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当我到居于北京东北部的张方白的新工作室拜访他时，这里的变化让我震惊：以前这个地方是个白酒厂，而现在却颇有文人花园的韵味。当然，为了不被老酒厂建筑所遗留的一些斑斑点点的“悲哀”分心，或者是为了不去留意窗外随风起舞的、脏破的方便袋或邻居家慢慢驶过的梅赛德斯-奔驰轿车，我们可能需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或者有时需双眼同闭。但是，在另一方面，大池塘和花园都一览无余的展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还有花园内雅致的树丛和鹅卵石所铺就的小路。
恰如学者一样，张方白为人谦逊，讲话轻声细语。他不批评艺术家同行，而总是可以发现他人的优点。注意：这并不表示批评态度的缺失或者是缺少个人的意见；这是一种谦虚而又谦卑的处世方法。如果他提出一个问题，他表现出的是诚实、真诚的兴趣——他对闲聊毫无兴趣。至于“夸夸其谈”这个词，我认为张方白甚至不解其意。
张方白的世界和措辞正如他的艺术一样：恰到好处，从不画蛇添足，几乎没有什么颜色感可言（如果从他的绘画来讲）；但又是主题和表情的聚合体。在这些方面，他与一些中国经典绘画大师相似，尤其是宋代名家范宽和梁楷，不必提宋代另一个大家——牧溪。可能你认为我在牧溪的“六个柿子”(收藏于日本京都大德寺)与张方白的“鹰”（第十一号，私人收藏，法国巴黎；展览号XX）之间找到独到哲学关系的这种做法有点桀骜不驯、处心积虑。我指的是主题的复杂程度、个人的但却是对待主题精化的恭敬态度、处理黑白两种颜色的方法、稀疏的灰色调和对柿子和鹰的处理方法。而这不仅是隐含的纬度：在“柿子”一画之中含有非常虔诚的宗教色调和意图，这使得此画成为了禅的象征；而在“鹰”中包含有东西方都具备的政治色彩。在下面，我将深入介绍。
再引入另一位中国早期的画家，他在情趣和技术方面看来也与张方白相似，他就是活跃于十四世纪的因陀罗——另一位使用大胆粗邝的线条和表面上空洞的空间来展示其作品的禅画家。我还没有同张方白谈起这位绘画前辈，但是，我深信他们之间有很多共同点。
张方白的的确确是不打折扣的绅士和学者。尽管多年受苦，为衣食住行犯愁，他的才智未受影响，他将自己的个人价值观付诸于艺术之中，并赋予其生命。他儿时和青年时走过的道路与他现在的人生之路没有区别：做一个真实的我！
张方白在老白酒厂的画室的墙上挂满了画，摆满了关于中国古代绘画的书籍，莫兰迪、宁布朗、八大山人、高其佩的艺术复制品，地方艺术年鉴（现在十分风行），画册，他自己的写生簿、绘画作品。在他的面前总有一个茶壶、一个茶叶筒、不少中国绿茶茶袋和一瓶高品质的中国黄酒。在地板上还有来自于他老家湖南衡阳的朋友新送的礼物。
在巨大的画布上，一幅黑色的作品尚未完工，棕树丝和黑色的颜料混合在一起。在另一幅幅画布上画有一只鹰、一座塔、一幅取景于安徽省某个小村庄的街景、几个水桶、一堆毛笔（主要是大号的，并通常被用来涂墙的毛笔，但现在却成为这位画家的重要工具）、以及黑色、白色和灰色颜料，还有一张可移动的绘画桌上的蓝色或者猩红色的星星点点的痕迹。这张画桌随着这位画家在诺大的画室里的挪动而动。
当然，在作画过程中他不喜欢有人来拜访他。他干吗要允许陌生人打搅他呢？在北京东北角他的世界里，他绝对是主人，如翱翔的鹰一般，在其绘画主题的上方和周围滑翔。
但是，让我们倒退几年，回到张先生在费家村的陈旧的工作室，离他现在的画室大约六到八公里。我们首次就是在那个地方见面的。那是一个寒冷的冬日，室外气温大约在零下十二度左右。或许，他谷仓般的屋内气温更低。
那天，我有了新的发现！自七十年代以来，我一直在中国寻找新艺术（今天，新艺术在中国遍地开花）却一直未能如愿，未能找到能令我心跳稍稍加速的东西。而那天，终于，一位真正的画家、一位伟大的画家就在我的对面。这在很多方面弥补了我多年寻觅未果的遗憾！张方白是我第一位能够以西方视角和四十年来对中国、日本和韩国绘画的无规律的研究相关联的中国画家。
这不仅仅因为这位画家仅仅用西方油画的技法作画（今天两三百万中国画家可能都这样创作），而是因为他在其作品中清晰地表现出了以独立意识创作的“一丝不苟”，使他从现代中国艺术世界的折衷学派（在折衷学派最坏的意义上）中脱颖而出。他的绘画具有其独立语言，并具有内部生命，使得它们能够在追潮之中突出。人们不单单可以看到“气”——佛教和道教的能量——而且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你自己试着站在画有鹰或者鱼的褐色画布前，过不了多久，你就可以感受到气的存在和其无穷的、无处不在的力量。的确，这些主题追随一种传统。但是，同许多其他的画家相比，张方白没有被传统所捕获或者是通过司空见惯的“情感”来模仿这些主题。他以只有真正艺术家才能做到的方式重新创造，添加，重新解释艺术。
他的艺术里面没有情感障碍，而是创造了需求的生命线。他的鸟儿包含一个信息，并且有可能在秉承传统的同时，沿着传统的轨迹，在不远的未来创造一种新的传统。
与许多中国艺术家同行相反，张方白没有跌入许多国人在学油画时陷入的陷井，没有陷入西方油画的概念之中。在如今的中国美院、画室和艺术学院转一转，你可以发现许多仿效西方传统大家的作品，如挪威的爱德•孟克，法国的居斯塔夫•库尔贝和亨利•马蒂斯，或者荷兰的范高，就拿这几个大人物为例吧——这种仿效几乎有点滑稽（如果不是可怜的话）。你也可以发现一些严重倾向于蒙德里安、克利，当然还有，毕加索的中国画家。他们或者仿效本国的成名画家。如果有哪一位画家通过某种形式的作画获得成功（通常是经济上），其他画家很快一窝蜂似的紧跟而上。
创新性和独立性的缺失几乎无所不在。悲观的言辞？可能是，但是这却是整个国家的现状。不管你喜不喜欢！
当我首次看到张方白的作品时，令我震惊的是他的自立精神和时代精神，这种感觉让我舒心！没有多愁善感，没有仿效，没有变态的丑陋或者其他形式的发泄。同时，看到他明显没有追随共产党对苏联不成熟的社会主义的偏爱，创作天下太平之景象：民众在钢铁厂里乐开颜，宛如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民；大集体的农民嘻嘻哈哈；像电影《红楼金粉》中女主角葛羅莉亞•史璜生在最得志时那样，经过精心化妆、拍着巴掌的领导人。这一点令人惬意！
同样令人惬意的是他没有像1989年后出生的那一代中最广为流传的后流行艺术和庸俗文化，这些东西来自于日本的连环漫画和无法抗拒的漂亮女孩。在避免了这些通向“成功捷径”的陷阱后，我认为张方白不光有才智而且有能力成为中国古典水墨画和欧洲油画之间的桥梁，而且是非常重要的桥梁。这可以通过他以墨的技法来运用油墨的方式做到。这是一种罕见的创新。
在他的新画室里，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以塔、鸟和安徽的街景为主题的绘画作品。看着这些鸟儿，回想起了一幅鱼的作品，我的思绪立即转到了著名僧侣画家八大山人（1606-1725），和他的山水画和带有讽刺意味的鹰和鱼。而且我也想起了高其佩（1660-1734）的更具有攻击性的猛禽。但是我的不负责任却又富有想象力大脑也想到了德国的一些表现派画家如马克思•贝尔曼和凯特•珂勒惠支。为什么不能稍稍发挥一下想象力联想到西半球的乔治 • 鲁奥和宁布朗？大名鼎鼎吧？！没错！这样比较当然有点自大了，但是对我来讲，张方白的最佳作品在西方大师的作品之列占有一席之地丝毫无过。当然，他秉承了祖国前辈大师的传统。实际上，相关的名单可以更长。我们还是在此打住吧！
我们为何现在还阅读伟大的作家歌德、里尔克、庞德、李太白的著作呢？我们为何不远千里去听瓦格纳、莫扎特、西贝柳斯的音乐呢？干吗倾听并一睹克丽蒂卡娜娃或者马友友的风采呢？我们为何要到伦敦、纽约或者东京的剧场去欣赏莎士比亚的《麦克白》或《罗密欧与朱丽亚》？
答案是简单的：这些伟大人物在他们永恒的艺术中撰写、创作、描述的表情、言辞和某种事实超越时间、社会和历史界限；他们艺术中的知识和推理剧在今天的含义同上百年前的含义相比毫不逊色。正如芬兰作家和艺术家亨利克（Henrik Tikkanen）所描述的：“不回顾历史或者展望未来的人最好向上看（指舞台）”。
张方白的绘画的确可以归入“永恒”之列。在空间、文化联系和文化环境上讲，这些画当然与我们的时代相关。但是，同时，它们就如所有伟大的艺术一样，居于成见、无知和想象力贫乏之上。这些画并不试图以今天的潮流为模本，而现在的潮流在将来会被淘汰。在知性上，这些作品比中国当代的其他作品更具挑战性，表达起来更加困难。这可能也是为何没有其他画家模仿他的原因：对于大多数模仿者来讲，在传统意义上，模仿张的作品不能立即获利。不能像模仿现行的作品一样迅速赚到钱。
不必一本正经，我的感觉是张方白分析他的作品以便达到一种韵律，获取一种能量和井井有条的和谐。正是因为如此，他头脑清晰，胸有成竹，居于目前的艺术平台而没有在不相干的、但却使其艺术主题模糊（或者是隐藏）的细节中遗失。这种深入的渗透是他的艺术的一个特色之一。
正如我上面描述的一样，张方白的作品与中国艺术史之间有明显的关联，但是这些拼图式的谜可能浮现在我们的视野之中也可能超出我们的视觉。他的世界超出现有存在，具有独立的生命。他的绘画是对我们时代的评论，但是也可以被简单地视作优秀的艺术。
历史告诉我们：文化和品味超越国境、沙文主义的泥泞沼泽和逝去时代的尘灰。如画家前辈马驎、玉涧，张方白是一个超越国境、界限、传统和地方偏见的画家，他展示着从狭隘、剽窃和内容乏味这些“桎梏”中走出的途径。他的灵魂的确是独立的，他的鹰展翅高翔，跨过寻常视野之外，超脱出使得许多艺术同行所陷入的、暂时的流行和潮流，这些潮流离民粹主义近得可怕。记住王尔德的诡辩：“追随风尚的人们容易变得过时！”
在张方白的绘画之中有压抑和共振的声音，它们使人想起管风琴最深沉、最生动的音调。这些声音不仅仅使得乐器而且其周围环境共同回荡。这种音调有时那么昏沉以至于使人们在正午就感觉到厄运或者黑暗的存在。
顺乎自然：张方白的性情通过表面上从容的黑白两色的运用而得到体现。然而，不要让表象欺骗你：使用黑白双色（如果黑和白算得上是颜色的话）所受的局限比用整个调色板更为苛刻。著名的日本禅画家仙崖義梵（1750-1837）曾经写道，如果单单用黑墨作画，最难的事情是画彩虹。张方白可能不会去努力画彩虹，但是，通过使用这两种颜色，他的确创造了生命。仙崖義梵大师不会反对这种做法，而且会为张方白的成就感到骄傲！
在过去的几年里， 我经常到张方白的画室里去拜访他，并欣赏其最近作品。我发现张方白不只是绘画，实际上，他是在用他的毛笔在“雕刻”，他近期的作品尤其如此。这种效果是西方古典绘画艺术和浮雕的某种溶合。通过厚厚的油画层，他使用马毛或者椰子丝与画布相结合，竟然创造出一种效果，使人感到画中的图像恰好漂浮在画板之上。其颜色如此之黑，令我回想起北欧的夏夜：数不清的小湖和水湾和看上去油腻的湖水，具有胁迫感但并不危险。或者是反之？
张方白的画与他的生活经历有直接而深远的联系，这一点的确非常明显。同时，他与前几代的中国画家在沟通、交流，老前辈诸如八大山人、石涛以及——或许——吴道玄（虽然张方白从来不通过步入其作品以逃避现实）。但是，一个大的区别就是张方白从来都不让上述这些画家的显而易见的抒情法成为其作品的目标。他的艺术不是空洞的“唯美主义”。他没有为了艺术而创造艺术。他与自己的主旨保留一段适当的距离，创立了贝尔托特•布瑞希特所说的“间离效果”，因此总是提醒赏画人：他的作品是一张绘画而已，而不是一个可以进去逃避的世界。
从这个角度，他与吴道子就比较相似了。作为赏画人，我们受邀，成为他经历的一部分并步入其经历之中，但是我们时时刻刻明白深层内容与表面内容的区别，而从不将两者混淆。
与中国的一些艺术学院和学校内的老师交谈时，许多教师承认，因为呆板的教育制度，帮助学生培育哲学和心理上的洞察力的可能性是子虚乌有的。结果是，通过三到五年的学校教育，毕业的学生学会了非常不错的技巧，但是仅此而已。我很明确的感觉就是学校的领导阶层应该向学生阐明，技术上的技巧并非是造就真正艺术的最重要的法宝。想要做艺术家，需要学的东西还多得很；这一点是许多青年学生和艺术学院刚毕业的学生好像还没有学过的东西。
毫无疑问，我深信张方白具备必要的经历，因为他的童年生活艰难，后来成功之路又充满艰辛。这个事实在他的许多作品中一目了然，不管其主题是塔，鱼还是鸟。如我们所知道的，对于艺术家来讲，没有好的或者不好的艺术主题；只有好的或者差的画，和好的或者差的艺术家。
不要忘却，在张方白的作品中，他仿佛在寻找界限以便摧毁它，而后再重建此界限。通过他以古典中国画家的方式使用油画颜料这点来看，他同时属于中国艺术史和西方艺术史。他能够以比较厚的油画颜料创造出典型的水墨画效果，如“飞白”——在“飞白”技巧中，画的小部分质料（纸、丝绸、画布或者画板）未被黑色的颜料（或者墨）覆盖住，因此跃入视野。
张方白的“飞白法”尤其特别。他主要在所画物体的黑色轮廓之内施以“飞白法”。最近几年里，他也曾将纸浆和棕丝同作品结合起来，以便调整毛笔在画布上的移动速度。“这些材料使得画家的手挪动地慢一些，有时间通过大脑和手反思自己的作品。”张方白解释说。通过手反思？没错，是这样的。谁说手不能反思？但是，他的话语也荡漾着哲学思想，即，当人在活动时，到底是什么在引导什么？是手在指挥大脑，或者至少是手在推动大脑；还是大脑在指挥手呢？
在亚洲，以油代墨并非是一个很新的现象。在二十世纪早期，日本就有人这样做过。从个人的角度，我从来还没有见过像张方白这样连贯一致地将中国感受与西方技巧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的艺术家。在与中国文化根基保持联系外，他与短暂而流行的冲动保持了健康的距离。
他的画中有力而强大的轮廓，是前几年他的作品受“鹰”所统治的表现；令我们想起其作品与上述前辈，以及与中世纪欧洲哥特式风格的教堂窗子之间的关联：窗上镶有含铅的三色玻璃棱镜；画也隐含着张方白与法国画家鲁奥之间的联系。鲁奥曾在年轻时做过上釉工人，用过几乎同样的技巧，同鲁奥相比，我们可以说张方白在技法上更加残忍，或许更加深入。
在这个环节上，我想引用烟台大学金然教授的话，他是这样写的：“张方白和他的作品使我想起铸铁。他的力量和毅力一直使我感到困惑。他总是下笔刚劲以至于他的作品不需再加以点缀。人们可能不喜欢他的画，但是却无法否认他作品的内心力量。他创造了自己的方向和独有的艺术风格。”
对于中国艺术家之一的张方白来讲，以鹰为主题即有趣又具有代表性。他热忱于这个艺术主题，这一点本身并不特别奇怪。在中国、日本和韩国，鹰是一种传统的艺术主题。从中国宋代（960-1279），或许更早一些，一直到我们的时代，很多艺术家，无论他们是知名的还是默默无闻的，都将这种不寻常的鸟作为图示法的象征。
顺便说一下，无论是东方和西方，许多国家都广泛地将鹰作为标志。这种鸟的活力是力量、自立和权利的象征(陈词滥调吧？)。在波兰和德国的国旗上都有鹰的形象。俄罗斯的Romanov家族和奥地利的Habsburgs家族都将鹰的图案用于各自家族的饰章上。在美国，硬币上有秃鹰的图案，国会外部的纹饰上也有鹰。鹰在许多青铜器中都有一席之地，其中有的甚至有数千年的历史，如在中国和蒙古之间的鄂尔多斯沙漠中发掘的很多器物都采用鹰的形状。在艺术世界，鹰的历史由来已久。
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捕猎的鸟是一种自然的力量，是威猛和权力的标志。作为鸟，它的飞行能力几乎无与伦比。它拥有锐利的眼睛，尖利的爪子和鸟喙。怪不得一个诗人曾经将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比作鹰。的确，这位皇帝非常危险，杀人毫不手软，征服不择手段。
张方白的想象力所造就的鸟儿同拥有蒙古、美国、加大拿以及南美绵绵山脉制空权的鹰截然不同。不但如此，可能更重要的是，他的鹰与我前面所提到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也有区别。中西方的画家喜欢将鹰描绘为权力和高傲的象征，张方白却将他的鹰置于逆境：他的鹰时常看上去如受惊的小鸡，或者像矗立在电线上的鸽子，焦急不安仿佛颇受欺凌。我拿他的画给小孩子们看，他们似乎将这种危险的鸟同无害的动物相联系，如鸡、松鸡或者是雉。
当然，如果说艺术存在于观赏人的大脑里，那么艺术体验纯粹是个人的——这种说法是老掉牙的实话。但是，既然已经这样讲了，我相信张方白的鸟儿是他个人经历的写照，而这与中国历史、当今生活和社会密不可分：沮丧、压抑、普遍性的和个人的失败和困扰。现代社会的离间！这可能与中国经济和社会飞速发展有关系。毕竟，张方白是一个文人，一个学者，他对生活和历史有自己独特的看法。在他的世界中，充满力量的鹰已经失去了其力量和权利。它退化并且堕落。这是中国社会的一种象征性表现？
像张方白这样通过系列作品“鹰”来隐藏某种信息或者情感，这种做法在中国文化中并非是新的现象。中国历史中，统治阶层和新掌权的政权通常对知识分子和学者持怀疑态度。例如，在元代初期（1279-1368），一位名叫郑思肖（1250-1300）的爱国画家用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为崇高的方式描述他对蒙古侵略者的仇恨：他画了一系列兰花，表面毫无恶意而且秉承经典传统，但是他的花都没有根！
满人征服中国，建立清朝（1644-1912）后，文字狱非常残酷而且无处不在。所有出版的文字都会受到审查，而审查的官员效忠于紫禁城里面的新朝廷。为了抗议自己祖国被如此统治，忠于大明的画家龚贤画了一卷山水画，其中的图景包括遗弃的世界：恐怖并无法居住——其国家的现状！
对于今天的赏画者来讲，想要把握表面看来无辜的画中的含义的确很难。我们看到山水画的“恐怖”、鲜花的“脆弱”、垂头的“小鸟”，可能只看到了表面。在许多情况下，隐藏的信息可以被非常巧妙地传递；其方法如此之复杂，在没有了解艺术家居住时代的情况下，鉴赏者非常困难或者根本就无法理解画的含义。
张方白作为一名画家和艺术家，是我们时代的真实的晴雨表。
对不起！我们别再相互折磨了。我自己也被生活所困。
莱特纳•乌特斯特伦
【编辑：耿竞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