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长街54号”是梁启超、梁启勋兄弟二人共同营筑的居所，梁氏两个大家庭在这里度过了十余年相濡以沫的光阴。这座宅院陪伴着梁启超走完生命最辉煌的时光。即使在1929年梁启超过世以后，“南长街54号”也仍然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它在战争时期帮助转移了大量进步知识分子，建国初期又受到中央领导和民主人士频频造访。
如今“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的首度公开，揭密了一段尘封多年的往事。其中透露的诸多上世纪初叶时局的隐秘细节，不但是梁启超研究资料的新发现，更是对“南长街54号”的历史还原，具有相当高的史料及学术价值。
1912年梁启超回国，其弟梁启勋也回国，一直追随和辅佐在身旁。回国后以梁启勋的名义，梁启超资助，兄弟俩一起在北京南长街购买了一块地并建房。当宅院设计建造时，梁启勋特意将内院的一排南房留给哥哥使用，因为梁启超回国后把家安在天津。他平时工作在清华大学，也住在那儿。但一进城，就来梁启勋家居住。这所宅院应是他在北京工作生活稳定的居所。
“南长街54号”1913
在经历了漫长的等待、观望、争执和算计之后，去国十四年的梁启超终于踏上了归国之路。1912年11月8日，他乘坐日本大信丸到达天津。虽然晚秋凛冽的海风曾让他在船上滞留了三天，但他即将踏上故土已无悬念。转眼间，当年那位寻求强国之路、引世人瞩目、激情满怀的爱国青年，如今已成为了一个有五个孩子的中年人。
得知梁启超回国的消息，北京各界风闻而动，赶来天津欢迎的人数多达百人，包括各政界、学界、军警界代表和记者。汤觉顿入京先安排好一切，后回天津接梁启超，11月28日，梁启超一行由天津乘火车入北京。大总统代表、各部总长、次长、各政党党员、记者等齐集正阳驿，举行了胜大的欢迎仪式，袁世凯也以最高礼遇接待梁启超。
随后的日子梁启超频繁入京，参与新政府的活动。此时正值俄国扶助外蒙独立并与外蒙古签订《俄蒙条约》，明确不准中国军队进入外蒙。国内一片哗然，而政府且无任何作为，因此各方力量邀请梁启超入京出谋划策，他在给长女梁思顺的信中写道，“此宅殆变成国务院矣。政府狼狈求救，社会沸热如狂，吾处其间，应付殊苦。……冯国璋则一日两至。”在12月的一封信中又道，“观现在情形，吾在京津间当常住，十年以内未必归粤，即归亦暂住数日即行耳。此并非因粤中治乱何如也。吾之一身渐为全国政治之中心点，故不能不常居于政治中心点之地”。在梁启超的积极协调下，共和、民主两党宣布政府十大罪状，内阁行将倒台，由此掀起了民国初年政党政治的第一个高潮。
在新的议会选举中，为对抗国民党，取得议会之多数，“使中国保有二大党对峙之政象渐入于轨道”，梁启超积极磋商共和党、民主党、统一党三党合并，改组为进步党，梁启超被选为理事，掌握着思想领导和党务大权。此时的梁启超几乎一直住在北京租来的屋宅中，而他的妻子、儿女等还在日本，两地相隔，因此他也在积极寻找安顿家眷的处所。他信中写道，“客至今不断，吾住京住津尚未定也（住京较住津为适，津屋实不好住，但住京则精神之苦痛恐难免耳）”，后几日又道，“此间觅屋甚难，吾意极欲居京，同人皆以为不可，汝叔反对尤力，然吾将来总是居京之日多。”
1913年初，进步党选举获胜后由熊希龄组成“人才内阁”，梁启超出任司法总长。此刻他已决意将主要的工作重心放在北京，而将家人安排在政治气氛较为清净的天津。因此他在给女儿的信中写道，“吾意佚全眷归时必在都中赁一大宅（大约此次入阁总不能逃，可惜无官舍可住耳）。津中之宅则留以防乱耳。”由于此时梁启超已成为进步党的中心人物和新内阁的司法总长，每日来往见客政事颇多，他在4月7日的信中写道，“入都五日，门簿所载客名已三百二十人，接见者三之一，其劳可想，看此情形，在都非僦屋不可。”因此他需要在北京有一处交通便捷、宽敞、固定的政治居所。然而合适的房屋并不好找。
大概在1913年，梁启超和弟弟梁启勋一起在南长街购买了一块地并建房，梁启勋的长子梁思衡1917年出生在这里。从许多研究梁启超的资料，及梁启超写给子女们的私信当中，均可看见“南长街”，尤其在1917年之后，私信当中大量提到其和家人在“南长街”生活的情形。梁启超虽在天津有居所，但俨然这里已成为他在北京生活居住的稳定场所。在费慰梅日后写成的《梁思成和林徽因》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1913年9月，梁启超被任命为司法部长。天津的那所大房子和图书室仍然是老家，但现在有必要在首都北京再建一个家了。在紫禁城边上的南长街上找到一所有许多天井的房子。它位于市中心，能容纳日益膨胀的家庭和大群的仆人，离北海公园门口团城梁启超的办公室也不远。”可见南长街已然成为梁启超在北京的行营。
南长街54号也在经历历史进程的洗礼，这座百年兴衰的老宅也要随时代的脚步湮没了
南长街54号院复原立体效果图
南长街54号院平面复原图
南长街54号1914~1929
这处占地四亩的宅院由兄弟二人精心营造，里外三进，最高的南房曾是梁启超的固定卧房，康有为与其女康同璧亦是房中宾客。1917年，梁启超出任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和盐务署督办，这段时间他频繁来京，“南长街54号”也格外热闹起来。
1919年旅欧回来后，作为公共财政、律法、图书馆和讲学的启蒙师与先行者，生活赋予梁启超更多的文化涵义。这十年中，梁启超组织社团、着力教育，在更大意义上承担了导师、慈父的角色，梁氏兄弟在“南长街54号”的聚会更多了。1926年，梁启超担任司法储才馆馆长，聘梁启勋为总务长。梁启超并在京师图书馆（现国家图书馆）筹划开馆和主持馆务。清华讲学期间，若是进城，便径直住在“南长街54号”，专心治学并与家人共享天伦成为这个时期梁启超的主旋律。
有意思的是，梁思成与林徽因的姻缘，也与这座宅邸有着奇妙的联系：二人结婚的文定大礼在“南长街54号”院中举行。父亲梁启超悉数吩咐，仲父梁启勋亲自操办，与新人在加拿大举行的婚礼比肩而重，缔结一桩世纪婚恋传奇。
“南长街54号”是梁启超在北京的行营
“梁启超活着的时候在北京固定的住处就是这个地方，他北京除了这儿没有固定的住处……”
它是一进门是大门，有三间跟门房似的，有一个月亮门，月亮门进来之后边上有一个厕所和跨院，车房、马房，三间南房、三间北房，再往里走可能是厨房做饭的地方，又是一个小院，再往后走，西路，再往后走就是过去有一个通的廊子过来，三间饭厅，东边是松树，两边是柏树，往前走是假山，假山东边有一个月亮门，进去之后三大间，房子很大，带廊子的东房，三间东房是过去来客人，等着见客人的，客人等着，在那儿住，因为来很多，客人在那儿休息，等着会见。
不是会客室，算是接待室，会客这个廊子门是通的，三间，有六七米高的房子，很大的三间，以前没有打隔断之前有一个屏风，分男宾、女宾，进去以后是廊子，这是从这个院子看是三间、五间北房，从这个院子看又是三间南房，廊子在北边，和后边正房是三面廊子，这边都是朝南的大窗户，进屋以后算是北房子又算南房，这边有门进，客人从那儿进来，康有为来了以后一般住在靠东边的两间，梁启超在西边的三间，北边有门，就是后院，假山后边是一个院子，里边就上房子了，这边是五间南房、五间西房、五间北房，中间有一个洗澡间，再往下边又是三间北房，再往那边等于是五间小的北房，北边一排是十一间房。
钱是他们兄弟俩一块出的，梁启勋多一点，梁启超稍微少一点，但是他们俩差不太多。他们家在天津，他北京除了这儿没有固定的住处，清华周一到周五，他过去有事到北京来住在这儿，在清华讲学每周六下午到这儿住。
现在的梁启超北京故居实际不存在，原来活着绝对没有。梁启超活着的时候在北京固定的住处就是这个地方，我们家所有的亲戚都这么说，南长街五十四号，我们家所有的亲戚都这么说。
1917年盖成的，包给别人盖的，分两部分，一部分是包给广东的包工头，还有一部分，反正是分两期盖下来的。
我妈他们都这么说，叫行营。他只要到北京来办事或者是到清华来讲学的周末都在这儿住。
他1929年去世，这段时间，尤其是晚年，后来住的更多，比如协和医院，都在这儿住。
不是临时住处，相对固定的，因为家里很多的东西就是他的东西，比如梁启超饮冰室藏书将近八千册，我外公那儿只有四、五千册，但是好书都在这儿放着，什么叫好书呢？就是好版本的书，比如宋元版本都在这儿的呢。梁启超饮冰室都是很普通的，没有好版本，几乎没有好版本，好书都在这儿，因为他们俩不分的，另外梁启超家里边，好的文物，好的东西都在我外公这儿。
我听我表姐说东城还有一个梁启超故居什么的，纯属子虚乌有，真的莫名其妙，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绝对不可能。至少上一辈人在的时候从来没有人讲过。……比如梁思宁，她可能在山东，我最后一次见到1985年以后，她到我们家去了，一说起来，根本不可能，北京没听说还有什么故居，绝对没有。
梁启超在“南长街54号”的生活
“队伍从门口排到中南海西门，民国前后那些风云人物都来过……
他们兄弟俩都有摸麻将的习惯，但是梁启超打麻将根本不是为了打麻将，他是习惯构思的一个环节、一个准备，这个时候大家都不说话，他也总是输，他不考虑输赢的事，打几圈麻将就停了，打麻将非常安静，实际上是大家陪他打，他就到南房去，对后边来说是南房，对前边来说又是北房，是中间的，可以说是被房也可以说是南房，不太好界定。他有一个保镖叫曹武，以前会双手打枪，可能当过强盗还是什么，不太清楚。小孩有时候在他那屋玩儿，他们大人在那儿打牌，小孩上那屋去玩儿，曹武去一边夹一个就夹出去了，这个时候只有他一个人在那个屋子里边去，别人就不能进去了，我外公住在北边，我们家那边，梁家，像我大姥姥的其他孩子住在西房，他的家在那儿住，就是梁启超的夫人李蕙仙和王桂荃，梁启超写东西不在那屋住，一般他都是一宿，我妈说他一宿要抽三炮台的土烟，有的时候抽五十支还多。
那会儿我记得这个院里曾经非常热闹，非常风光，梁启超一来的时候客人非常多，不得了。马车、汽车从我们家，我们家那个院子在胡同里边，要一直排到南长街口外，一直到中南海西门那块，全是在那儿等着，非常多，一直排长队。有时候曾经有门房就收红包，谁来要见的话他得先收钱，结果我外公最好的一个朋友他收人家钱了，跟我外公说了，说这个事太那个什么了，辞没辞他我不清楚，就是他收钱挺厉害的，因为见他的人多，我妈说民国前后那些风云人物都来过。
我们家里有很多蔡锷写的东西，非常多，至少很大一捆，不少，红卫兵抄家的时候当好东西都弄走了，当时这些都在。
康有为来了以后也经常在这儿住，我妈说她小时候，因为康有为去世的时候我妈才七岁，但是康有为的女儿康同璧，跟着她爸爸一块来，特别喜欢我妈，小时候经常抱着我妈玩儿，后来解放以后，康同璧好像也是中央文史馆馆员。“文革”前还到我们家，不是经常来，也是来，具体来的频繁不频繁，就不太清楚。
“文革”时候抄我们家，大概抄过两次，一次是1966年8月28，第二次是9月1号，我外公去世的第二年。第一次来是北京六中、石油附中，还有五十六种，几拨红卫兵来抄，……到后来他们是在我们家抄家的时候觉得特别惊讶，怎么这么多东西，我记得比较清楚，因为梁思永在殷墟呆过一段时间，他也在那儿住，好多甲骨，那个东西有的直接送到历史博物馆，从上午开始抄，到晚上八点钟红卫兵回来说历史博物馆特别高兴，说这批东西送进去以后他们那儿都没有，他们只有很少的一部分，这里就非常多，是思永带回来的。抄完家是8月底9月初，10月份，刚过十一不久，天还不太冷，他们串联，抄完家串联，回来马上给我们家落实政策，抄完家之后给我们家挤的是一间房，又给了四间房。
他们抄家以后这帮红卫兵到广东去串联，他们认为抄的就是梁启超，不认为别人，他们认为都是梁启超的东西，大部分是梁启超的手稿、康有为的手稿都在这儿，而且我妈也说这就是梁启超住的地方，他们认为他们抄的是梁启超家，结果去了以后红卫兵吹牛说我们把梁启超家抄了，当时广东那边有些人比较认，华侨什么的，说你们凭什么要抄，跟他们理论，他们没有想到这个人还这么有名。
我妈他们一提起二嫂，对林徽因都非常敬重，到我妈妈晚年的时候一提起二嫂，咱们不说了，但是一提二嫂都交口称赞，所以我外公肯定是特别支持，促成这件事。他们婚礼是在加拿大还是在美国办的，不是在国内办的，同时同一天在国内也办了，中式办的，就在这儿办的，南长街，具体怎么办的我不知道，我妈说当时我们家有一个大桌子，十几个人的大桌子立在那儿，平常不用，我妈指那个桌子，说那会儿院子里光收的礼、首饰就满满大桌子，我说东西哪儿呢？当时都拿走了，不知道拿哪儿去了，不在我们家，送走了，肯定在这儿办过。
他肯定支持，尤其“讨袁”这件事，他们叫护国战争，他肯定支持，他是不愿意梁启超，比如说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什么的，他不愿意让他参与这些，因为当时政局老是不断变化，不稳定，他不愿意让他进入，他可能认为梁启超，现在说就是他是政治上不成熟，比较幼稚，可能他那么认为，按照现在的话说，所以他反对他参与过多的政治活动。
不是我说的，我妈他们都这么说，而且是晚年主要居住的地方，没有别的地方，到北京就在这儿，最后从这儿进了协和医院，两次住院都在这儿走的，包括《白先生文集》，就是他从协和医院拿去在那儿看，我外公给拿的，偷着拿的，大夫不让他看书，偷着批的，他要写《白先生传》，肾病，要让他休息。他可能就是想写一个传。
——根据梁启勋长外孙回忆“南长街54号”采访纪录整理
2012年“南长街54号”
30～40年代：“南长街54号”成为进步人士的庇护所
1929年，梁启超于北平协和医院溘然长逝，终年56岁。“南长街54号”的传奇却依然在继续。
30年代，梁启勋在山东青岛大学、北平交通大学任教，仍然刻意要远离政坛。
梁启勋的儿女们纷纷参加了革命：长女梁思明已于北平解放前便投往冀中解放区工作，长子梁思衡、次子梁思睿，二女梁思聪、三女梁思曼纷纷参加地下共产党，投入到轰轰烈烈的解放战争中去。
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镇压民主运动，诸多学生上了逮捕的黑名单，大批青年和民主人士被杀害，整个北平陷入一片黑暗恐怖之中。这些进步学生需要有人将他们安全转移，梁启勋和“南长街54号”自告奋勇担当起这一重责。北京大学红楼一带被军警特务包围封锁，我党地下工作者周基愚和四个被上了黑名单的学生逃出了围困，梁启勋毫不迟疑地把他们收藏在南长街的家中，掩护在自己的卧室内。不久，又有电影和戏剧界的陈怀凯、刘燕驰、凌翠、邵丹等四个教员和学生从南京逃来北平，他也收容掩护在家里，通过地下组织送往解放区。
梁启勋还为北大地下党和学生会收藏了许多秘密文件，北大地下党文理法学院教员支委会和讲师、讲员、助教会、理事会也常到他家去开秘密会议。“南长街54号”成为进步人士的庇护所，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重要的革命据点。
50～60年代：从领导人频频造访到遭遇抄家
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建立中央文史研究馆，经周恩来提名，由毛泽东圈定梁启勋、章士钊、康同璧、齐白石等28位各界著名人士为中央文史馆首届馆员。梁启勋并当选为北京市第一、二、三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梁启勋的夫人也参加了街道委员会工作。这一家庭被评为“革命家庭”，他们“南长街54号”的大门上装置了“革命家庭”的铜匾牌。
五六十年代，梁启勋每年春节和国庆节，都受到邀请参加周恩来总理主持的国宴。周总理对这些“宝贵的活文物”非常重视。1961年国庆节前，梁启超受到了一次格外优待接见。当他被司机接到人民大会堂时，还没有认出眼前热情迎上来的周总理，以致总理只好自报家门，并请教老人关于“戊戌变法”的往事。
梁启勋的一生，除从事过经济和中国文学历史教研工作外，更热爱中国诗词，是一位有名的词学家。他的主要著作《中国韵文概论》（三卷），《词学》（二卷），《稼轩词疏证》（六卷），《海波词》（四卷），《曼殊室随笔》（四卷）等，被称为海波老人。而因为诗词上的共同爱好，梁启勋与章士钊常有往来切磋。通过章士钊的介绍，毛主席看到了梁启勋的《海波词》，互通书信，分享了在“咏梅诗”上的共同喜爱。
在梁启勋辞世之后的第二年（1966），“南长街54号”没能逃过抄家的厄运，梁家人蒙受了财物上的巨大损失，其收藏的许多珍贵文物、信札、照片、股票被烬毁，惜乎大量从未公开的、融合近代政治、文化、金融和家族的重大历史就此化为灰烬。
70年代～至今：家人搬离面临拆迁
1982年，梁家人搬离了南长街54号，彭真夫人的姐姐、齐白石的女儿曾在此居住。如今的“南长街54号”只余一片废墟。不到百年已经几度沧桑，“南长街54号”的故事，甚至还未来得及被无穷的追问。
梁启勋在“南长街54号”的晚年生活
从来没有，他对我们第三代更别说了，我记得特别清楚，他有时候在廊子上坐着，坐在那儿拿一个拐棍，我小时候淘，拿着小孩的玩具红缨枪打他的拐棍，跟他闹，不管跟他怎么闹，他总是一边笑着一边跟你玩儿，从来没有，我妈说他们小时候家里也是，因为他一直在国外，包括先在日本、美国，跟着梁启超一块周游世界，到欧洲什么的，他的思想都是特别开明，包括那个时候屋里有地毯，中午甚至跟我三舅、大舅一块睡觉，梁启超家也是，特别民主，一点儿没有家长制的做法。
应该是影响比较大，因为他们两个人感情非常深，原来我记得家里边在我外公的卧室里边挂着这么长一个梁启超写的，临去世之前写的诗，就是说盘膝而坐写的一首一首的诗，后边就是梁启勋悼念他哥哥的诗，我们家里凡是来客人肯定要看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书一直在梁启勋的卧室里边，一直到死，到“文革”的时候一直挂在那儿。
史书、文学书，包括一些小说，我妈说，比如说《金瓶梅》、《红楼梦》，都是最好版本的，有宋版的，元版、明版，宋元的不是很多，但是明版书特别多，清版书很少。包括《白氏长庆集》，是我妈妈到那儿去了，还没开封呢，当时我妈说这是我们家的书，一打开果然有我外公的题跋，眉批什么的，说你真是本家，一看没有打开就知道这个书是你们家的，退回来也没有多少，大概有二百多本，有吗？我们家原来大概有三、四千字。
你看我们小时候觉得这个院子里，西边的跨院有三间半地下室，后来改成民房，跟地面齐了，原来是下几节台阶，半地下室，专门养花的，挺大的三间房养花，这边有荷花池、假山，他们的房子不像一般院子的格局，可能他们兄弟之间肯定是互相商量过，或者是怎么设计过，应该是，院子里有竹子，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大院子中间荷花池已经填了，不养荷花，填成变成花坛，然后这边有桑树、杏树、海棠书、大的松树，油松，东边有棵银杏树，西边有棵银杏树，但是西边的银杏树我外婆一去世它就死了，还有一棵柏树，在紧靠西边的西北角是一大丛太平花，太平花可能就是从快雪堂那儿移过来的，文革的时候红卫兵都给砍了，院子里边，那边小院里有四棵丁香树，假山上就多了，有什么松树、榆树、野山桃树、柏树，好多树，院子外边都是柏树，有大槐树，有枣树，树挺多的，给人感觉不像那个什么似的？我们小的时候，因为后院就住着我外公，我妈、我弟弟，后来我们上托儿所之后等于我外公、我妈，家里边还有我妈的奶妈，还有两个照顾他的人，西边的房子就是我们叫梁爷爷，他也是老的北京市地下党，我们叫梁姥姥，关系非常好，孩子都大了，不在身边了，南边的房子住的是外交部的一个高干，陈志龙，资格也非常老，院子里挺安静的，有萤火虫什么的，现在想起来，院子里种的什么，一到夏天牡丹、芍药，各种各样的，满处都是花。小的时候看鲁迅写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比那个要好得多，因为也没有孩子，院子里非常安静，晚上的时候，我们家院子里的石桌、石椅都是从圆明园搬过来的。
还有一次看电视里演《大观楼》，天下第一楼，天下第一茶联，上联就不说了，下联，大概是道光年间的布衣白丁写的对子，下联就是什么所谓“数千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何在？ 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点击，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当时我对这个特别有触动。之后当时很多事，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我外公是喜欢嘉兴词，包括那首词“醉里挑灯看剑”。
他也不偏哪块，各式各样的，杂项、字画，瓷器稍微少一点，尤其是字画最多，应该偏重字画，那个时候我记得是刚刚落实政策，还没落实政策，“文革”没结束，那个时候就开始谈我们家落实政策了，最到就谈，就说你看这个东西怎么退赔，家里一幅画都是几千、几万块钱的东西，那么多画怎么退赔，怎么算，他的字画价值最高也是最有价值的，量也是最大，当然有很多东西，杂项很多东西都是别人送的，好的东西留给他了，留给梁启勋了。
没有听说过，因为这个确实怎么评价呢？我听不到，外人怎么评价我不知道，因为他们这些都是后辈，不好评论上辈怎么样，没人说，都说，一说起来，包括姨也好，我妈他们也好，都说大爷爷和爷爷的感情特别、特别好，现在一般看不到，确实看不到。两个人就是一种互补，一种默契，一种什么东西，现在很难看到了。
我觉得曾经怎么说那个场还在，大量的信息还在，比如小时候发现一大桶灯泡，各种各样的灯泡，曾经热闹的时候，各个屋里头的灯泡，那么多东西，有的时候在屋里，“文革”的时候搬出冰鞋，几箱冰鞋，大概就二、三十冰鞋，至少是二十双冰鞋，跑道、球刀、花样刀，我们都把道卸了，冰鞋都很破旧了，做冰车去玩儿，家里面那么多东西，包括摩托车的什么灯，前边那种东西，留声机。
我的家里曾经家业特别大，包括我小时候的电扇，很多电扇，过去电扇不像现在这个，是黑的，后边一个马达，前边就几根叉，铁丝弯的圈，老式的，咱们没有见过的电扇，还有各种收音机里边的零件，大量的东西。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周总理每年在新年和国庆节都要举办国宴，宴请各界名人，梁启勋都被邀请参加
梁启勋与国家领导人的交往
这个有，我妈妈说的，她跟红卫兵说主席怎么、怎么着，可是没用，照样抄，把主席的信什么东西全部弄走，后来主席快去世之前，74年、75年不断地有人来，不知道什么部门来就问要主席的东西，肯定他跟主席有什么来往，有什么文字的东西，有人要，就是政府，说没有了，“文化大革命”都遗失了，当时官方也知道梁启勋跟毛主席有来往，不但有信件来往、诗词来往，还有接触。
始终不知道，回来以后他才想起来这是周总理，刚建国，总理照片也不常见，但是从那儿以后总理经常见他，像4月30号，5月30号，国宴，必请他，春节的时候也要请他，总理有时候，他们一般走北门，人民大会堂北门，汽车上去以后还要下几节台阶，因为我们家离人民大会堂特别近，过一条马路，那个时候就说不用派车接，总理说一定派车接，而且派车接的时候，经常是总理在那儿等着，看他车来以后走几步下来之后给他开车门，扶他上路。有一次他就回来说总理怎么知道“戊戌变法”，我多大年纪，总理就是他车一到一下来，搀着他说戊戌变法的时候梁老多大年纪？我外公当时已经八十多了，一时半会儿就没想起来，说我知道梁老多大，他说总理怎么知道我多大年纪，后来想总理好像是戊戌变法那年生的，总理把我外公的年龄一减他的年龄就知道了，他和总理特别熟，见的次数非常多了。
挺多的，我印象最深的就是章士钊先生……他老去我们家。谈什么事就不知道了，去的人非常多，我印象中我们家从我有记事以来到我父母去世总是不断地去人，包括后来我父亲也是不断地去人，家里的客人总是非常。
彭真夫人的姐姐就住在我们院子里，他的爱人是资格很老的地下党，他的父亲跟我的外公关系特别好，我们两家特别好，我们叫梁老姥姥，彭真有时候到他这儿来看看，就到他们家来，两家很近，大姨子那种关系。
抄 家
抄家的时候，有不少东西是康有为送的，他收藏的东西比较广，包括古罗马的一些特产什么硝石，就是类似于大理石似的，但不是大理石，是那儿产的一种石头，雕的小人什么的，有不少东西，都是他送给我外公的，因为他喜欢，他对欧洲的东西比较喜欢。我外公的书桌上有个台灯，那个台灯是一个铜的裸体女人举着一把伞，那个伞是台灯罩，那个伞好像是欧洲特别有名的一个画家，日出，一个印象派的画家画的太阳、海洋，特别有名，现在可能是价值连城了，抄家抄走了。两大箱他们的东西，至少两三箱东西都抄走了。
蔡锷写了好多悼文。我妈说抄家的时候，这帮红卫兵不识货，把蔡锷的东西不当成好东西，……唯独没抄走的就是这个小人儿，怎么回事？那是梁思永留在这儿的，当时在圆明园，就在我们家那儿挖出来的，说这个小人儿也不是哪个殿上的，唯独剩这么一件，一般故宫、颐和园有什么仙人指路，各种兽，他这个不是，是一个小人儿，一个和尚似的，举着一个什么东西，当时梁思永说这一个要留好，说这个可能是圆明园殿上唯一的一件东西了，红卫兵不认了，踢来踢去的，把尿盆抄走了。
书信、债券，好多债券都烧了，他们认为没有价值的东西全给烧了，不光是我们家的，还有院里的老梁他们家的东西也烧了好多，因为梁姥姥的父亲姓张，家里边很厉害，有一次我说梁姥姥抄家的时候有一块特别亮的什么东西，她说钻石，好多钻石，亮极了，我拿着玩儿，给红卫兵了，我说这个是什么东西？告诉我什么东西，家里肯定有比较好的东西。六几年的时候，我们家有电视，他们家有电视，那个时候家里边有电视是很稀罕的东西。
80年代后的“南长街54号”
比较晚了，八二年，落实政策，那个房子都被别人住了，要是让别人搬就比较困难了，给我们家落实政策，给了几套楼房，家里说搬出来吧，院子里已经破坏的不成样子了，原来院子里有荷花池、假山，都没有了，我们家搬走之后那几间房……
回去过，我们那个房子搬走了之后又给了几家，有两间给了齐白石他们家了，齐白石的女儿在那儿住，说跟齐白石多像，而且跟我们的街坊讲齐白石他们家的事。我们家搬走之后给他们家落实政策，他们家人搬到我住的那个房子去住了，我们那几间房子他们家住了两间，另一间给了一家，后边两间又给了一家，三家住在我们家搬走剩下的几间房，齐白石他们家一直到零几年拆迁，他们家才搬走。当时可能不知道是他的哪个女儿，后来说他孙子在那儿住，后来说他孙子到日本，他女儿在那儿住，我们始终没有再进那个屋子。
应该有，尤其是对那个什么，“白茫大地真干净”，上初中的时候，1972年看的《红楼梦》，1982年离开五十四号，那个时候已经没有了，小时候，我觉得世事无偿，对我比较触动就是说李煜“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他写那个词，当时是被宋太祖掠走了，本身旧的宫殿，虽然是什么伊人在，实际上是给他焚毁了，焚毁之后，数年之后他的弟弟经过他的故宫，看到所谓什么“ 狐眠败砌，兔走荒台。露冷黄花，烟迷衰草。”整个跟当年宫殿的景象完全没有了，等到我们家拆了以后我也有那种感觉，长了很多草，院里有东西没搬走，曾经这个院子里那么热闹。
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事，中南海扩建，南长街都给拆了，有的时候想尽管曾经怎么样，如何、如何，不到百年已经几度沧桑，最后变成一片废墟，想想那个时候，我看他盖高楼，我看他楼塌了，现在就楼塌了。
——根据梁启勋长外孙回忆“南长街54号”采访纪录整理
【编辑：江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