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发展已经越来越迫切的向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艺术应该回归体制还是回归市场?这个问题就如同我们国家经济其他领域的核心问题一样值得思考，众所周知，我们的国家在改革开放进行了30多年以后，以及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对于经济发展方式以及经济发展过程中所涉及到的种种规则而言，体制和市场的关系是最核心的问题，我们会理所当然的说起基础设施建设和工业发展的体制与市场的问题，我们会理所当然的说起房地产业所涉及到的体制与市场的问题，我们也会理所当然的说起第三产业服务业发展过程中涉及到的体制与市场的问题，如果梳理一下我们国家整个的经济发展过程，不难发现，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和各个行业其实一直都存在着体制与市场的协调运作和相互矛盾的问题，可以说，这个问题的解决程度一直是我们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操作手段和平衡器。
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我们说，事物的存在都是几方面因素相互支撑而成立的结果，其实，这是一个相对结果，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可以绝对存在的，包括经济在内。一个市场需要由需求者、服务者、组织者、监管者、以及各中间流通环节的相互对立统一和才可以成立，我们需要的不是他们的任何一方而是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事实上，对于中国和西方的异同而言，相同的是对利益的追求，不同的其实并不是我们一直侃侃而谈的孰优孰劣的问题，这个问题极大的误导了公众甚至是很多知识分子，这直接导致了中国创造力的缺失，可能越是陷入西方优越性的泥潭里，中国社会的创造力就越晚才能被意识到，因为，一切的创造力一定是源于这个社会自身的矛盾优化的结果而不是向外界的参考学习。
中国的体制和西方体制的不同其实很可能更多的存在于社会调节方式的不同和看待事物顺序的不同。对于西方来说，体制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承认冲突存在为前提然后再去解决冲突的过程，对于中国来说，体制的建立和发展是一个承认统一存在为前提然后再去解决统一的过程，如老子所说，先有天地，后有雨露，然后生万物，当然这也和中国深厚的历史根源和主流思想根基有着密切的关联，也和中国人对土地的固有情感密不可分。比较而言，中国和西方在体制方面并没有根本性的不同，更多的表现在呈现方式的不同和看待事物顺序的不同，当然，如果从演戏的角度来讲，显然西方的政治家们在他们的舞台上有着更出色的表演功底。
经济是带有深厚社会会属性的事物，所以，它是分层面运作的，我的理解起码有四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政策层面上的生意，第二个层面是资源层面的生意，第三个层面是服务层面的生意，第四个层面是劳动层面的生意，当然，这是地面以上的生意，如果说到地面以下的生意的话，我们大概又可以分负一层的、负二层的等等，像抢、盗、偷、骗，这些行为其实都带有社会经济性质，另外，如果你以外获得了一大笔遗产或者意外中了一次大奖的话，这些带有极大运气成分在内的行为本身也是具有经济属性的。那么，这样以来，问题产生了，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什么产业属于哪个层面，我们的政府、中央企业、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石油能源、金融等占据了第一第二个层面的绝大多数分额，可以说，那些生意不是一般老百姓可以涉足的领域，剩下来的是这个社会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群，他们可以做什么?也就是劳动层面和服务层面上的事情了，在一个国家的经济环境由于GDP的需要和制度的却失而让投机和潜规则大行其道的时候，太阳光下的远没有聚光灯下的更让人尊敬，劳动的价值被不断质疑。当然，这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群制造了这个社会最大的市场，大到去拿那些数值出来都让人感到厌倦。
说到这里，我们还是没有谈到艺术的问题，艺术在大的经济序列里属于哪个层面上的事情呢?一般意义上我们认为艺术作为文化的一个重要分之顺其自然的被纳入到社会的上层建筑当中，可一个事实在于，主流艺术和当代艺术从性质上就有着先天性的身份差异，当代艺术在中国一直被看作“体制外”艺术，从事当代艺术的人员如果拿我们政府标准来看都是些和流浪者为伍的“三无人员”，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大的问题，那就是当代艺术在政治为先导的中国社会首先在政治上就不可能得到认同，所以，中国当代艺术的存活和发展一直借助于外力，即西方的资金支持、制度支持和所谓的理念以及价值观的支持，这注定了中国当代艺术在很长时间里的迷茫和方向的迷失，这种迷失包括当代艺术的生态方面，也存在于当代艺术的创作方面，事实上，对于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尤其是早期的当代艺术家来说，他们的存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的原因，单纯的理论向往和对当下政治环境的不满是支撑中国早期中国当代艺术家群体长期存在的一个主要原因，这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中国当代艺术的“价值观”，这显然是严重缺乏社会基础和历史观的。西方对中国当代艺术的需要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带动着它的发展，这种发展带有严重的西方体制的痕迹，他们只能以艺术在西方社会的位置去揣测艺术在中国社会的位置，艺术家们往往是往返忙碌于中国和西方世界，就如同很多艺术家的简历上所写的那样滑稽：生活工作于北京和纽约。这既是一种姿态，也是一种无奈。那么如此政治化的中国当代艺术又是如何转向商业的呢？事实上，一直到2000年前后甚至更晚的时候，才有中国的理论家第一次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来试图解释这个问题，这也不过是尝试性的，而对于理论批评家们来说，他们在中国当代艺术发展的几十年里曾经尝试着从包括学术、政治、法律等诸多的角度去解释中国当代艺术以及试图为它找到一个适合的理论依据，但至今都没有真正出现这样的一则理论。
随着中国政府以经济为中心的工作方向的不段深入，西方的艺术商人敏锐的嗅到了商业机会，他们陆续把画廊、艺术机构、拍卖等艺术运作机构搬到北京、上海和香港，拼命的制造一次又一次观念投机和商业投机，在这些机构遍布中国各大城市初期，中国的税务部门甚至都没有一个对当代艺术经营进行税收的有效说法，那些看不懂的“艺术”被看作天外来客一样高贵而神秘，它需要从世界的另一端来到这个陌生的国度接受膜拜。凭借着一种所谓的“价值观”的庇护和部分“国际人士”政治性的“免责”，当代艺术着实火了一把，而事实是，中国政府之所以允许这样的事物的存在是因为他们把政治的适当“宽松”看成了经济发展的适当“代价”，而不是主动的认同行为。
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中国当代艺术甚至在纽约的各大媒体都被写成了一则则神话，随着一组组天价数字对人们敏感神经的一次次挑战，人们几乎相信了这个莫须有的神话的存在。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中国当代艺术家们成批的回归，他们像复仇一样的贪婪的享受着当代艺术带给他们的种种“荣誉”和天价收益，第一次在这个国家找到了“存在感”。这一切让很多人丧失了理性甚至丧失了常识。
看似繁荣的中国当代艺术好景不长就遭遇景遇的突变，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让整个行业的形式急转直下，当艺术家们还来不及从他们的春梦里醒过来的时候，精明实际的商人们悄悄的收回着自己的资金，事实上，疯狂的投机造成了两种危险的局面：第一，它使当代艺术的商业化运作置身经济规则之外，第二，对当代艺术“神话”无底线的夸大让真正的藏家丧失了信心。要知道，信心对于虚拟经济来说是何等的关键。抛开实际情况不说，事实上，作为画廊等艺术的经营者来说，艺术本身能不能成为一个正常意义上的市场?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尤其是艺术能不能构成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和具有相对规模的大市场?凭什么?池塘小了养不了大鱼，甚至可能连小鱼也会缺少氧气而死掉，从偏颇的政治理解出发的艺术创作和从金钱追求为唯一目的的艺术运作能否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市场值得商榷，因为，在这个过程中，艺术行业既没有尊重经济规律，也没有尊重历史规则，更没有尊重社会基础，也就是说，艺术品的运作仅仅变成了一个从商业上没有链条的简单买卖行为，从经济角度上仅仅变成了一个没有规则的投机行为。再加上当代艺术的整个规模和资本来源以及方式都存在先天不足，整个当代艺术“市场”的规模加起来也不过几百亿元人民币，这里面还包含很多虚假数据，这在整个国家的经济体系当中所能占到的比例简直是微不足道的。所以，当一件事物无法制造出体制和市场之间高度的对立统一，甚至都没有制度和真正的需求存在的情况下，我们很难相信它是不是可以形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它既不能产生创作上的学术价值，也很难产生经济意义上的市场价值。
政府的政策在逐渐调整，包括对文化方面的政策，按照通常标准，一个行业占据一个国家GDP总量的至少百分之五以上的规模的时候，这个行业可以被视为这个国家的“支柱型产业”，就像英国等西方国家所做的那样，艺术的价值早已不是几件作品本身的意义，它作为社会性的“资本”如同人的“智商”一样被投入到古老的工业体系和金融体系中，从而把整个工业体系盘活，赋予经济新的意义。
相信政府在未来一定会从政治、文化和经济的角度越来越多的解决当代艺术发展过程中的各种问题，包括从态度上更加接受、从资金上更加投入、从政策上更加扶持，这需要等待一个大的环境出现，而这个大环境的出现是在未来各方面条件同时出现良性沟通的前提下。我们看到，在2013年的“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当中也出现了当代艺术家的身影，但是，一个事业的发展，一个市场的形成单靠几个政协委员的存在是不可能解决问题的，它必须实现体制改革和市场需求的良性沟通。
单就当代艺术自身来说，我认为反而出现了好的端倪，这表现在新生代艺术家更加理性务实的创作风格，当代艺术的表现形式更加的多元化，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应用”所能带给艺术的不同价值等等。艺术更多的作为一种“手段”出现而并非市场本身，当一件事物靠不住自身的时候它看上去只能回归传统，就像我们的很多艺术家们和艺术经营者们做的那样，民间的资本蓄水池出现问题的时候，他们自然会想到政府那里还有口大缸，但一味的靠别人而不是行业自身真正可以制造价值的话，迟早谁都靠不住，我们希望看到在未来的时间里，体制的改革真正可以和艺术市场的需求玩到一起。艺术的价值可以真正作为市场的利益创造“主体”而不是寄生虫一样的四处寄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