中国人而言，也是一种沉重的使命，虽然并没有裁判，但就是不能输。
“羞耻感”来源于一种压抑和自我厌恶，“羞耻感”会快速的重新塑造一个人的心智，也能为一个人树立信仰，我也许很懦弱，但一旦我懂得了“羞耻心”，我就会变得无比坚硬，因此对于我，信仰就是在最艰难的时刻，相信自己必胜。当然，信仰有时也可以随时随地萌生，可能旅途中一个偶然的片段，也能曾刺激一个人的信仰和使命感，这里我想到自己学生时代的敦煌之旅。
许鉴：怎样的敦煌旅行，能简单说说吗？它对你的信仰与使命感有什么影响？
王斐：2000年的时候，我随学校考察队第一次到达了传说中的敦煌，当时我们的目的主要是观摩壁画和研究佛像的造影风格与艺术，所以本来我以为那只是一次普通之旅，但无意中经历的一幕情景触动了我的使命感，有一大群日本人与平日印象里日本游客的带着遮阳帽和白球鞋的装束迥然不同，他们好像早有准备，身着一尘不染的和服，浩浩荡荡的神情肃穆的集结在莫高窟门口，那一瞬间，他们比中国人更像敦煌壁画中的中国人，而对照鲜明的是中国游客的漫不经心，懒懒散散的像逛农贸市场，所以说，在敦煌的日本人，像一种庄重的仪式；而在敦煌的中国人，更像一种不详的征兆，这些记忆的刺激了我的忧患意识和信仰。
因此，在我眼里的敦煌，不再是图书馆里死亡的标本，也不是千年佛国的旁注，它是信仰的艺术，它是一笔一笔在墙壁上刻出的每一天每一年和每一个你心中牵挂的人，于是我忽然对佛像失去了兴趣，而是重视起佛像身边的凡人形象，特别是被人遗忘的196窟北侧黑暗中巨大的唐武士，他在黑暗深处积满灰尘，当我偷偷攀到他永远不会面朝世人的背脊，我拂去他背阔肌上铠甲的厚尘，竟然看见重彩的牡丹，狂热繁复的露出一大片，殷红得像壮年男人新鲜的肌肉……
许鉴：说回你的绘画。你的画中有一种伴随寂寞的仪式感，这样说准确吗？寂寞和仪式，这两者间有什么联系吗？
王斐：这样说非常准确，“寂寞”和“仪式”，这两者间是有必然联系的，因为在我看来：人只有在寂寞的时候，才离自省最近，你的神情与磁场才会无意中变得优雅和超然，只有这种人与天地精神逍游往来之瞬，才更接近一种仪式，仪式是一种感官的华美，灵魂的净化，心灵的顿悟，而且寂寞与仪式总在人最本真和专注的时刻悄然媾和，成为人的灵感，点化出世界上的每一幅杰作，幻化出地球上每一座城堡，我的绘画也不例外。
许鉴：作为新一代中国艺术家的一员，你用什么样的视点看待历史、现实和未来？
王斐：“现实”只是汪洋上的一块不断融化的冰，你站在上面随风漂流，如果你不懂得用“过去”丈量他已经融化的面积，你可能来不及踏上“未来”的彼岸，就无从立足了。
许鉴：最后，你觉得艺术和创造的价值何在？
王斐：艺术的价值在于关注世界沧桑背后的精神疆域，我的灵魂可以面对它悸动或者颤栗；创造的价值在于让自己知道自己是谁，知道自己可以成为什么，以及可以面对世界说点什么。
【编辑：霍春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