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龙钮乾隆御笔“寿山石玺”
白玉交龙钮“自强不息”宝玺
太上皇帝
公元1790年，乾隆皇帝八十寿辰。早在头一年，皇帝本人就亲自筹划庆典，包括御殿受贺地点、规模、各地及藩属国的贡品等。同时，他还为自己特别制作了组玺：“八徵耄念之宝”和“自强不息”玉玺。
110年后，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存放清代历代皇帝印玺的寿皇殿成为法军司令部驻地，包括乾隆玉玺在内的大量清宫文物被掠走。
转眼又是100年，清宫玉玺不断现身全球艺术品市场，其中乾隆的“太上皇帝”、“八徵耄念之宝”和“自强不息”玉玺多次被拍卖，今年春拍，一方“自强不息”亮相嘉德拍卖，拍出6670万元天价，短短5年，这方玉玺已3次易手。
辉煌盛世帝王心情写照
乾隆皇帝活了89岁，把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盛世——康乾盛世推向了高峰。在玺印制作上，他好大喜功、志得意满的风格也显露无遗。“根据记载和实物，乾隆时期印章有1800余方，几乎相当于康熙、嘉庆、道光、咸丰、同治五朝总和”，故宫博物院宫廷历史部研究员郭福祥告诉记者。人们比较熟悉的乾隆晚年的三组印玺，就颇能反映盛世皇帝当时的心境。
乾隆四十五年是皇帝70大寿，在制作宝玺时，乾隆选中了杜甫的诗句“人生七十古来稀”，于是决定制作以“古稀天子”为印文的宝玺。郭福祥告诉记者，乾隆还特地写了一篇《古稀说》，称三代以下年逾七十的帝王只有六位，他的成就与他们相较毫不逊色，自己才是千古唯一年登古稀的明君，自得之情溢于言表。同时，他还为“古稀天子之宝”配上了“犹日孜孜”的副宝，印文出自《尚书》，表达了担心不能善始善终的危惧情绪。
十年之后，乾隆迎来80岁生日，这次他为自己刻的主宝印文为“八徽耄念之宝”。乾隆在《八徵耄念之宝记》中写道：我早立下心愿，在位60年就退位归政，现在离退位还有6年，在位一天，就要心系万民。80岁被称为耄，我现在身体康强，不可不自勉。与这方主玺相配的，就是前文提到的“自强不息”，语出《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鞭策自己不要懈怠。
乾隆六十年，85岁的乾隆立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第二年登基，即嘉庆皇帝，自己当太上皇。从此《乾隆宝薮》上便出现了一组令人瞩目的印章：“太上皇帝之宝”、“归政仍训政”、“得遂初心”、“心愿符初”、“即事多所欣”等，这些印章仿佛一个个小窗口，让我们得以窥见这位太上皇的心境，它们表明乾隆在人生最后阶段，对家事国事都按自己的设计顺利推进的满意之情。
值得一提的是，这三组印玺均非只有一方，郭福祥在《明清帝后宝玺》一书作过统计，古稀天子和古稀天子之宝共制过42方，犹日孜孜24方，八徵耄念和八徵耄念之宝63方，自强不息45方，十全老人和十全老人之宝13方，太上皇帝和太上皇帝之宝20方……在乾隆看来，唯其如此才能与其太平盛世的气象相匹配。
家国危亡玺印流落海外
前文所述三组乾隆玉玺，不少曾现身海内外艺术品市场，拍出了数千万甚至上亿元人民币的天价，成为海内外藏家追捧的热点。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最初都从法国藏家手中流出，以弗雷家族和吉美家族为多，其中弗雷家族2001年一次就拍卖了康熙佩文斋12方组玺和乾隆的“太上皇帝之宝”，以及《乾隆南巡图》等。
那么，皇帝宝玺是如何流失海外的?多年研究和清宫文物的收藏家朱绍良告诉记者，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清朝典藏先皇印玺的寿皇殿成为法军司令的司令部，乾隆印玺主要是那时被偷掠的。
“寿皇殿在景山内，用于供奉过世的皇帝和后妃的物品，东大殿供奉帝后们生前使用过的书籍和书法作品，西大殿供奉帝后们的画像和玺印”，朱绍良说，“1900年，法军随军记者皮埃尔·绿蒂，在日记中明确写道，他进入西大殿后，看到法军司令弗雷在把玩玺印，有玉的、金的和木制的，他认为弗雷不应该动这些玉玺，这是一种亵渎。”
爱米尔·吉美是法国实业家，与弗雷是好友，他于1900年来北京经商，在中国收购了大量文物。后来吉美博物馆成立时，将部分收购的文物用于博物馆的藏品，弗雷也为吉美博物馆捐赠了大量中国文物，捐赠清单至今有档可查。从两人通信中可知，弗雷从中国掠回了大量文物，运到了法国马赛港，但最后根据《辛丑条约》要求，退还了部分文物给中国。
在国际艺术品市场上，流通的帝后玺印以乾隆玺印为最多，它们主要从寿皇殿流失到海外。不过与流失者相比较，绝大部分帝后玺印仍留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和台北故宫博物院。故宫博物院目前收藏明清帝后宝玺近5000件，占已知全部帝后宝玺收藏量的90%以上。朱绍良告诉记者，根据统计，目前市场上流通的明清宫廷玺印大约五、六十组不足100方，其中康熙的宝玺有8组，雍正仅有一方曾被吉美家族收藏的“雍正御笔之宝”，乾隆的玺印接近40方，其稀缺和珍贵不言而喻。
“唯我独尊”鉴藏喜用大印
登基8年后，乾隆下诏对宫中所藏书画进行著录和介绍，形成两部大型著录书《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后者专门著录宗教题材作品。两书前后编订3次，耗时74年，堪称中国书画史上的旷世巨著。
“现在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的很多珍贵书画作品，例如《富春山居图》、《伯远帖》等，都入选了《石渠宝笈》，上面都钤有乾隆的鉴藏印，其中包括‘乾隆鉴赏’、‘乾隆御览之宝’、‘石渠宝笈’、‘三希堂精鉴玺’及‘宜子孙’。除此五玺外，还盖上收藏地的印玺，如“乾清宫鉴藏玺”等，合成六玺。到乾隆老年时，很多入选作品上又钤上了‘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宝’、‘八徵耄念之宝’、‘十全老人’、‘太上皇帝’等玺印，一般的藏家在盖章时都用小印，尽量盖在边角处，而乾隆则不然，常用大印，有的甚至钤于画面正中上部，其唯我独尊的霸气可见一斑。”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张蔚星说。
有趣的是，乾隆的作品有400多件入选《石渠宝笈》，数量列历代书画家之首。作为一个书画家，他确有以权谋私之嫌，而作为一个鉴赏家，乾隆的眼光的确不错。有一次江西巡抚进献了两副宋代米芾的作品，他大笔一挥写了四个字：“假的，不要”。而对特别喜爱的作品，他会反复题跋，像赵孟頫的《鹊华秋色图》、“三希堂法帖”中的《中秋帖》、《快雪时晴帖》均被题跋十多次。他这种任意题跋的做法也被后世广为垢病，认为他破坏了原作，是“狗尾续貂”。
当年乾隆在厘定25方国玺时曾表示，并未空想大清帝国万世永昌，只是希望能达到25代，但历史无情地打破了他的美梦。如今乾隆的御玺，早已褪去了皇权的光环，成为一段历史印记，见证着历史的兴替，家国的苦难和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