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很喜欢尼采以 “狮子、骆驼、孩童”来概括人的精神历程。在我看来，完美的人生就是从骆驼到狮子，从狮子到孩童，骆驼比喻人们在现实之中的负累和枷锁，狮子代表雄伟的力量和勇猛反击，孩童即返璞归真 。
展览叫“孩童”，展示的是画画让我享受到的孩童般的简单和快乐，这是我绘画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和来源，我想让更多人了解这个出发点。我观察到有的艺术家太追求形式和结果，而不注重做艺术家的过程，其实艺术家的价值不仅在于他的作品，更在于他在这个世界的生命体验。我希望艺术家永远像孩童一样，保持纯粹和纯真。
过去我在西安的农村画画，把H.H.阿纳森编写的《西方现代艺术史》看了无数遍，之后我记住了一句话：“艺术家就是要不顾一切地追求与众不同的个人命运”。一件作品一旦被艺术家做出来，它就给这个世界提供了某种观看体验，这种观看体验与艺术家的生命是契合的。换句话说，作品只是承载艺术家存在体验的容器。我想做的那个艺术家，首先得一步一个脚印地经历从无知到有知，从白纸到丰富的过程，注重经历，学着做艺术家，而不是费尽心机地去经营作品，这些都是我认可的“孩童”式的存在状态。
说起我的成长，1993年我考上西安美院师范系专科，最初只是为了找个出路，但在上学后自己画油画的过程中热爱上艺术。我发现所谓搞艺术是一条通往自由之路，不仅能慰藉人的心灵，还能享受做作品的快乐。师范系的美术教育是一块荒地，我也不信任学院派绘画训练，于是本能地开始自我教育。那个时候我阅读梵高和蒙克的传记，在向日葵地里写生，请我的同学给我做人体模特，还如饥似渴地从劣质印刷品上揣摩现代派大师们的画……这一切让我意识到画画可以不像苏联人那样写实，而是成为一种纯粹依赖想象和意识存在的东西。
那时西安美院还在长安县兴国寺，坐落在少陵塬之下，樊川之上，面向终南山，风土纯美。我从小在城市生活，来到这个世外桃源深受感动，于是逃避在学校上专业课，自己支起画箱在户外写生，画田，画花，画树，画天空，画乡村，冬天冷得发抖，夏天汗流浃背……这个过程给了我充分观察并了解自然的机会，并留下了一个不错的结果——对“秩序”的理解。如果说风景是一件艺术品，那么它应该是由宏观与微观存在的平衡构成的，它的元素和整体之间存在着某种矛盾又统一的有趣关系，这种认识和做艺术有着直接的关系。当时我通过观察美院附近的山山水水和落日朝霞，还发现了一个秘密，就是人们所见的艺术品中很夸张的表现，其实在自然界中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也让我意识到艺术创作必须有依有据——艺术可以随心所欲地搞，但艺术品绝对不是没有标准的，而且这个标准很多时候不是由你自己来定，而是要参照“他律”。“他律”可以从各个角度来诠释，可以是你偶遇的某个卡车司机来评点这张画；也可以是你画完一幅画，把它放到一片阳光照耀的麦田里，用这种宏伟的角度观看它；还有一种他律是文化他律，在当今社会，文化已经成为了一个扩大的范畴，艺术家要兼顾文化、评判艺术和自己作品的价值归属。“他律”就是指你的艺术面对这个多样化的世界时是否合理。
除了画风景之外，我也在画室里进行了大量实验，基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能力，以及西安当地的封闭环境，从当时的结果看来这些实验都是毫无逻辑甚至幼稚可笑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对我现在的绘画方式起到了长期的影响，让我意识到了在绘画中发现和寻找的乐趣。所谓“形式”也许只有在不停更新和突破的时候才有价值。此外，不管搞什么形式的低级实验，都让我由衷感到了绘画的快乐，这种快乐就是彩色的笔触在空白的画布上划过所带来的那种惊喜和满足。
那时我很孤单，没有什么志同道合的朋友，一个人住在远离城市的地方，通过看美术史的书和画风景琢磨艺术，这种方式和学院派从技术入手学习绘画的方式是迥然不同的，我日夜不休地画了大量的画，很多时候为了节省画布反复涂改，大部分作品已经自毁掉了。我的两年大学生活基本就是在风吹日晒和灯火通明中度过的。1995年毕业后，我在社会上混了几个月，投机倒把赚到一笔钱后，立刻回到当初在长安县住过的那个小屋子，想尽办法独自坚持画画，直到世纪末。当我觉得在西安当时那个环境里已经竭尽所能，有点快撑不下去的时候，1998年我去了一次北京，想观察一下形势。
我把自己的画拍成相片，装裱在一个破相册里提着来到北京，到当时有名的几个画廊去参观并且向他们推销自己的作品，结果可想而知。但是我通过看市面上的画展和画同时也发现一个问题：很多画没什么激情，而是由各种有预谋的平涂构成，他们只是把各种各样所谓观念派生出的符号端出来，形成一个或多个图案，这点是我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实在诋毁了做艺术的乐趣。我觉得艺术像榨汁机，带给艺术家本身的摧残应该更彻底才对。我在北京看到的这些方式使得我在以后的绘画中，一直在避免这种虚假和无聊。同时我也意识到自己的一些问题，一是缺乏和现实世界的沟通，另外就是技术上还不够完整。后来这么多年，我一直在学习让画面完整，尽管我知道最终也许要颠覆这种所谓的完整。
我尽可能地参观了一些艺术家的工作室，那时行为艺术在北京搞得热火朝天，画画竟成了一件遭人白眼的事，我感受到一种不真实和浮躁的气氛。我认为当时来北京时机尚未成熟，准备也不够充分，于是又回到西安，根据在北京观察到的情况来矫正我的创作，同时开始真正现实地思考如何做一个职业艺术家。此刻我已经意识到像过去那样画画是不会有出路的，我必须改变以前的绘画理念。
我开始慢慢试着画一些系列作品，并通过这些作品把以前纷繁的思绪梳理出来。这个时期我画了一批关于“土匪”和“坏蛋”的画，再有就是图标系列的《幽灵》和《昆虫》。那时在西安撑了这么多年，我的生存已经很困难，刚毕业时赚的那笔钱已经花光，没有工作，没有住所，也没有希望。那时我爸每个月给我400元的生活费，我用最少的钱来吃东西生活，常常画画到一半就没有颜料了，马上蹬上自行车出门借钱买颜料。实际上自1994年开始画画，我就像个职业艺术家一样每天都画很久，画画和生活都需要钱，人不能靠东拼西凑和偶尔发个意外之财过日子，现实越来越需要我通过作品来养活自己。一年之后，我又去了一次北京和上海，进一步和画廊接触。这次的反响果然比第一次要好，尽管还是没有人愿意给我办展览，但至少已经开始有人认真看这些新作品了。
回到西安后的那段时间，我经常一个人在郊外顺着铁路一直走，一边胡思乱想，一边不停地捡着沿途见到的各种废弃物，像个拾荒者一样，用蛇皮袋子把它们一袋袋背回家，做成了一批小雕塑……我觉得自己在西安已经穷途末路，2002年冬天最冷的时候，我去了北京。
我永远都忘不了刚搬来北京的日子，荒凉的宋庄小堡村，低矮的房子，几棵没什么精神的树，一趟930区间车远远地经过村口，风像刀子一样能穿透几层棉袄……在这里什么都跟你有关系，你却跟什么都没关系。更糟糕的是，当我提笔开始画画，才发现在北京画画的心境与在西安截然不同。我在西安建立起来的那点信心，以及后期为来北京当画家所做的现实努力，在北京这个环境下变得不堪一击。我胡乱地画了一段时间，画面毫无章法，内心极度迷茫，有时跟宋庄的艺术家一起喝喝酒，喝完却有如临深渊的感觉。来北京半年后，我才画出几张令自己满意的画，这一年我都因为缺钱而不能回家，画出了《种籽》、《星云》、《陨星》、《肉芽》，还有《露天电影院》等一些作品。慢慢地我也发现北京的生活是另一个世界，我安心待了下来。
2004年春天的一个清晨，我接到房方的电话，告诉我他想跟我合作，并愿意为我做一次个人画展。之后不久，我们就在炎黄艺术馆办了我的首个个展“我们在燃烧的忍耐中武装，随着拂晓抵达光辉的城镇”。这次展览一张画也没有卖出去，并且只有一个医生问过价，但我丝毫不觉得失望，因为我那时已经有画廊每年给的几万块钱可以用来画画了。我的热情又空前高涨起来。之后两年我的全部家当仍然是一张桌子，一个凳子，一个CD机，一张床垫，但每年会花五六万块钱买很多颜料和画布，通宵达旦画着，如同狂欢。那时我的工作室完全像个屠宰场，而我就像一个屠夫。我使很大劲把颜料甩在画布上，就像爆炸一样，还有那些细丝，只因挥洒油彩时的动作是那么迅捷……那段时间我想尽量把画画得强烈，在题材上多发掘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就像一个游泳的人，希望游到一个水面开阔的地方。
我天生就喜欢色彩和笔触，那时就尽量把它们放大到满意的强度。那两年我觉得自己在试图解决当一个画家的扩张力的问题。那时我的风格是一些快速的笔触和颜料的堆积，题材五花八门不着边际，其实我后来的绘画很多都是从这个时期的感觉中延伸出来的。那时我每天自己做三顿饭，所有的画布都是自己绷，自己挤颜料，每天只睡六七个小时，常常画得眼里布满血丝，手是肿的。记得有一天，我把一卷画布摊在地上，连续十八个小时一边绷画布一边飞速画画，那天一共画了八张画，现在有印象的是《蓝妹妹》（180×300cm）和《皇冠环绕松果》（100×81cm×3）。其实现在想来当时自己已经失控了，仿佛生了病，又像自毁。后来有画廊老板问我：“你画得挺好，为什么不控制一下产量呢？”说实话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我所做的这些都是发自内心的，我也觉得一个在内心惧怕疯狂的人，某种意义上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艺术家并没有向大家提供安全感的责任。
那段时间，我已经完全忘记了生活跟艺术的关系，没有生活，只有画画。后来这些年我又慢慢调整过来，又慢慢地梳理出一个生活与画画的界限。也有人说我变态，应该是源自那时候的印象。从那段狂热冷静下来之后，我的思想状态和情绪都有了变化，我也开始反思这段时间的工作。我对“艺术作品是容器”这概念有了进一步的理解，艺术家的成功除了精神，还依赖于图像、技术以及文化理解能力，更依赖于确立自我的智慧，心态的良性发展，需要跟现实包括市场相对合理的循环关系。我发觉对于一部标准的艺术史而言，中国艺术家并没有捷径，理解越深入，做艺术就越难。接下来几年我做了“捕鲸记”（2008）和“王”（2010）两个展览，这两个展览的绘画更加具体，出现了各种各样的场景和人物，以及一些杜撰但和我自己内心相关联的情节，每个展览也都有一个相对确定的主题，实际上我就是通过它们在进一步研究绘画。“孩童”之后，我还会做一个个展叫“我的故事”，来描述我的生活、成长和历经的时代。
这几年我的收入比以前多了，有时还能出国看看展览，我在宋庄离当年那个简陋画室不远的地方，建了一个很大的房子，出门开汽车，院子里种着玫瑰，还养了一只狗……但接下来的工作还是那么艰难，我发现富足和贫穷一样，都能折磨一个艺术家，原来做艺术如同放逐。茫然中，有时候我想到“狮子、骆驼与孩童”。如果说艺术家的人生像碎片，但愿我最终拼凑出的图画是“孩童”。
——欧阳春
2012年7月于北京
【编辑：谢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