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1929）
梁启勋（1876～1965）
梁启勋（1876～1965），字仲策，广东新会人，梁启超的二弟。1893年入广州万木草堂，从学于康有为。后赴美国留学，入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学。毕业后返国，先后任交通大学及北平铁道管理学院训育主任、中国银行驻京监理官，又任币制局参事，青岛大学教授。梁启勋一生除从事经济和中国文学历史教研工作外，还是一位有名的词学家和资深的经济金融学者。主要著作有《中国韵文概论》、《词学》、《稼轩词疏证》、《海波词》、《词学铨衡》、《曼殊室随笔》、《曼殊室戊辰笔记》等，被称为海波老人。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曾对他的词亲笔写来过赞扬的信（文革抄家时抄走，至今无下落）。此外，他还翻译过若干外国名著，是中国最早的翻译家之一。
兄弟手足
梁启超、梁启勋出生在广东省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梁启勋是梁启超的二弟，于诸兄弟中与乃兄年龄相距最近，关系也最亲密。1890年，梁启超结识康有为并拜其为师。1891年，在梁启超、陈千秋的邀请下，康有为在广州设立“万木草堂”，梁启勋于1893年随兄入“万木草堂”学习，学得许多西方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技术，还自学英、日文。
1896年康有为、梁启超在上海办起《时务报》，公开提出变法的主张，梁启勋任该报的编辑，主要负责翻译和编审东西文译稿。1898年光绪帝宣布变法，遭到以西太后及保守派的抵制干扰，后维新派被袁世凯出卖，西太后囚禁光绪帝，并通缉变法分子，康有为、梁启超逃脱，许多同仁被杀害。在危急时刻，梁启勋把在二线尚未被通缉的同志组织起来，紧急抢救掩护被难同志的家属，扶老携幼逃向澳门、香港和国外。为了摆脱捕快们不断地跟踪追缉，有时一天要转移两三次，身担如此巨大压力和紧张的抢救工作，使他患上了神经性头痛达10年之久，数十年后，麦孟华、罗孝高等一些老友见面时还戏称他为“家属队长”。
1898年9月，梁启超抵达日本，之后康有为来到神户。师生两人重逢后，梁从康口中获悉在上海的妻女受到英国人保护，新会的家人亦受到知县陈伯谦暗中保护。尔后其父梁宝瑛携家眷避居澳门，妻女亦由麦孟华接至澳门。11月11日，梁启超在友人资助下创办《清议报》，陆续刊载《戊戌政变记》、《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戊戌六君子传》等文章，攻击专制朝廷，宣传反满，号召爱国救亡，鼓吹民权自由等。《清议报》行销海内外，梁启超声名大噪，声望与日俱增。1902年，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半月刊，将家庭从东京搬来横滨。以“饮冰子”为笔名继续发表《饮冰室自由书》，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系列文章是《新民说》。梁启勋则在1902年考入上海震旦大学（现复旦大学），不久考入美国哥伦大学经济系，遂赴美勤工俭学，除在华侨开办的洗衣店等打工外，还翻译出版外文书以维持生活和上学。这时期翻译的《血史》和《世界近世史》分别在1905年和1907年在上海广智书局出版。毕业后即赴日本参加梁启超在海外创办的《新民丛报》、《国风报》等工作。
1912年梁启超与梁启勋一同回国，返回天津，梁启超着手创办《庸言报》，梁启勋任报纸撰述。1914年，梁启超任接任币制局总裁，梁启勋即任中国银行监理、币制局参事的经济工作等。
1915年梁启超主编《大中华》杂志，梁启勋任杂志撰述。1916年，护国战争爆发，梁启超南下发起反袁活动，梁启勋在广州料理父亲梁宝瑛丧事，梁启超开始不知父亲逝世消息，仍寄来报平安的家信。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4月29日，英、美、法三国作出决定，同意将德国在山东及胶州湾的所有权利让与日本。梁启超致电林长民，林氏刊文说明事实，导致五四运动爆发，这其中，梁启勋赠千金给被捕的学生。1924年，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去世，梁启勋在北京全权负责营造墓园工程。1925年，梁启超在清华讲学期间，进城便住在南长街梁启勋住所。1926年，梁启超任司法储才馆馆长，聘梁启勋为总务长。1927年，梁启勋代梁启超在北京为梁思成、林徽因主持订婚仪式。1928年，梁启超因病住在协和医院，梁启勋写有《曼殊室戊辰笔记》。1929年梁启勋于梁启超逝后跋《袁世凯之解剖》、《白香山诗集》、《东坡乐府》、《初白庵苏诗补注》，缅怀长兄。
梁启超著作结集为《饮冰室合集》，梁启勋没有全集，著作有《海波词》四卷、《词学》二卷、《辛稼轩词疏证》六卷、《曼殊室随笔》等。梁启超早年流亡日本时，梁启勋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经济，兄弟之间常常鸿雁往来，探讨学问之道。及至1912年梁启超回国，梁启勋则成为乃兄负责家庭事务的左右手。梁启超对诗词的研究兴趣，对梁启勋影响很大。今人陈声聪以梁启超昆仲比拟苏轼兄弟，殊为确当。梁启勋的《稼轩词疏证》正是继长兄梁启超未竟之业，并对乃兄的研究成果进行补正。
万木草堂
康有为面对民族的深刻危机，萌发了学习西方之长，实行维新变革，挽救民族危机的维新变革的思想。光绪十六年（1890），他举家迁往广州，并开始讲学。后应学生陈千秋、梁启超之请，正式开办学舍，于光绪十七年（1891）创办了万木草堂，聚徒讲学，宣传改良主义思想。麦孟华于1891年入万木草堂，成为康有为的忠实弟子。梁启勋于1893年随梁启超赴广州就读万木草堂，学得许多西方哲学、历史和自然科学技术，还自学英、日文。汤觉顿于1894年入万木草堂，从康有为学习治身经世之学。
万木情谊
1891年广州市长兴里新开办了一家学堂，取名万木草堂，先生就是日后中国近代史上声名显赫的维新派主脑康有为，万木草堂宣传维新、改良思想，从创办初期的学生不满20人，到后来的100多人，这里培养出一批著名的维新变法的人才，其中梁启超、麦孟华、陈千秋、徐勤等成为戊戌变法的骨干。汤觉顿和梁启勋即在梁启超的介绍下入“万木草堂”学习。是时梁、麦同寓，时常“相与规划救国政略，并助南海先生奔走国事”。
麦孟华(1875～1915)，字孺博。广东顺德人。1891年入万木草堂，成为康有为的忠实弟子。1893年与康有为同科中举。1895年春与康有为、梁启超一起进京应试。同年夏在康有为创办的《万国公报》任撰述和编辑。1898年春与梁启超等联合两广、云贵、川陕、浙江等省举人上书，反对租让旅顺、大连给俄国。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协助梁启超创办《清议报》1902年任《新民丛报》撰述，1907年任政闻社常务员。1913年在康有为创办的《不忍》杂志任编辑。后充任冯国璋幕僚，“相与谋倒袁”。后病逝于上海。
汤觉顿（1878～1916），原名叡，又名为刚，字觉顿，广东番禺人。曾任中国银行的总裁。汤觉顿于1894年入万木草堂，号荷庵。戊戌政变后赴日本。1900年潜回国内，参加唐才常起义。失败后再度流亡日本，执教于横滨大同学校，并研习经济学。辛亥革命后回国，出任财政部顾问和中国银行总裁，开创现代财政金融事业，以期实现强国富民之理想。但因袁世凯专制弄权，国事日非，愤而辞职。护国战争中死于“海珠之变”。
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一时间在京赴考的学子群情激奋，康有为等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组织维新力量，讨论“中国自强之学”。近代史上励精图治的维新变法运动开展起来。1896年梁启超、黄遵宪、麦孟华在上海创办《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以变法图存为宗旨，连载梁启超着《变法通议》。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门师生流亡海外仍坚持开民智、兴民权的政治改良运动。1989年梁启超与麦孟华一起创办《清议报》，撰写宣扬保皇的文章，提倡学习日本维新，增强国力以救亡。汤觉顿此时也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陪同康有为、梁铁君等人前往新加坡侨处理保皇会事务。1901年《清议报》被迫停刊后，梁启超在横浜创刊《新民丛报》，“取《大学》‘新民’之意，以为欲维新中国，当先维新我民”， 连载了对青年一代影响深远的《新民说》，介绍民主、自由等思想。并且与革命党的机关报《民报》展开长期论战。梁启超撰稿不遗余力舌战群雄，虽然双方笔战不断，但从客观上共同传播了西方的政治和文化思想，从此梁启超声名鹊起，奠定了他“言论界骄子”的地位。麦孟华则担任编辑和撰述的工作，在推进“新文体”的编辑、传播中他功不可没。虽然梁启超声誉日隆，但梁、麦两人的友谊并未发生变化，因为同时蛰居日本、创刊办报，可谓患难之交，在麦孟华不多的诗词中有多首与梁启超的应和之作。
在国内立宪呼声日益高涨的背景下，梁启超于1907年在日本成立立宪团体“政闻社”，创立《政论》为机关报，继续推进君主立宪运动。1908年2月，政闻社迁往上海，汤觉顿、麦孟华亦回到国内开展工作，积极动员当朝权贵，汤觉顿是奔走其间的重要人物之一。作为政闻社的灵魂，梁启超对政闻社的控制，实多通过汤觉顿这一纽带来完成。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后，梁启超、康有为先回到国内，此时他们的政治意见出现分歧。康有为身居上海反对共和制，继续宣扬尊孔复辟。而梁启超则积极拥护共和政体，1913年与梁启勋一起定居在北京南长街54号，并参与新政府的政治活动。同年推荐汤觉顿出任中国银行总裁，认为“此机关为全国财政命脉所系，非以极远之眼光，极敏之手腕，不能絜其枢以振衰敝”，并力促觉顿任之，梁启勋也在其中任职。麦孟华则一直在上海，与梁启超相隔千里。由于内心的忧虑及身体的孱弱拒绝出任教育总长等职务，梁启超则常写信宽慰他低沉、忧郁的心情。
1915年2月麦孟华因病突然辞世，梁启超闻后“五内崩裂”，当日即作《哭麦孺博诗》，前后八首，又作祭文，并代抚其遗孤，可见二人友谊之深厚。同年秋月，随着袁世凯称帝野心的日益暴露，梁启超、蔡锷、汤觉顿开始秘密筹划倒袁运动。梁、汤与蔡分两路南下，蔡锷回到云南宣布独立，而梁、汤则积极奔走联合其他各省势力筹划滇、黔、桂诸省的举义。同时，汤觉顿赴南京联络冯国璋，广州的孙中山、岑春煊等各派势力，建立起广泛的反袁 “统一战线”。1916年春，广西独立、袁世凯也被迫取消帝制，护国战争朝好的方向慢慢转化，粤军首领龙济光邀陆荣廷和梁启超赴海珠商议和平解决广东问题，汤觉顿深知“粤不定则贼不灭”，故以特使身份亲身赴粤，却中圈套而被杀害。得知消息后梁启超悲愤满怀，挥笔写下了《祭海珠三烈文》。多少年来，为了这位蜚声国内外、赤心为国的师兄，汤觉顿几乎舍却“私己”，把梁启超当作自己事业的中心，代之历险阻，为之洒血汗。他在挽觉顿之联中写道：
纳公规若毫髮，贻公谤若丘山，不祥如余，愿世世勿相友；
尽其力为张良，洁其身为龚胜，非命而夺，疑苍苍者匪天。
在广州公祭梁启超再次缅怀觉顿之风仪，哭曰：“公固为国死，亦为启超死也！”梁启超广交朋友，师友遍天下，但像汤觉顿这样长期相伴、无间亲密者也只有汤氏一人；对汤氏来说，平生知交，则无出梁氏之右者。
麦孟华（1875～1915）
汤觉顿（1878～1916）
康有为（1858～1927）
【编辑：江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