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像文化作为今天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实，图像转向也成为了当代艺术创作中一个趋势，我们并不能忽视这一现象，相反，我们更应该从学术的角度进行深入研究。因此，近年来深圳美术馆以“图像转向”为学术主题，通过举办一系列展览和学术活动来反映和阐释图像在当代艺术创作中的状况和体现。通过展览我们看到，这些艺术作品，不仅体现了当代中国艺术家的创作现状，而且反映出了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个体反思和集体生命体验的艺术化呈现。今年，由鲁虹与孙振华策划的“混搭的图像——中国当代油画邀请展”，将是我馆围绕“图像转向”而开展的系列学术展览的进一步拓展。在青年艺术家当下的创作中，“混搭”可以说是一种新的图像方式与一种新的创作方法论，其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十分值得我们关注。艺术家由于自身生长的社会环境及教育环境的不同，所关注的对象和所要表现的客体也存在一定的趋同性。其实，在审美多样化的时代，借鉴外来艺术的营养，挪用经典图像，甚至解构生活图像和景象，都可以是创作中运用的手段，从“混搭的图像——中国当代油画展”中，我们可以看到艺术家结合自身经历和文化所进行的探索。
一
我们说当下的时代是图像化的时代，生活中充满了各种图像，人们所看到的很多都是技术性手段下的图像。所以由于人们长期处在技术性观式之中，这使得他们个体经验中潜移默化的存在着大量的图像经验。在艺术创作领域，从政治波普开始，我们看到了大量运用图像经验而创作的作品，如在王广义的《大批判》系列。当艺术家将不同文化背景的图像并置在一起时，图像的互渗与交融形成了一个多义的空间，不仅表现了一种客观存在的现象，也传达出来大众在一定历史时期的集体生命体验。而与这种将作品的修辞与意义均由图像来实现不同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一些艺术家开始将图像作为一种叙事手段，或作为一种个人标识，进行大量的创作。然而，伴随着政治波普的蜕变，以及卡通绘画与艳俗艺术的兴盛，各种有关图式性的绘画创作，从本世纪初开始在中国艺术创作中泛滥，给我们呈现了一种个体化、无流派，可称之为 “混搭”的视觉盛宴。
“混搭”在时尚界常常是指将不同风格，不同材质，不同身价的东西按照个人品味拼凑在一起，从而混合搭配出完全个人化的风格。在这里，“混搭”我们可以理解为艺术创作中拼贴、挪用、反讽、戏拟等“图像”处理方式。混搭手法的运用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在一个图像化的时代，单纯的图像变换已失去了艺术本体方面的建设性意义，任何图像现在都可以成为艺术创作的媒介。中国当代艺术中的“图像转向”或者“图像叙事”方式，其最初的先锋性在于，一方面改变了文革以前绘画艺术的叙述方式，建立了一套相对成熟的语言范式与图像修辞方法，另一方面也改变了既定的对绘画艺术的观看经验。今天，随着时代背景的转变，以及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我们再探讨图像问题的时候，作为叙述方式的图像似乎已丧失了其自身的前卫价值，所以在创作上，我们看到的更多的是艺术家对图像多角度“利用”的多样性表现。
近些年来，伴随着文化背景的巨大转换与外来文化的深刻影响，一种新的制像方法与创作模式逐渐出现。在很多当代油画家那里，特别是青年艺术家的创作中，利用艺术与摄影、电脑的交叉融合所获得的图像，或者依赖现代传媒制造的流行图像与符号获取的艺术形象，已经建立了全新的图像修辞学。他们的艺术既是图像的图像，也是对当下生存环境的积极回声。当下各种名目的图像展览在学术文脉上都是以对图像的清理和梳理为主，它不仅凸显了图像时代的文化表征，揭示了图像时代艺术家在创作观念和创作手法上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彰显了图像时代人类的生存境遇及现实关怀，而“混搭的图像——中国当代油画邀请展”也是沿着这样的逻辑展开的。
二
“混搭的图像——中国当代油画邀请展”的艺术家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可以解读的视觉图像，这些图像有些是对原文本或原图像进行的破坏和颠覆，图像在进行混搭之后，产生了一种新的图像组合，而这种新的组合在暗含着艺术家创作观念背后的问题意识的同时，也在一个全新的阐述语境下衍生出新的意义。因文化语境和文本上下文关系的变化，同一文本在不同艺术家的作品中产生了新的意义，而这种意义往往触及到当下的社会、文化，包括艺术本体等方面的问题。从“政治波普”到 “卡通一代”，其实，中国美术界对“挪用”、“拼贴”之类的混搭方法并不陌生，许多艺术家都曾使用过“混搭”的手法，这类方法的大量出现，一方面为舶来品的创新开辟的道路，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当下艺术市场对新图式的需要。艺术家在“混搭”的过程中，不仅折射出自己在思想和艺术表达方面的智慧，也承载着个体对相关艺术与文化问题的思考。
由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艺术中“图像转向”和“图像叙事”方式的先锋性，使得年轻一代的艺术家在其成长的过程中，自觉不自觉的受到了“图像革命”时代文化潮流的影响。他们不再向大师顶礼膜拜，而是随着这股浪潮，用“图像叙事”的艺术叙述方式，来叙述自己的成长经验和经历，创作出一批重视个体情感和文化观念的表达，主题与当代现实生活及切身体验相结合的优秀作品。他们在语言、叙事、风格等方面的探索，给我们呈现了一定时期中国当代架上艺术的一种潮流和方向。“混搭的图像”展的艺术作品使我们看到了，艺术家在当下新的探索、阐释及尝试，不同地域的艺术家结合自身的生命体验，给我们展现了一个艺术语言表现的个人情感和社会现实，“混搭”不仅仅是一种处理手段，“混搭”的背后还涉及到艺术家深层次的意义诉求，以及创作方法背后涵盖的美学问题。
此次展览的青年艺术家的创作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第一、在努力借鉴对西方新表现艺术的观念与表现方法时，十分注重从本土文化中汲取营养。而且，他们常常在一种非常主观化的艺术框架内，任意地拼贴现实、裁剪现实与组装现实。如在李剑锋《99号汽油人》、《X,Y.》、《牛顿第一定律》等作品中，艺术家把看似不相干的人与物组合在一起，传达了当下人在这个浮躁的时代对现实生活的理性认识；第二，在商业社会的滚滚红尘中，他们并不随波逐流，而是仍然坚守自己的价值追求，同时注重对于个人感受的夸张性表达。如在闫珩《请君入瓮》、《与时俱进》等作品中，他用人文视觉的方式给予了观者以多元碎片的呈现，一方面表现了其对人类异化问题的思考，另一方面，亦通过绘画的方式表达了艺术家作为社会中的个体，对自身过往生存经验、识读经验的结构性审视以及对社会性问题的深层追问；第三，在强调从现实生活中提炼观念进行表达时，他们始终强调对绘画性的坚守。如在谢正莉一系列有关树的作品中，艺术家将颜料施于布面，然后又用手、画刀、金属擦等工具将其刮去、打磨，使之渗入布面纤维，层层覆盖，因此画面在薄透中透露出用笔的痕迹和画布本身的纹理，给人强烈的“技术性”的视觉震撼；第四，在艺术表现上，这些艺术家尽管很少使用新媒体进行创作，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借用了相关的图像修辞方式；而且，他们还大胆地挪用了一切现有的艺术手法，不仅包括古今中外的艺术，也包括对大众文化的借鉴取舍。如王轩也、陈子君、夏炎、董重、黄一山等艺术家的作品。
三
当下，“混搭的图像”成为当今一种非常重要的视觉现实，它广泛的存在于人们日常生活的视觉现实和当代艺术的创作中，不同类型的“图像”代表了不同的价值方式，而图像的不断更新和发展，则展现着艺术创作中图像化的新趋势。抛开这种制像方式自身的意义不谈，就单从艺术创作来看，它恰好反映了当下中国艺术家在图像利用上的理解和差异，这种看似个体化、自语式的艺术表现，给我们带来的却是多样的图式化的“艺术繁荣”。
如今，从图像到图式上的转化，已成为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中的一种时尚，艺术作品对于艺术家有些时候成为一种图式符号。于是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当图式成为艺术家们绘制图像的唯一依据时，艺术的创造性就消失了，其结果就是我们所看到的个体图式的批量复制，即所谓成熟的个人风格。而这样的大规模复制，很像商业化大生产，与个体性艺术创造无关，但艺术作品进入商业市场，不代表艺术创作就是在生产商品。所以现在中国当代艺术创作中的一大病症，就是一部分艺术家，将图式作为艺术语言的语法模型，以图式的转换生成，来批量复制视觉图像，从而将个体的艺术创造，转型为商业性的标准化大生产，而这种只能依赖图式去批量生产的没有思想的作品，则会由于工业技术而失去个体所具有的特殊性的思想和创造。
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是，中国当代绘画的主导方向仍然由图像式绘画所主宰。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符号学”相关理念对于当代艺术主流的批评话语和画家的影响。如果说任何符号就像任何言语一样在它存在的上下文化语境中都有自身特定的意义，那么众多的“符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意指系统。所以艺术家在作品中出现的一切图像也都会有自身的上下文关系，多种的图像组合或是特定图像的非自身上下文的展现都产生和具有一定的意义，并反映着现实。于是“符号意义”与“图像叙事”的结合保证了当代艺术“图像转向”的合理性。当下，我们所要批判的就是，这种将艺术作品“符号化”、“品牌化”的创作方式，因为这些作品往往未能真正触及到“图像转向”的问题，仅仅停留在图像描绘的表层，而随意和肤浅的组合并不是图像应有的上下文关系，所以也就没有触及到当代文化现实的内核，只不过是一堆支离破碎的图像。
“混搭的图像——中国当代油画邀请展”中艺术家给予我们的重大启示是：在全球化的时代，借鉴外来艺术的营养是无可非议的，但一定要注重结合自己的文化传统来进行。此次参展的艺术家，并没有在自身建立的图式上不断的复制自己，而是从生活中不断的汲取创作素材，随着现实的转变和自身观念的提高，逐渐转换着实践的角度和方向。实践证明，他们的探索是极为成功的和具有一定意义的，因此值得我们深入地探讨和研究。
【编辑：李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