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艺术家卢克 · 赛博拉与苏菲 · 凯普教许村的小孩画画： 一人先画出另一人的轮廓， 另一人再将自己的眼睛、 鼻子、 耳朵填进去。15天时间，小孩根本学不了什么，但策划人渠岩看中的是15年后： 这些从小和外国人黏在一块儿的小孩长成 “准文艺青年” 时，会给许村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1935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总结了“乡建运动”的两大难处：头一点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第二点是，乡村运动，乡村不动。
七十多年后，跟这“两大难处”作斗争，渠岩说的最多的词是：妥协。
艺术家渠岩第一次去许村哑巴家看他画画的时候，在那间破旧却整洁的屋子里，哑巴的姐姐想来想去，开价8块钱一张——她和哑巴从来没想过这些画也能卖。最后，同去的纪录片导演李一樊放下100元，拿走了一张“洞房花烛夜”。
哑巴今年60岁了，白天下地干农活，晚上除了看电视、串门，就是画画。
哑巴从小就喜欢画画，用红色的碎砖头画在石头上，画的大多是棺材。
2011年村里来了一帮艺术家，扛着画板，背着颜料，待在村头一排废旧教室里，天天画：大块的山水、拧巴的人、乱七八糟的线条。哑巴把碎石头扔了，拿起了画笔，转画在宣纸上。以前爱画的棺材，也变成了猪八戒背媳妇、武松打老虎，还有吹吹打打的送丧队——画上写着两个繁体字：轮回。
2013年8月3日，第二届许村国际艺术节正在进行时，哑巴抱着十几幅边角破损的宣纸画，现身许村艺术酒吧门口的时候，端坐扶手椅上的艺术家们纷纷弹了起来，像蚂蚁遇上饭粒，瞬间把哑巴包围。半小时内，哑巴的存货被一扫而光。
最贵的一幅画被大伙儿炒到了200块钱，这是一幅“阴阳两界”：阳界是红墙、金鸡、粉女人，阴界是长头发的女骷髅和秃着脑袋的男骷髅，一个老太太佝偻着背，正从粉红界走向骷髅界。买家是英国画家凯特。
哑巴这辈子也没受到过这样的礼遇，他站在人群里淡定地笑。
两个买家凯特和李一樊都不觉得这是“高手在民间”。“每个村都有这么几个画农民画的。”李一樊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买画不过是想让哑巴更高兴地画下去；也让围观的村民看到：画画也蛮好。
“让村民看到画画也蛮好”，是渠岩举办许村国际艺术节收获的一个副产品。
七年前，渠岩第一次来到这个深埋在太行山沟的小村，满村的明清老屋摇摇欲坠，勾得他那股田园情怀和理想主义蠢蠢欲动。他请了很多国内外的艺术家来到村里——没敢请日本人，这村子在抗日战争时死了多人。艺术家住上半个月，临走时，每人留下两幅画。
渠岩的真正“野心”是，用艺术节带来的资源，做“更牛逼”的事：把老房子修得“老而弥坚”，让村里人“站着把钱赚了”，既把弄丢的乡村传统价值找回来，也让现代公民意识生根发芽——说白了，就是中国知识分子们喊了一百年，却从没干成过的“乡建运动”。
1935年，梁漱溟在山东邹平总结了“乡建运动”的两大难处：头一点是高谈社会改造而依附政权——梁漱溟希望政府出钱，但别管事儿；第二点是，乡村运动，乡村不动。
七十多年后，跟这“两大难处”作斗争，渠岩说得最多的词是：妥协。
许村小朋友画笔下的大胡子外国人。
艺术家教摄影前， 先把中英文对照的关键词贴在了墙上。
权力看“权力”
第一回跟和顺县官员们打交道时，渠岩的身份是“摄影大师”。那是2006年，他的摄影作品《权力空间》声誉正旺。
渠岩原本是个前卫画家，“85新潮”的时候他画风荒诞，名气不小。1990年代他到布拉格求学，五年后回来，发现时代变了：现实比画还要荒诞。越是荒诞，就越得客观呈现才给力，他干脆玩起装置和摄影——虽然那时候他还没怎么用过相机。
《权力空间》是纯白描式的，镜头里空无一人，主角是地方国企老总和乡镇政府的办公室。老总们的办公室对称威严，雕花大木椅上高悬的，不是标准的“四大伟人”，就是百虎图、黄山松；乡镇政府寒酸得多，电视机比微波炉还小。《权力空间》之后还有《生命空间》和《信仰空间》，镜头指向的是乡村诊所和教堂。
在太行山沟拍“空间”的时候，渠岩认识了当地摄影协会的范乃文。范乃文是许村人，时任晋中市和顺县政协主席。他知道“权力”的名气，觉得那组照片“反映了基层组织建设，很有深度”，就把渠岩请到县政府讲摄影。
一群县太爷等着“渠大师”给他们讲技术，等来的却是一节“类型学摄影”的理论课。几十个“学生”，最后只有两三个人表示听懂了——刚好，听懂的这几个人是拿事儿的：县委书记、财政局长、范乃文……
他们这才确定，原来前卫艺术家不都是“脱光了衣服满街跑”。那一年，范乃文和县委书记到北京去考察怀柔的农家乐，特意专门去造访了渠岩。
从北京回来，范乃文立刻在家乡许村搞起了农家乐。许村背山面水，村口的山上还住着36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黑鹳。这地方又是个老村，因为朱元璋时“允许”在此建村而得名，至今村里还留着条明洪武年间起建的老街。1987年，导演吴天明在这儿拍过《老井》。
动员村民赚钱也不容易，大部分村民不愿意做前期投入。范乃文以“建设新农村”的名义，跟企业筹钱，买来床单、被罩，谁愿意做，就发给谁。然后统一定价：床位20元，农家菜180元。那年，许村光景最好的农家乐赚了六七万，而在此之前，全村年人均收入是2000元。
农家乐准备好了，范乃文请渠岩来许村住住。那是渠岩第一回到许村，农家乐见多了，这地方不一样：老村子里歪歪斜斜，一码明清的砖木宅子；山坡上留着民国老建筑都是红砂岩砌的；村口整整齐齐一排，是“文革”的房子，上面还残存着标语“不怕牺牲”。渠岩高兴坏了：这儿的建筑脉络非常完整，但又不是哪个达官显宦的“大院”，“要是文物，就轮不到我了”。
此后五年，渠岩往返于许村和北京。每次回来，就能看到又有几家经济状况好起来的村民，推掉旧房，盖起新楼。
有一回，那条明清老街也整修了：倾斜的、斑驳的木柱被拆掉，换上大红色的新木；以前的青石板街，被翻新成水泥地面。渠岩赶紧让范乃文叫停。那条老街，现在半旧半新。
去得多了，渠岩发现，以前村民的宅子，进屋就是土地像，现在很多村民供起了毛主席和“福禄寿”。渠岩觉得这些传统丢了可惜——它其实代表着中国人的价值观。
从那时开始，渠岩认真琢磨起“复兴许村”。他跟范乃文商量先办个艺术节。
范乃文决定先把硬件操办起来，他从企业找来一百多万元，重新修葺了以前剧组留下的几座旧房子，改造成渠岩工作室、许村酒吧、多媒体厅和食堂，所有建筑外形不变，只重新进行内部设计。
酒吧门口的一大块空地被渠岩特地留成许村的公共空间——就是后来哑巴卖画的地方。
哑巴拿到酒吧门口的宣纸画被一抢而光， 英国画家凯特出了全场最高价，200元买走了 “阴阳两界”
实在说不动了，就乖乖听艺术家的
2011年，范乃文要从县政协主席的位置上退休了。趁着还在任，他想把“许村艺术节”定下来。
新来的县委书记孙永胜，那时正为“牛郎织女旅游文化节”头疼。这活动一搞几年，每年光晚会就上百万元，请一位著名民歌手得60万元。钱花了，牛郎织女、旅游、文化却都没见着。
孙永胜打算采纳范乃文的建议，做个“艺术节”，但在此之前，他得去查查渠岩的底细——艺术家骗子太多了。
2011年5月，孙永胜和范乃文一起去了趟北京，一进渠岩家，嚯，800平米的大宅子，两亩地的大院子，“人家哪瞧得上咱这点儿钱？”孙永胜进屋，瞅着满墙的画，一概摇头说看不懂。渠岩一本正经地回答：“看不懂就对了，否则我这么多年白混了。”
“大师”的地位，又一次巩固了。这一年的艺术节也很快敲定，开幕式定在两个月后。
时间太紧，渠岩只好满世界找艺术家，“把这辈子的人脉都耗上了”。
范乃文此时正式退休，成了许村最有号召力的“村民”。因为担心“外国人没有马桶不会上厕所”，他赶在艺术节开幕前，帮有条件的几家农户改装了抽水马桶。又动员了几乎全村的人，把村口清漳河里攒了15年的垃圾，在三天内全部运走——上回“清理”，还是1996年山洪暴发，自动冲走的。
孙永胜找来当地的煤矿企业，为艺术节埋单。
然后，分歧来了。孙永胜想把艺术节纳入“牛郎织女文化节”，实际就是冠个名。渠岩却连冠名也不肯。几回商量，渠岩退让。第一届许村“国际”艺术节，在“牛郎织女”的名义下进行。
按照县里办“节”的习惯，县政府要给许村挂满红灯笼，从村口一直挂到许村酒吧。渠岩反复表达：太俗了、不合适。临了，灯笼还是妥妥地挂了一马路。但也很给渠岩面子：酒吧周围没挂。
渠岩给艺术节主办方挂牌“许村艺术公社”，草拟了一份“许村宣言”，呼吁古村落保护。本想由艺术家们在开幕式上联合签署，却被孙永胜生生按住。
那份“宣言”的结尾写道：“呼吁全社会注意当前中国新农村建设产生的问题，政策的主观化、简单化、‘一刀切’的急功近利的工作方式，造成了文化与历史价值的古村落迅速消失，造成传统文脉与生活方式断裂。”
“新农村建设我们都搞了这么多年了。难道老百姓就得住老房子、就得和犁地工具住一屋吗？”让孙永胜更生气的是，“还让外国人来喊。我们总觉得，外国人一喊，好像就丢了中国人的脸、丢了党的脸。”
那份宣言后来变成一篇语焉不详的“简讯”，挂在和顺县政府的官网上，全文始终没见天日。孙永胜如今想来有点后悔，跟艺术家接触久了，他知道“保护古村落”这样的东西，没什么风险。有风险的，是那些“思维激进的艺术家”。
孙永胜曾经带着其他领导来看艺术家画画，领导指着一幅画跟他说：“这是宣泄派。”孙永胜理解的“宣泄派”，就是“让人看到后很纠结的画”，他认为那是艺术家在表达不满。而他不能允许许村聚着一群“对社会不满的人”。那之后，渠岩请人，哪些人能来，哪些人不能来，都会跟孙永胜沟通。
渠岩也不愿意“操之过急”。台湾大学教授张圣琳曾跟他分享台湾的民调经验：学生们帮村民搞选举，结果碰上宗族争斗，村民们竟一致先把矛头对向他们，觉得这群外来人是在“挑事”。
从一开始，渠岩就和范乃文商量好：你管政治，我管艺术。渠岩依然小心翼翼。
有天晚上，艺术节要分享导演李一樊的纪录片《乡村档案》。渠岩悄悄叮嘱多媒体室门口的志愿者：把门关上，别让不认识的人进来——尽管这部纪录片通过了有关部门的审核，但涉及农村宗教和选举的章节，还是让他不安。
渠岩也有“激进”的时候。孙永胜每天都读《毛泽东选集》，对毛泽东思想和军事战略佩服得五体投地。渠岩小时候碰上“文革”，父母被打成“走资派”，又到东欧读了五年书，经常和孙永胜争得面红耳赤。吵着吵着，俩人只好达成共识：不提毛泽东。
曾有其它地方的领导跟孙永胜取经：“你怎么让艺术家听你的？”孙永胜跟他讲了很久“如何说服艺术家”，最后的结语是：“实在说不动了，你就乖乖听他的。”
渠岩的摄影作品《权力空间》 主角是地方国企老总和乡镇政府办公室。照片意外受到山西和顺县官员们的欢迎， 认为是 “反映基层组织建设” 的好照片。“权力” 和 “艺术” 从这里建立起了信任。
要不要乖乖听村民的？
艺术家也得考虑，要不要“乖乖听村民的”。
画家任小颖后来一直后悔，没给大家解释自己的行为艺术。2013年许村国际艺术节上，他在草坪上点了一根蜡烛，然后在蜡烛前趴倒、俯首，持续好几分钟。有一阵，因为有风，蜡烛差点灭掉。他想表达“生命”，在围观的村民眼里，却成了“装神弄鬼”。
对村民来说，“打铁花”都更艺术些——艺术节闭幕式那晚，民间艺人摆好家伙，把熔锅里的铁汁对空击打，铁花四溅，简直就跟城里人放礼花似的。那是广场上人最多的时候。
平时，最喜欢聚在许村那块“公共空间”周围的，除了小孩，就是几个要接送客人的房东，和摆摊卖小吃的村民——艺术家能带来多少人民币，这才是村民最关心的。
23个艺术家、37个志愿者、几十个来了又走的嘉宾，统统住在条件合适的农家乐里。每户两人，每人每晚20块钱，费用由艺术节包办。
这只是小钱，真正的大钱在饭菜。原来180元一桌的饭价，已经在前几年由旅游局调到了240元一桌。离村口最近的几户农家乐，半个月里几乎每天都能有一到两桌客人。艺术节一结束，多进了四五千元。
在农家乐吃饭的，多是从太原、晋中赶来看热闹的。热闹有两种：一是摄影展；二是外国人。也有不明真相的人赶了过来，他们以为这儿有国画展。
摄影展真有，就在从村口到酒吧那条挂满红灯笼的路上。路两边立着一排橱窗，橱窗里的照片，不是巍峨的太行山，就是红扑扑的脸蛋。这也是某种妥协——当地摄影协会的成员，多是当地官员。
艺术节只有15天，却是个长久买卖。第一届艺术节结束，许村先后挂上了五块牌匾：××艺术学院写生基地。有一回从太原过来了一百多个学生，一来一个月，吃住都在农家乐。光吃饭加住宿，就能给村民带来近20万。
这还没算上小买卖——广场边的小卖部，直接把店里的小桌板当画板卖，每个30元，外国艺术家一买一大堆。啤酒、香烟就更不用说了，艺术家一来，能卖出平时数量的好几倍。
渠岩现在正着手把许村的一个大粮仓改造成美术馆，专门存放驻村艺术家作品。这也许会帮许村吸引更多的美院学生。要在许村“乡建”下去，他就得不停为村民的钱袋着想，有回有人问他，能不能在村里建个酒店？渠岩一口回绝：建了酒店，农家乐赚什么？
可村民们收入越好，那些气若游丝的老房子就越危险。2013年艺术节，渠岩干脆请了台大教授张圣琳带着学生来，专门来帮村民义务做农家乐改造方案：既保护老房子的外观，又让屋里的陈设更舒服。
老陆是积极响应者，他在许村农家乐协会做副主席，属于那种能在15天的艺术节里进账四五千的。
老陆有着全村保存最好的清代老宅，那是一座老式四合院：院里有几株花草，门开在南边一角。西边是厨房和餐厅，东边是主人房。正北是堂屋，灰砖灰瓦，用两根木柱子撑着，十多平米的房子里摆了4张小床——农家乐是按床位收费的。
学生们来了好几次，坐在院子里讨论：堂屋以前是贡牌位、敬祖宗用的，现在要不要把它恢复成客厅，把客人挪到厢房去？如果恢复，怎么才能显得传统，难道把牌位再供起来？
老陆在一旁小声插话：“堂屋还是客人住着最舒服的地方。”然后反复表达，家里最赚钱的是做餐厅用的厢房，因为饭比床位贵；祖宗牌位在父母住的另一套宅子里搁着，不可能拿过来。说完，又小心翼翼地补充：“我也不能太限制你们。”
事情陷入停顿。
隔天，张圣琳到村民家走访，回到酒吧激动得要死：好几家的堂屋，一进门就是一张大族谱——虽然往上都追溯不到三代；有个做秤的师傅，至今每年给人做150多杆秤，作坊里还藏着一小杆象牙老秤；七十多岁的老人刘望锁，从柜底摸出一本满是灰的相册，用抹布擦净了给客人看，眼神却落在一张照片上再也不动——那是他母亲。
张圣琳把她的学生叫来：你们的堂屋不用愁了，抽个时间先去做家访——那些族谱、手艺、老照片，在她看来都已经是活的设计。
张圣琳在第一届艺术节就来过许村，那时她认识了本村的志愿者小宇。小宇当年刚刚高三毕业，正等着进师范学校读英语，跟一个澳大利亚艺术家同桌吃饭的时候，她发现自己学了那么多年的英语，却一个词儿也蹦不出来。小宇决定以后要回到村子来，教那些对外国人充满好奇的小朋友学英语。
在张圣琳看来，这简直是求之不得的“年轻人回乡”样本。2013年艺术节，她从台湾叫来自己的学生，和小宇搭档，在许村开设了免费的英语课。下一步，她一个开英语学校的朋友，打算资助小宇到台湾深造。
渠岩也和澳大利亚当代艺术基金会商量，开了免费的绘画、钢琴、摄影课。澳大利亚基金会为此专门捐了一架钢琴。
“99%的入学率。”坐在酒吧的扶手椅上，渠岩眉飞色舞，“因为免费。”
他当然知道，15天，恐怕连琴键都摸不了几下。但15年后，许村的青年，可能就是一群从小跟老外混大的“准文艺青年”——这才是他对“许村计划”的预期。
以前许村村民的宅子， 一进门就是土地像， 现在很多人贴的是毛主席和福禄寿——在渠岩看来， 这代表着乡村价值观的改变： 土地不再那么重要， 钱成了生活的中心。
渠岩 （右） 与和顺县县委书记孙永胜 （左） 商量明代老屋的改造。在农村办艺术节， 是个艺术家和地方官互相妥协的过程。有人来向孙永胜取经： 怎么说服艺术家。孙永胜的总结是： 实在说不动了， 就乖乖听艺术家的。
农家乐可以，“大院”不可以
几乎所有受邀的艺术家，都有一丝忧虑：许村能撑多久？
2013年的驻村画家梁越平时住在宋庄。2011年，原先主张“文化造镇”的宋庄党委书记胡介报退休，当地政府很快把宋庄上百名艺术家的工作室定为“违章建筑”；当年的“宋庄艺术节”，被改成耗资过亿的“中国艺术品产业博览会”。
“很糟糕。”梁越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还是人治的问题。”
策展人左靖在碧山遇到了同样的问题。2011年，渠岩在许村做第一届国际艺术节的时候，欧宁和左靖在安徽黟县做了第一届“碧山丰年庆”。那时，他们已与黟县县委书记吴文达相识三年。一年后，吴文达升任黄山副市长。新任的县委书记和欧宁、左靖“并不太熟”。这年11月，第二届“碧山丰年庆”即将布展妥当，却被有关部门紧急叫停。
左靖至今不太清楚问题究竟出在哪。但有一点他很笃定：如果碧山也有一个范乃文，事情会好办很多。
左靖把范乃文视为传统意义上的“乡绅”——为官多年，有着足够的资源和人脉，在村子里有威信，又能理解艺术家，“三头说得上话”。最妙的是：范乃文已经退休了，不会“换届”。
但“乡绅”，恐怕也非灵丹妙药。
艺术节那15天，范乃文要么举着相机拍照，要么操着一口有着轻微鼻音的山西土话，给各种县领导、村干部“解惑”。有天下午，接连有五个周边村子的村干部过来取经，都想在艺术节这块蛋糕上咬一口——尽管只是个纸上的蛋糕。
最后的决议是：把那几个村子，按照许村的路子，分别变成陶艺村、摄影村、国画村……
范乃文热心，一心想把家乡搞好。渠岩也不回绝：“慢慢来。”但他知道，要想找一个愿意做“乡建”的靠谱艺术家，得碰运气。
有时他饭都吃不安宁。和艺术家们聊得正欢，中途来个赞助商，渠岩就抹抹嘴，奔过去跟他们周旋。商人们在村子里转一圈，总是问他：“这儿没什么古建筑啊？”
“都以为自己来赞助的是‘××大院’。”渠岩皱着眉头吐槽。
他赞同农家乐模式，但否定“大院”模式，在他看来，前者是城里人到这儿来生活、暂住，但不破坏；而后者是疾风暴雨式的“到此一游”，会让许村迅速沦为城市的附庸。
晋中市市委书记张璞并不这么想。
张璞观望许村观望了两年。2013年许村艺术节，他跑到村子里跟艺术家座谈，亲口承诺：给许村设立一个基金，第一笔资金他自己来拉，专门投入许村的老宅保护。
可接下去，这位市委书记继续兴奋地侃侃而谈，这让渠岩高兴坏了：“晋煤集团和潞安集团，加上渠岩先生打造的许村，我们可以适当地做一些开发，形成一个旅游亮点。”
孙永胜也一度想过“开发”。他曾经高人“指点”，考虑过一个“大伙儿穿着民族服装，一年365天里打造400多个节日”的方案，听渠岩掰扯多了，后来自己否决了。
现在孙永胜认同的许村未来是：孩子们都抱着黑鹳睡觉，再也不抱什么米老鼠；许村酒吧在山西开满连锁，里面挂上艺术家授权的独一无二的画——在许村酒吧营业之前，孙永胜甚至连一杯现磨咖啡都没喝过。
这其实是渠岩为许村设计的发展路子。拒绝旅游业，就等于挡着村民们发财。渠岩想通过经营“许村农场”来弥补。
农场样品现在已经错落有致地摆在许村纪念品专卖店的小桌上：李子酒、杏酒、干果……外包装设计得体，素雅又时尚，都以黑鹳为logo。
孙永胜笃信，借着国际艺术节，许村的名望会越来越大，挂着“许村”符号的农产品摆在超市货架上，就能有个好销路。
“这真是个漫长的事情。”在酒吧，左靖对渠岩语重心长地说。他从2011年就开始在碧山做类似的事，到现在，雏形都还没出来，计划却已被叫停了一年。
【编辑：江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