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勇
1974年出生的舒勇近年来一直活跃在当代艺术界，其艺术创作涉及行为、雕塑、装置、油画、建筑、新媒体等诸多领域。他追求艺术的社会性功能，中国现实社会是其艺术实验场。他说：“我从不将作品的艺术价值和艺术性放在首要位置，我更重视作品的社会价值和历史价值。采用通俗、简单的艺术语言来引导大众进入我设定的语境，让观众主动参与并成为艺术的一部分”。
舒勇2006年创作的《泡女郎》雕塑轰动一时，成为中国当代新雕塑的代表;2009年，年仅35岁的舒勇与玛丽娜-阿布拉莫维奇共获“第七届佛罗伦萨国际艺术双年展终身成就奖”。2010年，他的《CHINA功夫》一举成为上海世博会最受关注和青睐的艺术品。
今年6月，他将携带其大型装置作品《古歌砖》参加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关于此次参展的作品，艺术家接受了本网的采访。
记者：舒老师您好，这次被选中参加威尼斯双年展有什么感受？
舒勇：首先，很高兴能入选威尼斯双年展，因为这毕竟是国际性的艺术大展，我是一位具有争议的艺术家，入选威尼斯双年展，本身就会引起大家的争议，但这也足以说明这一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有着一个比较开放的姿态。这次被选中的七位艺术家都有各自不同的艺术语言，阿昌是在行为艺术领域做得很极致的艺术家;王庆松在摄影创作上很卓著;张小涛、缪晓春他们是在多媒体方面非常有建树的艺术家;童红生在宗教艺术方面很突出，胡曜麟在建筑方面也很有独特的一面。而我是在公共艺术层面互动达到极致的一个艺术家。
把这些艺术家放在一起其实很有意思，完全突破了以前威尼斯中国馆的格局。以前的威尼斯中国馆圈子性很强，而这次形成了一个很包容、很多元、开放式的格局，大家都来自不同的圈子，我觉得这也很好的呼应了威尼斯总主题“百科殿堂”。既然是“百科殿堂”，它就应该呈现出各式各样的信息及可能性。
记者：能否谈下您这次参展的作品？它是怎样体现策展人王春辰的“变位”主题的？
舒勇：我的参展作品名称叫《古歌砖》。我从社会上收集了1500句网络热词、中国成语、口号等等反应中国社会现象和文化的词语，然后用谷歌这个代表西方文化的工具来翻译。这些词语呼应了威尼斯的总主题“百科殿堂”，在这个主题下，它跟王春辰的“变位”也非常吻合。首先，我在搜集到这些具有中国智慧和代表中国智慧的词语之后，将它们输入谷歌翻译界面直接进行翻译，这些翻译的结果非常直白、生涩，有些翻译的意思与你想象的是截然相反的，甚至是啼笑皆非的。再将翻译的文字用书法写成中英文对照，在这里运用谷歌来直译后通过书法来转化是作品的关键，因为我们阅读由谷歌翻译出来的，浓缩中国智慧及社会现状的文字词句，是一个在世界文化背景中对中国文化重新解构的过程，所以，这本身就是变味。“变味”的终极结果就是要实现“变位”。其实，东、西方的交流博弈总是在变味中、误读中、朦胧中、似懂非懂中进行的。如果可以变换位置来相互思考，变换位置来相互认知，变换位置来相互合作，我想人与人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与国之间都会有一个全新的未来。
很多时候我们总是想把有关中国现状的资料包括新闻变成英文，让世界了解我们，然而语境是很难翻译的，甚至根本就没办法翻译的，谷歌翻译软件更是如此，比如“三个代表”、“八荣八耻”，网络热词“屌丝”等。因此，如何有效的向世界传播中国的智慧和文化是需要我们去深度思考的，而西方要了解中国的文化也不能望文取义，而是需要去深入的体验。所以，我的作品是让大家直接感受文化的差异和障碍，同时在互动参与之下，去寻找新的方式使这些差异、障碍得到有效的解决。
记者：作为佛罗伦萨双年展终身成就奖的获得者，您在国际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你这次的作品灵感来自哪里？
舒勇：我经常出国,在与外国人沟通的时候,我们双方都使用肢体语言，并且彼此都会用对方的几个简单词汇来交流表达。我们总是手舞足蹈，而且都觉得明白彼此。但你问翻译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之间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真的就是鸡同鸭讲。另一方面，西方人很热情，他们总是很想去了解你，但最终的结果是他很难真正地了解到你。文化差异就是一道天然的鸿沟，因此，我特想做一件反映东西方文化距离和差异的作品。我经常会收到老外的英文信件，看到这些英文字就头疼，但又想知道信件的内容，于是就条件反射的用谷歌进行翻译，然后就知道了一些大概信息，但如果想更深一步准确地了解的话，就出现障碍了。其实，西方人收到中国邮件或看到中国新闻时，他们也是第一时间通过谷歌来翻译，前几天碰到《非凡之旅》的创始人，我跟他讲到这件作品，他认为很有趣，有共鸣。他说他在跟中国做生意，也经常收到中文信件，他的第一反应也是拿谷歌来翻译，虽然翻译的内容不完善、不完整，但他朦胧中能猜到一些信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用这种方式第一时间来获得信息的，这种共同的经历是我创作的源泉。
威尼斯是一个国际化的平台，与之前的创作语境不同。我必须要站在国际化背景中去创作，其次，谷歌作为搜索工具，兼具翻译功能，它本身早已超越了其功能、范畴。成为我们不可或缺的生活方式，同时它也延伸出很多文化，包括搜索文化。从另一个层面来说谷歌代表着一种西方的价值观及文化，它进入中国受到阻力，遭遇被屏蔽。这本身就是东西方价值观差异且博弈结果。
从表面上看，这个世界越来越一体化，尤其在互联网的链接下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但是，你会发现在一体化的过程中存在悖论：我们的鸿沟越来越深，距离越来越远。“防火墙”、“墙”都变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我们需要“翻墙”才能了解到更接近真实的东西。“墙”无时无刻不存在。因此，我想用“古歌砖”作为基本材料搭建一座“墙”来反映东、西方文化的鸿沟，证明这堵墙一直存在于我们周围。这也是我创作的一个重要源泉。
记者：这件作品区别于你之前的作品，它更倾向表达一种观念。
舒勇：这件作品的确更倾向于观念的表达，作品形式本身很简洁、简单。它直接以谷歌这样一个具体翻译软件作为技术支持，以东、西方文化差异为基本背景，再以威尼斯为互动平台将观念表达出来。这件作品是要站在一个国际化平台上来实现与世界观众的互动，之前的互动基本上都是中国人参与的。这次作品，既有中国人参与也有外国人参与。在作品创作前期，我通过国内的中国人来互动，但当这件作品到达威尼斯双年展后，世界各地来参观的人都会与它产生互动。观众会觉得这些似懂非懂的文字很有意思，在这件作品中我将阅读放大成为一种互动方式，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在阅读中去探索作品本身的意义。整个阅读过程中让我们真切的体验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这件作品集中呈现并放大了这种差异，将谷歌翻译的并写成书法的各种文字词汇定格，铸进透明的砖里，形成特指的古歌砖，再用古歌砖砌成一道墙，打造一个具有视觉冲击的文化景观，出现在威尼斯现场，展现给世界观众是种熟悉的陌生然而在这种陌生中，观众体验到却是最熟悉的无趣和无助，甚至莫名其妙，直至失语。这时你会猛然发现很多结果一开始就已注定。同时我希望古歌砖可以成为一个特指的观念名词。
记者：谷歌很难在中国发展下去，毫无疑问，这跟国家的政治体制有关。您的作品也不排除很多政治性的内容，你怎么看待作品中的政治性？
舒勇：威尼斯双年展的国家馆本身就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结果，或者说是一个国家的文化行为。我的作品本身也是这种结果下的蛋。其实我们无法否认，很大程度上生活的各种形态都是由政治决定的，所以我也没有办法作品回避作品带有的政治性。或者说作品中的政治性让作品具有了更大的张力和能量。在这件作品中我通过1500句反应中国的热词、口号、成语微妙的呈现了中国政治与世界文化、生活的关系。
记者：你的很多作品包括红色系列作品充满着正能量，但却又貌似在迎合大众，因而你的作品也受到当代艺术界的很多质疑，你也被称为当代艺术的边缘人。这件作品跟你之前的作品有什么联系？或者不同？为什么会有这种变化？
舒勇：所谓的迎合大众是希望放低艺术的门槛，让更多的人参与到我的作品中，我的作品有一个主要的特征是互动，通过尽可能的互动，最终达到共鸣或者失控。我喜欢共鸣带来的体验形成的公共经验，喜欢失控带来的不确定。这些都会让我进一步去思考更深层面的一些问题。这件作品一直延续着我作品的互动特征与社会性，只是这次互动由中国观众转向了世界观众。同时也将中国的社会性放到一个世界的背景中。呈现中国社会性与世界看中国社会性这样的多种结果与状态。这种变化主要是由展示平台的变化和语境的变化决定的。
记者：我们前面谈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你也谈了作品的呈现方式。从西方阐释学理论来讲，由于构成词汇的 “所指”是通过一系列“能指”来揭示的。阅读活动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误读，从绝对意义上讲，完全“如实”的理解是不可能存在的，任何理解都必然包含着某种程度的误读，文化上的差异可以说是构成误读的因素之一。下面，我们来谈下你作品中的社会性，社会性应该也是你这次威尼斯中国馆作品的一条主线。
舒勇：刚才我已经讲到社会性是我作品的重要组成部分，直观的来看我会调动一切的社会力量让大家参与我的作品，以增强作品的社会性。其实社会性是我用来直面当代社会的一种最有力量的方式。社会性也是我用来解构作品艺术性的一种有效方式。事实上这么多年来，我一直都在质疑作品的艺术性，因为所谓的艺术性一直都在消解作品的力量。
我将“古歌砖”做成一面墙在威尼斯呈现，也需要那里的公众去参与、互动。首先我不设定一定需要让这件作品以一个形态到展出结束，我允许作品被风吹倒、被人推倒等各种结果变成作品的一部分。如果观众喜欢展出的“古歌砖”可以偷走，只要不被发现，我绝不追究。这一切都是希望作品具有更多的社会性。让作品更具张力和包容性。
记者：您的《古歌砖》在具体创作上的情况如何？在此过程中，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的事情以及一些困难？
舒勇：在创作中如何收集数千个具有代表性的词汇是一件相对困难的事情，但是更难的是如何在数千个词汇中选出1500个词汇，因为别人又不能取代我来做这个选择的工作，最终这1500个词汇还是由我来决定。选择这1500条词语其实是个很枯燥和无可奈何的事情。我既要回避一些比较尖锐的词汇，因为太尖锐的通不过审查，如果没有批判性又不能反应作品的力量，这个选择是一个痛苦的妥协过程。但我的选择的基本标准是它们须具备社会属性，这些年的社会热门事件，广为人知的历史事件、口号、成语等。当然，这其中肯定有我个人的局限性和片面性，毕竟这是一件带有个人烙印的作品，也是个人与社会互动的结果。我想各种缺陷和不完整都会在这件作品中得到呈现，此外，作品是代表国家馆，不可能太以太尖锐的方式来呈现。因此，这件作品肯定也是一个妥协的结果。
我用了1个多月时间来书写这1500个词。其中最有意思的是英文的书写，因为是用毛笔，比较适合写方块字，而不适合写字母，所以书写过程很不流畅，经常不是写错字母就是漏掉或写多字母。就像喉咙被卡住了，没有办法发出声音一样难受，这给我带来痛苦的体验。所以，书写的过程中写废了几千张纸。
此外，在制作水晶砖的时候，也出现了一些问题。我采用的是水晶胶材料，各式各样的工艺限制。怎样防止书法作品不被高温烧掉，怎样在水晶砖里制造一些自然气泡，这些都是要经过多次试验才能完成的，而且全部都是纯手工工艺制作，制作周期较长，每天只能生产几十块，这些都增加了我作品的创作周期。到今天我的作品还没有做完，为了这些事情要经常与制作工人吵架。到今天为止，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可能已经运到威尼斯了，我的作品现在只有得单独运过去。整体重量接近20吨重。
记者：您创建这件作品的初衷是什么？对这次展览有什么期待？
舒勇：像琥珀一样把一段历史融入时间与空间组成盒子里。用1500个历史断面还原一个丰富多彩的现实社会，让我们在世界的范畴和语境中来思考世界一体化中文化差异，如何逾越时刻在我们身边那道道无形的墙。这是我的初衷吧。我的期待就是能引起最大程度的互动，尤其是在精神层面和文化层面上引起东西方的互动，这是我所期望的，希望大家通过“古歌砖”真正认识到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并重视这些问题，最终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
记者：您的这件作品，从观念到作品的呈现方式很有创意。它集当代社会百态于一体，体现了全球与地域、个体与时代、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与悖论，这其实就是你艺术的主要特点。就像美国艺术家马里诺-奥利迪所构想的那样，他设计的虚拟宫殿是当代的一个乌托邦，但这能给人们带来很多启迪。你的作品《古歌砖》也一样，耀眼的水晶宫或许只关乎我们的想象，但这就足够了。有关展览的效果，我们很期待。
舒勇：是什么样的效果，我们在作品展出之后再去评说。
【编辑：李洪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