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白石（b.1863-1957）齐白石印章四件、印谱两册、印泥盒一件
尺寸：2.3×2.3×3.6 cm; 4.6×4.6×2.3 cm; 3.5×2.6×2.8 cm
2.2×2.2×1.1 cm; 19.7×8.4 cm×2; 9.5 cm. diam.
估价: 6,800,000-7,800,000
近日，见到了一组重要的齐白石先生篆刻资料。其包括：一部两册白石自钤并具墨书批注的印谱、四方印章和一盒印泥。这应是白石先生极其珍视的“三百石印”中物。虽然总体数量不多，却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对于研究齐白石篆刻，包括其晚年对于自己篆刻的总结，授徒形式和社会交往，都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当然，更因为这是“三百石印”中的物品，其收藏价值更难以估量。
白石先生晚年有两件心事：一件是命子孙宝藏“三百石印”，唯恐星散；另一件是在1950年题画室为“白石书屋”，愿仿效家乡南岳山上的“邺侯书屋”，“不遗子孙，留为天下人见之。”白石先生一生为之兢兢业业、心无旁骛且为之醉心倾情的就是自己的艺术。白石先生对于自己的艺术创作，是非常珍视的，从不轻易的随便赠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尤其是在旧时代，北京官场的环境下，白石先生被一些人背后指为“小气”、“爱财”、“算计”。但同时他也有另外的一面，他以一个湖南乡民朴素的性格，从来不受“分外之财”。
他长期在北京“自食其力”，依靠卖画鬻印维持一家的生活，在这些往来的活动中，谁送了额外的润金，他总会以不露痕迹的方式，例如赠物来予以补偿，这是他的生活准则。例如对于郭秀仪、老舍夫妇、陆质雅，以及徐悲鸿、朱屺瞻等，即使解放后，在和国家的领导人交往中，白石老人心里永远有一杆秤，抱着“有恩必报”的信念，一如他在“三百石印”中的篆刻“受恩慎勿忘”。甚至还刻有“门人知己即恩人”这样词句的印章。
我们见到的这组重要的齐白石篆刻资料，首先是两册印谱，没有函套，没有书签，瓷青封面，开本高19.7、高8.4厘米，内署“清秘阁制”的淡蓝丝框谱芯。一册40页，另一册46页，每页钤一印，而两册中各有一页钤两印。此印谱的第一册，以及第二册的前6页，每一印的钤本下，都有白石墨书自批注的文字。文字内容大多是记述此印的创作时间，或回顾记述。从形式上可以明确看出这是白石篆刻自留的底稿，或称之为不同时期自用印的底本。其内容除第二册6页以后，都未离“三百石印”的范围。
白石印谱，简单说有两种：一种是其自钤自刊的印谱；另一种是后人所集的白石印谱。前者如1928年10月刊《白石印草》，有白石自序，同时有1904年王湘绮为白石所作序。又有1933年，白石71岁时将四年所刻印，集谱刊行，同谱另有自序。还有1944年，白石自称84岁，为朱屺瞻刻满60印。两年后，朱屺瞻拓成《梅花草堂白石印存》请白石作序附之刊行，这也算白石认可的自己篆刻印谱。
而后一种，包括了子弟或弟子们所编的作品集中著录的白石篆刻。例如1956年，黎锦熙、齐良巳主编《齐白石作品选集》收入其中的篆刻作品。其后这种集刊的《印集》层出不穷，尤其建国以来的近60几年，版本甚多，良莠不齐。其中佳者，如由陈奇凤手拓编纂、启功先生亲手书序，香港“翰墨轩”出版的《齐白石印集》。以及湖南美术出版社组织，郎绍君先生等主编的《齐白石全集· 篆刻卷》。还有北京画院编辑、天津杨柳青出版的《齐白石三百石印》、《齐白石三百石印朱迹》等。
这两种印谱，若论系统，当然是后者更为全面，且数量巨大。而若论价值，前者自然属于“珍本”，存世数量极少，又是手钤装订，当时刊行已属稀有，再历经时间的洗礼，可遇而不可求，其价值是前者难以比肩的。
仔细翻检这部白石亲手批注的印谱，其中文字虽不多，却蕴含着非常重要的信息。
如第一册首页“我生无田食破砚”下批注：“余二十岁后喜刻印，至二十七岁时于友人黎松广处得见丁黄印谱之照本，始得门径。此印即摹钝丁也，同人称之以为乱真，即钝丁亦不能辩。”下双行注：“余不忍弃，检存之。”
第二页“砚田农”，印下批注：“摹钝丁，辛未秋检印拓存之，白石山翁自记。”
第八页“齐房之印”，下批注：“余五十岁后，往来南北一年之间，或四五次。其时刘阳亦有齐璜，与余同姓名，汤某督军，长沙欲捉刘阳齐璜，余窃恐为探子所误，遂改刊此房字，白石记。”此印应是多面印，而此处仅钤一面。
据《齐白石年谱》我们知道其在1896年34岁时，始从黎松安、鲸安学篆刻。1898年36岁，得黎薇荪自四川捡寄的“西泠八家”中丁黄印拓照本，自此对丁黄篆刻亦步亦趋临摹不缀。此“我生无田食破砚”正是其1898年摹刻黄易而非丁敬的作品。而“砚田农”原为丁敬所刻，白石摹而改“农”字字形。此印自注时为“辛未秋”，当是1931年，白石69岁。年初，樊增祥在北京病逝，早在1902年，是樊增祥为齐白石手书刻印润例：“常用名印，每字三金，石广以汉尺为度，石大照加，石小二分，字若黍粒，每字十金。”正是这纸润例，借着樊氏的大名，向白石求印者渐众。白石感念樊氏之恩，因其去世，或因此捡拾旧作，钤谱拓存。
“齐房之印”，下面的文字记述了有关避乱往来南北，又恐长沙督军乱捉人等事，此当在1918年间，白石56岁。此前，白石在余霞岭茹家冲购了田地房产，设“寄萍堂”和“八砚楼”。1912年50岁时，分置子女财产，安心设计自己的生活。又以竹管引泉水入室烹茶，别出心裁制作全部家具陈设，移花接木，兴致冲冲。不意，家乡兵乱，就有传说：“要绑芝木匠的票”，1917年5月，应樊增祥之劝，避乱北京一年。次年春，又因兵乱，避居在家乡紫荆山下“风声鹤唳，魂梦时惊……殆及一年，骨如柴瘦，所能稍胜于枯柴者，尚多两目而能自顾，目睛莹莹然而能动也。”于是次年，被迫迁居北京，这是白石生涯的重大转折。在此三印的自批注中，使我们能够将诸多史料与此相互印证，这简短生动地记述可能就具有唯一性。
第十七页“望风怀想”下注：“五十以后刊，其刀法似裁玉如泥，可喜也”。
第十八页“苦思无事十年活”下注；“六十岁以后刊，故能有如此老实，此为刻印家之上等”。
第二十九页，页眉钤赵之谦“身健穷愁不须耻”原作钤本，下为白石摹刻赵印钤本，自批注：“此余廿四时临摹赵次闲，若自篆自刊则未能也，怪哉。今日思之是何神鬼使之然也？”又双行批注：“今将赵印拓于上，余所摹未似者，其印四边□磨去边款似损失也，白石七十一岁记。”
白石71岁，是在1933年。而始摹赵之谦，据《白石老人自述》，是在1905年43岁。到1910年，白石始将汉印意味融入赵之谦的篆刻中，渐渐脱去临仿。而1933年，《白石印草》八卷本刊行。同年，白石将四年所作篆刻，集印为谱，并作自序：“以上皆七十衰翁以朱砂泥亲手拓印，四年精力，人生几何，饿殍长安，不易斗米，如能带去，各检一册置于手侧，胜人入陵珠宝满棺。”以上这一段批注，联系以上两印自赞的批注，可以看做是齐白石先生在整理自己篆刻旧作与新作钤谱过程中的总结。
第二册，开篇下自注：“金癸卯年与郭五同游江西，湘绮师谓封书最好刻一螺印，朱泥之上。”癸卯当1903年，白石41岁，是年四月随夏寿田到北京。樊增祥欲荐白石入宫为慈禧代笔，夏寿田拟为其捐县丞，均被白石婉拒。次年春，陪王湘绮游南昌，湘绮为《白石印草》作序说：“白石草衣，起于造士，画品琴德，俱入名域。尤精刀笔，非知交不妄应。”齐白石自1903年至1909年，曾六出六归，游历增长了见识，结识了很多重要的人物。这里的“郭五”，即郭葆生，与白石相识在1897年，其后他与夏寿田成为齐白石的至交。
第三页“三十以后一字寄园四十以后又字苹翁”，下批注：“四十岁所刊，此石可以不存，今尚存者，不弃旧也。”以下页钤有“萍翁宝玩”，上一册中亦见：“苹翁”、“心无妄思”、“齐氏借山馆藏”、“愿花长好夜樊香”以及前面所述“我生无田食破砚”、“身健穷愁不须耻”等印，均注：“二十几岁”或“二十岁后所刊”，实际上这些印，仅据这第三页上的印文，就可知不是二十岁左右所刻的。其他如：“借山馆”、“借山主人”、“藏于借山”等等印，或其创作时间都要比白石自批注的时间要晚。
在齐白石早期生存的那个年代，也有很多“官话”，这种“官话”，说的是“冠冕堂皇”又虚无缥缈，例如王湘绮、樊增祥等人为齐白石所作的《序文》、写的《润格》，上面已经引述。而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自然也就需要有与此相适应的生存方式。白石将他学习篆刻的时间提前，甚至与自己前面曾经的自述，明显矛盾；自我夸赞，甚至在自评印作中说“同人称之，以为乱真，即钝丁亦不能辨也”，“与二金蝶堂印相伯仲”等等，都可以看作是其白石在那个社会中，为求生存，寻找支点的一种生存方式。
据以上材料，我们可以知道这部印谱的内容，是齐白石“三百石印”的钤谱，其中的批注，是追忆和记述自己篆刻过程。此谱钤盖的时间，排除第二册的后半部，大约在1928-1946年之间。这样的印谱，在齐白石先生手中或也是，唯一的记录和存照。
这批资料中还有四方印章，一方是寿山石白文“麓山红叶相思”；另一方是寿山白芙蓉石“借山老人”，侧款刻：“白石年七十后自刊”；第三方同样是白芙蓉石，其作两面刻，一面做“望风怀想”，另一面做“此物曾见苹翁”。这三方印章，都应该是“三百石印”中物。
“麓山红叶相”此印布局开张，竖笔画求变，正是白石完成“衰年变法”以后的刻法。此印的使用见齐白石画作《菊蟹图》，此图原为北京文物商店旧藏，后归新加坡收藏家所有。此画作曾在1993年和2010年，作公开展出，画作落款是“九十四岁白石老人”。1954年齐白石94岁，在此画作上同时钤盖的还有一方“借山翁”印，由是知1954年时此印仍在白石手中行用。
“借山老人”印和闲文两面印，印材皆为寿山白芙蓉石，这在白石自用印中，已是少见的上等印材了。佳材必有佳刻，见佳石必精心布局，小心下刀。故而这两方印章，恐怕也是白石心爱之物。“借山老人”布局自然，用刀果断，具有白石“藏巧于拙”成熟期典型特点，可以视为当时篆刻的标准品。1900年庚子，白石38岁，其为一江西盐商画《南岳图》十二幅，得银三百余两。白石用这笔钱典租了距星斗塘不远的梅公祠居住，在此增盖了一书房，取名“借山吟馆”，并在此作诗数百首。1904年甲辰，白石陪王湘绮游南昌，曾有联句失对之事，白石痛感读书少，吟诗尚有瑕疵，故把“借山吟馆”的“吟”字删去。只称“借山馆”，自署“借山老人”、“借山老子”、“借山主人”等。称“借山”寓意山本非吾之所有，不过借来娱目而已，由此可见白石之性情。
两面印，一面作“望风怀想”，另一面作“此物曾见苹翁”，并无边款。细朱文“望风怀想”，四字均布，虽折角方硬，却处处追随汉朱文的平正匀称。而“风”下“虫”字，柔媚婀娜，具有白石1905年摹赵之谦和在其后取汉印意味融入赵之谦时的特徵。另一面朱文同样是六字均布，力求均称，并带有汉印的风格。此方印并见于同组的齐白石印谱第一册16至17页，这可以看做是一种“影照”。白石老人暮年仍头脑清醒，心思缜密，即赠手钤旧谱，同时又有一方印石相互印证，这是何其周到的安排。
在这批印章中，还有一件五面刻的石章，另一面有长跋。据长跋云：“好学印直清刊，门人印润泉刊，八十印曼云刊，害人印余自刊也，丙子五日白石记。”下又补注：“月圆印白云刊。”以此知，这是白石授徒时，一方面自己做示范，另一方面命学生进行仿刻，这方印石正是授课过程的实物遗存，是很有价值的历史史料。
在这批资料中还有一盒浅绛彩的印泥，浅绛彩瓷出现在晚清到民国期间。这种彩瓷由于带有文人书画意境，不同于一般的烧瓷工匠所作，故而，在“京师”之地的京津地区很是流行。盒内为“朱砂”印泥，虽然因放置了半个多世纪，印泥干涸。但以当时所配朱砂细腻讲究，艾绒纤维较长，即使干涸，也可以“调活”。而且据北京琉璃厂清末擅制“八宝印泥”的魏长青所存秘方，其制作程序极其复杂，配伍多种名贵中药、以及珍珠粉等材料。而近代的制品，是无法与之相比拟的。
这一组重要的齐白石篆刻资料，根据我们已知的白石先生习惯。它既不是白石先生出售的，也不会是白石先生身后流出的遗物。这应该是白石先生晚年，特别赠送给某位重要人物的一种“私藏”珍品。这样一份周备的篆刻资料，而且都是白石一再向子女重申“不得以一方与人”的“三百石印”中物。足见这一组物品，当时白石先生的送出，一定是有其深刻的意义。
六十余年后的今天，其再现于世人面前，诚应视作弥足珍重的机会。
【编辑：江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