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风（油画） 76×140厘米 1979年 闻立鹏
最近在整理房间时，闻立鹏发现了自己20年前在北京门头沟用高丽纸创作的一批画作，这让他很欣喜，在整理自己文献的空隙，他在这批旧作上重新加工，取得了别致的艺术效果。年过八旬的闻立鹏依然童心未泯，他说自己“船木未朽，志在远行”。
一小盒水彩
伴随他踏上艺术之路
从1937年起，逃难、迁徙、车祸、轰炸，颠沛流离，占据了闻立鹏的童年和少年时光。1945年终于迎来了抗战胜利，但谁能想到，“八·一五”欢庆的鞭炮声还没有散尽，“一二·一”惨案就血染了西南联大校园。仅仅半年之后，“闻一多、李公仆惨案”使他突然间陷入少年丧父、长兄重伤垂危、母亲病发住院的绝境。这一声晴天霹雳，震惊了全国，也斩断了他少年不知愁滋味的时光，决定了他此后的人生抉择。
1947年7月16日，在父亲牺牲周年纪念活动的第二天，他和一群大学生一起前往解放区，为了通过封锁线，他几乎扔掉了所有的行装，唯独舍不得丢弃出发前特地从西单商场买来的一小盒12色水彩。当时的晋冀鲁豫解放区有两所大学，一个是晋察冀的华北联大，一个是晋冀鲁豫的北方大学，由于年纪小，又是烈士遗孤，在父亲的好友光未然院长的关心下，他被安排在北方大学文艺学院学习，那盒舍不得丢弃的水彩似乎冥冥中引领着他踏上了艺术之路。
1949年，闻立鹏毕业后去了和艺专合并后的中央美术学院，从那时起，他一直在中央美术学院断断续续地工作和学习，直到1963年才研究生毕业。
1954年，闻立鹏插班进入油画系本科二年级学习。这是中央美院1953年改制后的第一班，改培养普及人才为培养艺术家，改学制三年为五年，改初中学历为高中，为此特别配备了最强的师资：预科为韦启美，二年级素描为李斛，三年级素描、油画为艾中信，四年级为吴作人与王式廓合教，五年级毕业创作为王式廓。
恩师王式廓的素描教学对闻立鹏影响最大。此时王式廓正在进行《血衣》的创作，画了大量创作性素描。“他强调深入生活，亲自带我们下乡体验，在河北涞水县住了近三个月，要求我们和老乡打成一片，同吃同住同劳动。在这个过程中熟悉各式各样的人，强调从思想上贴近老百姓，有条件就速写，没条件就默写，甚至要为他们写小传，要求非常严格，但这样刻画出的人物才扎实，才是真正的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的价值所在。每个礼拜，我们从各小组回到先生的住处，炕上炕下围坐着汇报各人的情况，先生点评发挥，有时他会做讲座，讲到既要重视内容也要注重形式，在那个时期强调形式美很不容易。”回忆当年恩师的教学往事，闻立鹏记忆犹新。
1958年，“大跃进”兴起，闻立鹏从本科提前毕业调任油画系支部书记，同时做王式廓的助教。此时，他接受了中国革命博物馆的命题创作大型历史画《血债》。为此，他学习王式廓《血衣》创作的路子，做了大量主题和人物研究，也画了许多草图，最后出人意料地用水墨的形式完成了这幅作品（如今陈列在国家博物馆中央大厅）。这一年，他28岁。
1959年，学校又一次推荐他作为研究生赴苏学习。之前几次均因政审不合格没有成行，后来他才得知是由于爱人张同霞全家在台湾的缘故。
中央美院办过一期马克西莫夫油画训练班，反响不错，于是文化部决定再办一届油画研究班，正逢罗工柳回国，在国外一年多的研习使他的油画技术突飞猛进，于是接管了教学任务。1961年罗工柳组织了油研班的新疆写生和敦煌临摹，这是一次重要的艺术教学实践。在4个月里，罗工柳很好地贯彻了他的创作思想和教学理念。他认为中国人要掌握油画，必须领会色彩造型的观念，训练素描造型能力，学会以色彩造型，以色调来抒情达意。“如果说本科阶段王式廓的素描教学为我打下基本造型能力的基础，那么油研班罗工柳的新疆写生教学使我获得了色彩语言表现的能力。”闻立鹏说。
“文革”十年在磨难中挣扎
“文革”伊始，闻立鹏对康生下令取消模特制心存意见而被扣上“反康生、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现行反革命罪名，被绑架抄家、残酷批斗。他是中央美院唯一被公安局逮捕并关押的年轻教员。“命运很奇妙，我现在住的小区，就是原来关押过我的第一监狱。监狱拆迁后建成了现代化的小区，碰巧我又搬来了这里，真是世事难料！” 闻立鹏感慨道。
当年闻立鹏被审查了75天，公安局以“严重政治错误、人民内部矛盾”无罪释放。但是，出狱不到半年，一些人坚持认为他炮打康生就是反革命，将他绑架关押在美院展览楼，刑讯逼供，手段残暴。工军宣队进校前不久，他才在深夜冒死从美院陈列馆四楼吊绳逃脱。
1969年，工宣队开进中央美术学院，宣称美院是“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这年秋天，美院全体师生都下乡劳动改造，师生被分隔开，按照部队编制分为两个连的建制，下设班排。“每班都设一个解放军战士实际管制‘牛鬼蛇神’，每班都有一个重点审查批斗对象，我和妻子张同霞都是审查重点，虽同住一村，却不许相见，平日甚至不能随意出门，禁止与人交谈，精神郁闷而孤寂。”闻立鹏回忆道。
“文革”十年，闻立鹏在磨难中挣扎，在夹缝中度日，却压抑不了内心的艺术冲动与激情，不管是在狱中还是在隔离审查时，他一有机会就会偷着在草纸上画些默写与草图消磨时光，一张张小纸片上留下了一批激情而有意义的作品。
从1973年到1983年将近10年，闻立鹏和友人想办法到祖国各地写生，一面深入生活写生作画，一面反思历史，清理艺术观念，极力恢复生疏的画笔。“1978年平反之前，我的政治审查一直没有结论，外出写生是拿不到介绍信的，而那时没有组织证明寸步难行，更换不到全国通用粮票。但民心所向，人们对‘四人帮’已经厌倦。因此多数人对我们这些上小有名气的画家是有好印象的,他们以接纳、结识我们为幸事。所以，我们才能在祖国大江南北化解各种难题深入生活进行写生创作。”闻立鹏说。
创作进入高产期
引入现代艺术教学
在闻立鹏的创作历程中，《红烛颂》是一件具有特别意义的作品。“我早就盼望用自己的画笔表现父亲崇高而亲切的形象，‘文革’的灾难与浩劫使我得到一次从‘座上客’到‘阶下囚’的经历，这种体验帮助我改变了原来僵化的思维方式，也加深了对父亲人生道路的认识。”他积累了很多资料，情感的累积也到位了，正在构思作品时，赵丹、黄宗英夫妇为摄制闻一多影片搜集素材来访。“谈到剧本名字时，我和赵丹一拍即合，都认为《拍案颂》不如《红烛颂》。这也让我确定了把父亲形象和红烛相联系的创作思路。”
1978年，闻立鹏、靳尚谊等人结伴旧地重游，又来到敦煌临摹学习，劫难后见到常书鸿等老友，格外亲切。“常先生把所有洞窟的钥匙都交给我们，任我们自由选择研究临摹。我再次认真观摩了几个特别喜爱的洞窟，285窟的释迦牟尼纵身喂虎的故事我特别喜欢，宗教牺牲的崇高带给我强烈的感受，北魏那种以红黑为主色调的背景也深深吸引着我。后来，我去了青海。那里是朱乃正、黄绍京等多位学友被发配的地方，物质条件差，晚上经常点蜡烛。蜡烛质量不好，熔点极低，桌角留下的蜡油流淌堆积出的优美造型，使我立即联想到父亲诗中那支流泪的红烛，终于，我找到了《红烛颂》的绘画意象！”闻立鹏说。此后他艺术激情迸发，连续画出《大地的女儿》、《红烛颂》、《疾风》、《难忘的1976年》、《子夜》等多幅油画。
1978年底，闻立鹏正式被平反，恢复教学工作，和侯一民、靳尚谊一起被任命为油画系副主任。1983年至1991年他任油画系主任。
在任油画系主任期间，闻立鹏和大家合力恢复了第一、第二、第三画室。1985年，在林岗、葛鹏仁两位老师的提议和他的努力下，创办了第四画室，首次把现代艺术引入最高学府的艺术教育体系。针对中国的实际情况，他还倡议举办了多次油画高级进修班，培养了后来一批享誉画坛的名家。
（闻立鹏，1931年生。1947年在晋冀鲁豫解放区北方大学美术系学习，1963年毕业于中央美院油画研究班。1983年至1991年任该院油画系主任。作品代表作有《大地的女儿》、《红烛颂》、《大火》、《雪色山岩》等。著有《艺术求索录》、《追寻至美——闻一多的美术》、《闻立鹏文集》、《王式廓评传》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