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AT展览2013“惯例下的狂欢——以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为案例”艺术家草图
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OCAT）将于2013年1月26日至3月26日同时举行两个展览，一是“捕捉——以OCAT出版为主体的思考”，重新观看、思考和呈现深圳OCAT自2005年创办以来所构思、编辑和出版的出版物（展厅A）。二是“惯例下的狂欢——以深圳OCT当代艺术中心为案例”，该展览以深圳OCAT作为中国当前语境下的典型机构实践的模式，讨论机构和艺术实践的共通问题（展厅B）。
刚看到展览的主题与前言的时候，很容易把它们理解成深圳OCAT这一艺术机构在自己成立8年之际的自我回顾性的文献展。实际看到展览之后感觉却有些出乎意外。前者虽然围绕着这一机构本身所编辑的出版物在讨论，但也的确提出了许多引人思考的问题，比如出版物与展览、研讨会之间的关系，包括讨论出版物本身所涉及的当代艺术作品与研究、写作、翻译和史料之间的关系问题。后者立足于OCAT曾举办过的一系列艺术家个展相关资料，用一种半想象式的方式回顾并且向公众分享，试图向传统的机构—策展人—艺术家之间的主客关系提出挑战。从某种意义上看，这两个同时在AB展厅进行的展览，构成了同一思考的AB面。
A 围绕展览，我们为什么要出版？
几乎每一个比较严肃的展览，都会出一本配套的出版物——有时候叫做画册，有时候叫做作品图录，有时候除了作品之外还加上评论与研讨成果。随着技术的进步，在今天印刷出版一本画册或者图录已经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可是，究竟为什么要做这些出版物？
一个显而易见的理由是记录或者保存。展览总是有时间限制的，总会有结束的一天，展览也是有地域性的，大部分观众无法亲自去异地看展览，这时候一本记录了参展作品的画册就成了不错的记录与传播方式。但是这也许还不够。这也是OCAT的年轻策展人方立华与李荣蔚思考的起点。
前不久在广州时代国际单位开幕的“亚现象”未来展，也带来了很厚的出版物——不是一本，是三本。第一本涵括了所有被提名的青年艺术家作品，第二本收录的是展览中得到呈现的作品以及评论，第三本是围绕展览进行的研讨与论文集。这种时候你不可能再把这些出版物看作传统意义上的画册。出版物不再依附于这个展览，它们可以独立于展览而存在，是对当下艺术生态观察的结果也是进一步研究的基础。
那么，OCAT为什么要做出版？OCAT对于出版工作有什么样的认识？
在方立华看来，作为一个艺术机构，OCAT的工作重心反而不是在视觉展览的呈现上面，而是在研究和出版上面。OCAT的首任主任黄专曾经提出：“展览是研究的结果。”OCAT多年来一直秉承着的宗旨，就是以研究的态度，或者理论的态度来看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因此，它不是首先考虑需要一个展览，然后再去组织展览和出版，以及讨论会，它是先考虑开展一些研究的工作，然后再考虑展览应该如何呈现。而这种研究工作其实和出版的工作是同步进行的，因为出版物是呈现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载体。“展览不是简单地把艺术家的作品填充在一个空间中，它必定是依据一定的思想逻辑来形成的一种视觉呈现。”因此，方立华得出的结论是：“出版物更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思想表达的平台。”于是“我们的讨论对象其实也已经超出了OCAT 出版物本身，而回归到对于当代艺术出版物的问题上来。”
OCAT展览2013 “捕捉-以OCAT出版为主体的思考”，周力作品《记忆的碎片》
A+ 重新观看和讨论知识生产
“捕捉”这个词实际上是来自于艺术史家，同时也是OCAT首任主任黄专在提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观和方法论，他认为“历史是一种捕捉”——他是在接受这些年轻策展人的采访时提到这个概念的，记录这次采访的影像本身就是这个展览中的一件作品。这次展览中有许多这样的访谈影像记录，它们与周围的纸质出版物和文献资料并置，带出了一个有趣的话题。
作为一个需要把当代艺术展中那些影像、装置、新媒体、混合材料、行为等等形式的作品描述到纸面上的平面媒体记者，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言说方式的困境。我曾对网媒的艺术记者开玩笑，说你们太幸福了，录一段视频直接上传就发稿了——其实这时候我们已经涉及到了对艺术出版媒介扩展的思考，即“出版物”概念外延的扩大与模糊。
被我们一向视为“文献资料”、“影像资料”的那些记录着某个艺术项目或者研讨现场或者采访实况录像，本身能不能被认为是与艺术相关的出版物？
“可视性言说”能否成为一种写作方式？这是艺术家徐坦在这个展览中提出的问题。他以录像拍摄的方式来“写作”，试图了解出版物的某个特殊的方面，即文字性的出版物如何传达语音携带的语言性知识的可能。
周力的作品《记忆的碎片》是一整块岩石被切片之后做成的雕塑。艺术家认为，其实任何文献及史料的出版即便是当事者和严谨的批评家经过仔细考证，所呈现的结果都仍将是片段提纲式的梳理和整合，真实的历史是无法完全还原的，而记忆也永远只是碎片。所以出版物尽可能的给观众提供一个相对清晰的创作思想脉络及研究方向，或者是提供一次和作者直接对白的机会。
除了邀请艺术家围绕“出版物”来制作作品之外，展览还采访了参与OCAT出版工作的主编、艺术家和设计师等，谈论他们是如何开展编辑工作的，以及他们对于出版物的认识和理解；邀请了一些年轻的写作者，撰写了一些思考出版物问题的独立文章。同时也把这些出版物提供给了一些院校的学生，让学生们通过“读后感”来表达他们的看法和思考。
B 关于艺术，我们生产了什么？
在上海工作的独立策展人比利安娜·思瑞克曾任上海多伦现代美术馆策展部主任，也是2006年“新加坡双年展”中国网络策展人。这次她把自己的一个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的项目“惯例下的狂欢”带到了深圳OCAT，在这里，比利安娜邀请艺术家和策展人以深圳OCAT为案例，来讨论和呈现艺术机构中开展创造性实践、进行自我表达和自我塑造的可能性。
“我们生产了什么？”是艺术家胡昀的参展项目。比利安娜说：“每一个艺术机构、每一个展览都会创造属于自己的新的惯例模式，我们必须不断向自己提问：我们在创造何种‘仪式’？这种仪式所带来的惯例又培育和生产了什么？胡昀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参与者都应该考虑的。”
这种“仪式”所带来的惯例，往往表现为一种策展过程与呈现方式上的惯性。而比利安娜思考的问题就是如何打破这种惯性，让展览寄居于一个机构之内，并发起一系列持续性的对话，让展览进一步超越传统模式框架，就机构实践和艺术实践的共通问题展开讨论。
B+ 对收藏的重访和对事实的想象
在呈现当代艺术的过程中，展览和机构如何应对自己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比利安娜这次的作品叫做《对收藏的重访》。当然，这是基于OCAT的收藏而做的一件作品，但大部分藏品都是直接来自仓库，而不作公共展示。比利安娜认为，这些藏品恰好能够被视为一种视觉回忆的载体，呈现过去8年中OCAT所做的展览工作。“收藏是艺术机构工作中一个重要的环节，与机构的其他工作一起，向传统的正统阅读和艺术史叙事提出挑战。”这些通常不向公众开放的藏品、文献、图书馆等，使展览能够以此为起点，向传统的机构—策展人—艺术家之间的主客关系提出挑战。
展览中另一个重头戏是广东时代美术馆策展人及批评家蔡影茜的项目“事实的想象”。自OCAT成立以来，有7个艺术家的展览被列入“艺术家个案研究”的范畴。8年后，留下的展览事实仅仅存在于档案、文献和参与者的记忆之中。如何重述这些展览？蔡影茜没有尽最大可能去还原，而是用7块小黑板与7张桌子，分别陈列了与7个个展相关的实物，然后，请OCAT年轻的工作人员们以导览的方式向参观者重述。这里的关键点是，这些年轻的工作人员，他们并不是像博物馆里的导览员一样给出精准的介绍，相反，他们很多人并没有亲自经历过那些个展，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向观众进行介绍和解读。因此他们所能进行的重述，不可避免地带着对事实的再定义与再想象。“它们不仅重访历史，也可能重塑将来。”
【编辑：徐瀹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