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宁——一个传奇的女艺术家，她的生命经历和艺术历程是无法复制的，她经历了60年代来自边境战争的恐惧和哥哥躲在地窖里，70年代初13岁时为救自杀母亲做护工时背死人抱病死的孩子，文革后期父亲自杀，80年代初在北京市检察院工作，曾亲眼目睹34个死刑犯被处决，80年代末辞职做律师挑战司法底线，2000年母亲去世，孔宁决定放弃律师执业将生命献给艺术。
孔宁的艺术是她将折磨她的经历在她生体里搅拌后用她天生的艺术表现力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看她的绘画线条简单，感情炽烈，色彩艳丽令人惊叹万分，有着令人窒息的悲剧美和情感冲击力，它来自她生命的真实体验和感情折磨的情殇创造了世界艺术史的原创奇迹，特别是她废除死刑的行为艺术短片《刹车》同样令人震悍 。
孔宁艺术是自己的，也是世界的。本刊将陆续发表她的艺术自传，向我们娓娓道来一个艺术家的痛苦和磨难涅盘后的艺术结晶。
—— 编者
二、 地窖里的恐惧、懵懂岁月
珍宝岛事件时我和哥哥在地窖里躲了一年多
1969年的珍宝岛事件使这个距前苏联只有十八里的边境小城极为惊恐和不安。那时我还不明白外边到底发生了什么，只是每天会趴在家里朝北的窗户上望着边境线。那是文革特殊时期我们家里比战备还战备。 奶奶嘱咐我和哥哥用耳朵听着门口动静，因为听说有人要把我父亲抓走。爸爸藏在地窖里晚上才出来跟我门一起吃饭和说一小会话，基本上不开灯，我们都特别的害怕不敢出声，生怕听错动静。晚上也不敢睡觉，困得实在没办法。突然响起的脚步声或者是炉子上水壶烧水声都会让我紧张起来。我缩在被子里憋着不敢喘气，闭着眼睛仔细的辨别着。后来看前苏联电影<西伯利亚理发师》里有一个镜头就是大人不让小孩出声，小孩憋住呼吸掉眼泪的镜头，我看了后放声哭。就这样提心掉胆的度过每一分种。不停的告诉自己不能睡着不能睡，经常困急眼了睡过去，第二天也这样活。
半个月后的一天。可怕的一幕发生了，只听到“轰”一声，门被踹开了，没等我们反应过来几个高大凶猛的人闯了进来用绳子把爸爸捆上拖了出去。半身不遂的奶奶一下子从炕上滚到地上向那些凶悍的人求情双手做揖，爸爸没穿棉袄就被残忍的拖到了冰天雪地的院子里。那些人拽着被捆绑的爸爸，一下子把他扔到大解放卡车的后车厢上去了。追在后面的我好像疯了一样拽着一个高个子人的手，使劲的咬了他一口，那人回头照着我就是一脚，把我踹出了好远，我像一个布娃娃一样摔在了厚厚的雪地上 。我四肢朝天呜呜的哭着 。从此，家里就剩下奶奶和我哥哥在身边，那段日子我们过的很艰难，哥哥还得了奇怪的病随时会晕倒，就像突然死了一样。那时气温能达到零下四五十度，家虽然有炉子取暖时常会冻得发抖。屋子越来越冷，瘫痪的奶奶被一个姑姑接走了，姑姑临走前还告诉我们要好好学习，好好看家。奶奶走后，家里就剩下我们两个小孩子了。没大人管了。我那时候刚十岁，心想可下自由了，开始拼命的玩。边境线放的五彩缤纷的信号弹像过节时放的烟花，我和哥哥看不到战争的恐惧，还看得很开心。记忆最深是经常趴在窗户上用嘴嘘哈气，把挂在玻璃上厚厚冰流子哈出一个圆孔，从那个孔向外张望，我一直想拍一个短片把这一幕记录下来。紧接着部队大官来了，在喇叭里开始广播动员人们住到防空洞或地窖里，说真要打仗了，哥哥每两个月去单位要父母的工资。不知道为什么总得隔两个月才给钱。奶奶走后我们两个人也不知咋过日子，反正知道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我还觉得那是一生最快乐的时光。没钱了就卖家里的东西。那时我俩每天都胆战心惊的生活，天天爬在窗户上看着眼前的边境线。看着看着，我和哥哥一对视，都傻傻的看着对方， 没有煤 ，怎么过冬。我们想到了地窖。 地窖就是个暖和的木房子，里面的墙是用厚厚的红松木板镶嵌的，那里很狭小只有三平方米，这种地下狭小的空间的环境一直影响我。我们把家里的那条很厚的鸡毛褥子拿到地窖里，然后买上蜡烛放到黑暗的地窖，点上蜡烛可温暖了，有着微弱的烛光，我和哥哥靠在一起，互相取暖睡觉。我躺在褥子上看着地窖的天花板，因为地板全是宽宽的木板拼成的，晚上躺在地窖里睡觉的时候就看到有光从地板缝里射过来，微弱的，朦胧的，一条条的很美，就像五线谱一样。 在地窖里也抵挡不住屋外冰天动地的严寒，我一直是蜷缩的自己喘出来的气都觉得很暖。那时每天就是听广播，记得一拉警报我就吓得要命，我就跑到窗户前用手涂开哈好的两个圆圈像一幅望远镜然后透过那两个圆圈看向窗外看边境线的一举一动。一天突然看见坦克一辆一辆的在我眼前开过，一辆接一辆的，像一串蚂蚁黑乎乎的。虽然生活的条件很严峻，地窖是属于我和哥哥自己的小世界。那时候我们今天上学明天又不上了，最高兴的就是回到家里围在暖暖的炉子旁吃东西。在铁炉盘上烤馒头、饼、麻花、烤土豆。那时根本吃不到蔬菜。到现在我也没吃够烤土豆，要是加一些牛油我认为那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了。那时候每家每户给安了小喇叭，主要是为了备战用。我要是哪天不上学了就听着那个小喇叭，如果放《东方红》那知道是上班的时间，一听见《大海航行靠舵手》就知道是下班的时间。因为那儿的白天很短，我们一般就在天黑前差不多五点左右就吃东西，七点就睡觉了。中间的这两个小时就是我们玩的时间。我天天做着自己的游戏，我和哥哥有着一副军棋，我们会时不时的下军棋，我也会给哥哥表演我唯一学会的儿歌，那首儿歌经过了这么多年依旧在我脑海深处。我还记得是这样唱的：
小妞妞 胖哒哒
梳个小辫红绳扎
小辫小 眼睛大
提着小桶浇葵花
大葵花 喝饱啦
乐得妞妞笑哈哈
记忆最深的，就是我找了一块小木板，在上面订上了一排小钉子，然后写了很多的小纸片 写的些肉票、布票什么的。然后把这些纸片插在钉子上。晚上的时候我们点着小洋蜡快活极了“哥，我当卖肉的，你当买肉的好吗？”哥哥眼睛都快睁不开了：“妹妹，我们睡觉吧，我困死了。”“不，哥，那你来当卖肉的，我对哥哥说，阿姨，这块肉卖吗？”哥哥低声嘟哝：“不卖。”。“为什么不卖？”“卖！”。我总是不断重复着玩着，哥哥当这当那，什么叔叔阿姨辣椒白菜，我见过的没见过的都能在这买卖。好像有许多东西也对地窖着迷了来到小小的地窖。在这样或那样的游戏中，小地窖里也渐渐变的热闹起来。那条钉满钉子小木板和个种身份的小纸片，不离不弃的陪我度过了将近两年的时光。现在想想真的很难想象两个孩子能这样度过。军旗也是我和哥哥的小伴侣，工兵是我最喜欢的，能挖地雷不伤人，玩的时候只要翻到工兵，我就会拍起小手啪啪的咯咯的笑。白天有的时候去上学，回到地窖就像回到妈妈的子宫了。我多么希望世界上炸弹不会发现我和哥哥。 在地窖里我经常做梦，梦见苏联的军人来了，而我就在那里屏住呼吸十分害怕。也会经常梦到要怎么样的逃脱这里可怕的环境。做了一个梦是一只小黑猫变成一批大马拉着我们全家人逃出边境，至今清楚地记得全家人坐在马车上，爸爸妈妈还有奶奶哥哥还有家里的大皮箱都在我身边。马跑着跑着变的特别的高大特别漂亮。它散发光亮的鬃毛跑起来就像亮闪闪的刀。这匹好像战神的马拉着我们全家穿越了恐惧和不安的山洞，我在马车上幸福的笑着。但醒来却发现自己还在地窖里⋯⋯
那会的日子也不知道是苦是甜，是本能的活着！有段时间实在是没钱了。家里有个特别漂亮的台灯，是铜的，现在想想，底座上那个欧洲女人应该就是维纳斯。我和哥哥扛着台灯，就去废品收购站给卖了，我们换来了18块钱。想想后来自己还去俄罗斯找旧东西，而在那时就这么让维纳斯丢失了。维纳斯换来的这笔钱在当时是很多的，足够我们俩两个月的生活。记得哥哥高兴的对我说：“妹妹，我们今天吃饺子！”我们俩去买了一块冻的猪肉，当时的我感觉过年一样，十分的开心。我用刀剁猪肉，一刀下去，我俩都傻了，血流的哪儿都是，我的手指快要搭拉下来了。哥哥不知道从哪儿找来了布条使劲的给我缠着缠着。当时也没有想过要去医院，哥哥只是帮我使劲的摁着。过了一会儿，我说：“哥，我还饿。”哥哥脸色苍白差点晕过去，哥哥不能见血，后来凡是见血他就躲的远远的。哥哥勉强的剁肉做了饺子。我不知道疼，心里就想着饺子，吃的喷香喷香。我的手指长了几天就长好了，只是留下了深深的疤痕。地窖的生活是难忘的，脆弱的。后来竟产生了一种莫名的依赖和安全感。因为在那里会感到没有人破坏属于自己的小天地的快乐不想到外面的世界，地窖影响了我和哥哥的一生。
三、上海记忆
13岁时在上海为照顾做大手术的妈妈做护工，背过、抱过许多死人，过早知道了人间的冷暖。
一天晚上， 我和哥哥正跪在椅子上下军棋，妈妈突然回家了，她穿着一件黑大衣，洁白的脸庞，两条长长的辫子很美丽我都看傻了。 我们已经习惯没有她的日子也没惊喜。 偷偷回来看我和哥哥的，看看我们俩还活着很惊奇。因为她有事怕牵连到我们。所以见我们没哭她也装着不认识我们。 。
没过几天妈妈突然生病了，病情格外的严重，这个意外一直没有和妈妈深谈过，今天写到这觉得那时妈妈突病应是她自杀未成。组织上最后决定把妈妈转到上海华山医院救命让我一同去伺候妈妈，那一年我13岁。当时我和母亲还有两位阿姨一个叔叔五人一路奔波， 坐了多长时间的火车来到了上海 。 很快联系好了华山医院，那是治泌尿系统最好的医院，因为妈妈腰子掉了大出血。 两位阿姨把我叫到一边，递给我一捆皱皱掰掰的钱，让我收好这些钱。我知道这些钱是留给我和母亲在上海生活的。其中一位有些微胖的阿姨突然把着我的肩面无表情说:实在不行你就在上海把你母亲火化了吧。 我突然一下子明白了阿姨的意思， 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责任感充斥着我小小的心，让我感觉自己在一瞬之间就长大了变成了一个巨人、超人。
见到护士长的当天她说：上海的病房和小地方的不一样是不能让住在这里的，除非情况十分严重的。 当时我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尽自己最大的力让母亲活着回家。我说我不离开母亲。 问我多大了，我说：13岁了。护士长抬头上下打量着我，然后露出一副难以置信的表情瞪着我说：你这么高，怎么可能13岁！ 那你觉得我多大？护士长看着我说：你18岁吧。 然后她说：你要是想留下来就做护工吧！除了护理你自己的母亲以外还帮助护理一下医院里的其他病人，这样你还能照顾母亲又能留在医院！ 。
第二天早上6点我就被护士长叫醒了。她告诉我要干的活，早、中、晚病房和走廊都要擦一次，扫厕所，倒没人看护病人的屎尿。还要陪护没人护理输液的病人。她带我到楼层的一个特殊的屋子里，那间屋子里全是便盆，味道很刺鼻。她告诉我该如何洗涮它们。 听完护士长的吩咐后我开始了第一天的护工工作。 我先擦走廊当时我站在楼道的一端看过去的时候，真的不敢看，觉得像我们小城的一条街。擦着擦着走廊亮了起来，回过头看见早上的光照在刚擦干净的走廊上，光线很淡很模糊很美！我拿着拖把来回的擦，汗珠子一滴滴的顺着额头流到脖子上。想自己多干活妈妈就会有救浑身都是劲。自己也一定会能更好的照顾妈妈。
妈妈的手术时间到了妈妈为了不让我紧张略带微笑说：孩子，没什么。 我看到妈妈被拉到备皮室，把衣服脱掉，医生拿着好像刮胡刀一样的东西在妈妈身上剃汗毛，我眯着眼不敢看，感觉人好像跟猪一样就这么被刀割了。直到现在一提起备皮我还是会感觉毛骨悚然。 看着穿着蓝色衣服的护士推着手术车让妈妈躺在上面。到了手术室门口听到“咣”的一声门关了。站在手术室的门口浑身很冷，眼睛死死的盯着手术室的门，过了大概4个小时护士用一只手举着输液瓶，另一只手推着母亲从手术室里走了出来。 两个护士把妈妈推到病房，医生说她是肾下垂，肚子里垫了六块海绵，必须这样倒空着，让她长好了才能平躺。这一倒空就空了三个月。半夜大概四点的时候，妈妈醒了，就说浑身疼，我特别害怕就去找医生，医生就过来给妈妈打针， 我就喊打杜冷丁 。有时候妈妈一整晚一直喊疼，我只好硬着头皮找大夫，说求求你们了，她疼的很厉害了。每当我说这句话时都把头低下来，眼睛朝下看。觉得自己好可怜。我在病房借了一个小炉子， 那时候的订饭也很有特点。饭是被刀子切成一小格一小格的，把饭取出来放到小碗里，然后再拿给病人，每一碗是二两饭。母亲对于我来说就好像一件艺术品。我对于她的情感出了爱之外更多的则是一种欣赏。 我想尽一切办法让她上吃上家乡的饭。母亲想吃东北的酸菜。 我就去餐厅找师傅。 他给我母亲做了很多好吃的 。
妈妈手术之后非常艰难，因为是肾下垂，所以需要头冲下，脚冲上的倾斜着躺着。一天24小时都是这样太难受了。我照顾别的病人时心里也牵挂她。妈妈其实是自己克服着忍耐着，她经常闭着眼睛躺着，每次回到她身边时她会睁开眼睛望着我。因为是控着血液全都会冲到脑子里，她的脸总是红红的，头似乎也比平常大。看着她不舒服我心里很难受。那时正是上海的夏天很热，妈妈又不能动。我觉像在蒸笼里，怕妈妈长痱子，平均每半个小时给母亲擦一下身子。我买了痱子粉，给母亲的身上弹，她身上没除了一七十公分刀口哪都没坏。我从一开始的不知所措，到后来十分的熟练。给母亲换衣服，帮母亲解手，大到陪母亲手术，小到为母亲翻身，我都能做的很好。那个时候我平均每天只睡3到4个小时，白天也几乎没有时间可以让我偷一会懒。在妈妈熟睡时我连喘气都要屏住呼吸生怕影响她。不论多累我都是心甘情愿。那时我对妈妈的照顾都已经机械到了无意识。我经常会摸摸自己的胳膊和手看看还是不是自己的，那种感觉真的是又心酸又开心。妈妈身体逐渐好转了，日复一日的流汗对于我来说已经习惯，身上总是有一种馊呼呼的味，胳膊也总是酸酸的，有时干活太多手累的疼，红肿后就会有刀割般的感觉难以忍受。但是这些我都不在乎，只要妈妈能好，这一切都值得。那时好像所有人都忘记了我还是个孩子，也没有人担心我。妈妈只是沉默，她知道我仅仅是个13岁的孩子啊，看见我每天这么劳累，没显出多心疼我。多年之后，我曾问过妈妈那时她心疼我吗，她说：我能看着你的一切。她说的也对，那时母女能在一起不分离已经很知足了 。
到了上海。我才知道什么是煤气，我渴望有东北的炉子能给妈妈炖汤。但是当时的锅很小，什么都是一点点。在上海的这段时间我很快就能适应了。比如说买菜， 在东北 我知道的只是土豆、萝卜白菜西红柿、鸡蛋、牛奶，但是在这边就有鱼尾、笋、鸡翅局部各种各样的东西。内蒙人和上海人生活习惯真是太不同了。在这里买鱼可以买一片，买菜可以不买整棵的。这的生活也在那会儿救了我，因为钱越来越少，我也只能这样的买，葱可以买一根，两分钱，肉可以买一点点，两毛钱。也正是这一点点的积攒让妈妈生命延长，一个鱼头，一个鱼尾，一个西红柿……一个个的往生命里注入，一天天的也就熬出来了。邻居来信了，告诉我可以认识当地的人，也许会帮助我们。因为在边境小城的那些叔叔阿姨都很有特点，因为边城满洲里是中国最大的陆地运输口岸，还有些是支边、反革命到那的。他们都是热心肠的人，邻居在信里告诉我，说海关有个大姐姐姓陈，她的家在上海，还附上陈姐写给家里的信。我就照着信上的地址，到了长宁区，那好像都是工厂，找到了陈姐姐妈妈家。陈妈妈是我在上海遇到的几位中的其中一位好心人。她看我和妈妈在上海治病不容易，所以她总是尽可能的帮助我们。她并不富裕，但很纯朴，她看了女儿的信，很热情的招呼我坐下。那是我第一次去上海人家里，从弄堂、到简单的床、还有那个能看见外面光的墙板、马桶、家里的陈设很简单。陈妈妈热情的招呼我吃饭我高兴极了！后陈妈妈来看妈妈还给我们带些地道的上海饭菜。打开饭盒我总是第一眼会看见一块肉，那块肉在上面绿色的蔬菜在底下。
我在病房做了大半年护工了，我干的活越来越沉重了。 妈妈就要做第二次手术了，好像预感不好，我虽是孩子的思维，想着为什么要做二次呢？严大夫还说这次给妈妈做手术用针灸麻醉，说是文革的产物可以减少痛苦我不懂。妈妈看出我有些担心对我说去厕所。我和妈妈最温馨的地方就是厕所了!在那妈妈可以偷偷的抽口烟，妈妈其实也紧张她却从来没有哭过 ，她的内心直到去世时也装着你不知道的很多秘密。因为厕所很小，我们最亲密就是妈妈坐在坐厕上，我蹲在妈妈前面头趴在妈妈腿上。妈妈小心翼翼的从藏在病服口袋里取出一支烟点上深深的吸一口。直到把烟吸完，在这里可以不用担心有人看见。这场景想想妈妈的味道算我人生最温暖的时刻。
那天早上，医院特别安静，空气都紧张。在手术门前，妈妈永远表情都不紧张，在离开病房的时候我发现妈妈把手指向病床，我感觉到了。我还是跟着手术车一直到手术室门口，我就感觉这次要和妈妈别离了一样。妈妈也朝我摆摆手，门就关上了。我木呆呆的站在手术室门口不动 。妈妈是早上八点四十进手术室的，过了两个小时，我想起妈妈出病房时示意我看病床。我就回到病房床是空的一眼就发现枕头底下鼓鼓的，掀开看见妈妈写的厚厚的信。我没敢在病房打开，就把信也到裤兜里回到手术室门口，看看没人就打开了妈妈的信。妈妈的信到今天我都非常的遗憾，因为我只看了几行字就泪流满面，看不下去了，妈妈后来也写信给我都没有那么厚。开头：亲爱的宝贝女儿宁；妈妈可能不会回来了，你自己一定要坚强，一定回到家。要不妈妈不放心。
我搂着妈妈的信蹲在手术室门口不停的抽泣，信被泪水打湿了， 我再也看不下去了。 下午五点了，妈妈还没有出来，我开始着急了，肚子饿了一直咕噜噜叫，但我不敢离开。 手里紧握着母亲写的诀别长信，信里对我说让我好好活下去，我知道这是母亲为了我写的，我想她怕自己就无法从手术台上下来了，对我又不放心。妈妈是一个不会表达的人就是爱写，她几次出事和写有关。从那时起我和妈妈的感情不像小时候那么陌生了，才体会到她是多么的爱我，舍不得我，放不下我。对我她是没有力气和无奈的，因为她有事。那时我只知道她的事和政治有关，因为奶奶告诉过我，还有政府里贴的大字报，也不知道她到底犯了什么罪。妈妈的爱是那么深，我一遍遍打开妈妈的信，又一遍遍的合上。心里也暗下决心，一定要母亲回家！有再大困难背着抬着也得把妈妈带回家！
妈妈年轻时不知道有多美，弯弯的黑眉毛，大大的眼睛又黑又亮，黑黑的头发又粗又长，皮肤又白又细，嘴巴不大不小，嘴唇不薄不厚，个子一米六七不高不低，身材苗条，微笑时很迷人，绝对的标致的女人!妈妈从东北军大被挑选到东北局不知是不是我这样看呢，也许女人太美会惹事，当时我可没想这么多，只是想让妈妈活下去！
我在手术室门口又坐了十几个小时，已经是第二天凌晨两点了妈妈才被推了出来，脸像白纸一样，眼睛紧闭着。 手术一共进行了15个小时，护士说这次手术针灸麻醉没成功，又重新麻醉所以时间很长。 妈妈昏天黑地的睡了两天，睁开眼 她告诉我医生用刀切她的时候她是清醒的，后来疼得昏了过去，在手术室对她抢救。直到现在我也不敢细的去想手术室一刀割开妈妈腰子她发出的惨叫。妈妈这次被活切后果特别严重。因为输血感染、还是输错血道妈妈因手术中得了黄斑症肝炎，脸肿的很大，眼睛都黄的像猫。 我也不敢多问医生妈妈到底怎么了。医生还抽了我的血做了化验，看我是不是被传染。医生说上次手术是妈妈肾下垂，这次妈妈是肾囊肿，我什么也没敢说，还敢说什么，出现麻醉失败也不能怨医生他们也是听院领导的，他们也只是执行者饰演者，尽管被实验的是活人！特殊时期我们能住进医院已经是很照顾了。到后来过去二十多年，通过和妈妈聊天才知道一些让我吃惊的原因。
原来1971年文革还没结束，妈妈还有重大历史问题，妈妈大出血来上海，是妈妈自残造成肾脏受损引起出血。妈妈还告诉我了更恐怖的秘密，就是第二次手术就是为针刺麻醉做的手术，其实完全没有必要手术，是妈妈求了主治医生，求他帮助妈妈拖延治疗时间，因为回去面临什么妈妈自己十分清楚。她是怎么能让医生同意帮她没说，我写到这也停顿下来，觉的很累很累！难道我天天为了救妈妈回家干的是成人都难以接受又累又恶心的活，原来我作的一切完全是反着的？
那个时候真可怕！！妈妈所做的我一点也没察觉到，我觉得妈妈又可敬、又可怕、又可怜。只有在非正常年代发生这离奇的非人性，令人难以置信的事。这次手术后不见好转，已经是1971年元旦了， 那天我想妈妈就要回家了就拿剩下的钱去给妈妈买了件紫色变光绸的棉袄，还有咖啡色的皮棉鞋。那天我拿着包走进病房里，还没说一句话就看到妈妈盯着我，脸变得很狰狞，哗的从嘴里喷出血来。人全身抽搐不断的抽和冒血，我一下扔下给妈妈买的新年礼物，大喊“快救我妈！快救我妈！” 一床阿姨的儿子东子大声呼叫医生，护士和大夫都跑过来了，护士长在妈妈嘴里塞进去裹着纱布的钢板，妈妈顿时不省人事了。我一下跪在医生面前，哭喊着救妈妈！这时来了好几个科室的大夫，看着一群白大衣跑来跑去，氧气瓶推来了，吸痰机推来了。一会妈妈身上插了七八根管子，妈妈身上插的东西太多已经没有扎针的地方了，护士说在脚脖子那切口输液脚，我说“只要能救活我妈妈，切什么都行”。两个脚脖子都切开了。 妈妈一直昏迷不醒，本科医生会同几个科的医生对妈妈会诊，好象说是术后终合症。
我们家那是一共四口人，爸爸、妈妈、我和哥哥，爸爸自杀了，原来妈妈要是没抢救过来妈妈也自杀了，为什么！妈妈昏迷不醒眼睛就一直没睁开过，妈妈什么也不知道，我就特别难熬，从妈妈昏迷开始我在她身边一直站着因为很多东西插在妈妈身上，坐着也看不到。我确实要高度集中全身紧绷着不停的的看着，特别是氧气瓶可吓人了象一个大炮弹斜在妈妈身旁。妈妈那时也是我们整个楼层最重追重的病人，就是抢救状态，要是现在就进重症监护室了。那时还小连续不睡觉，还站着现在一天都挺不下来。即使妈妈昏迷不醒，我也不时的给她擦脸，擦眼角的分泌物。2000年底妈妈去世之前和我说；没有你妈妈早就不在了。我也不知道我咋能应付这一切，华山医院确实很厉害，医生素质水平衡高，尽管有工农兵医生，但还是对妈妈进了尽了最大抢救措施，因为没人换我，站的腿肿的一按一个坑。
在临近能让妈妈回家的时候，她突然又病的这样严重，让我的心被揪的紧紧的，我很难过，因为觉得母亲活下来的机会似乎越来越渺茫，我害怕了，也有点挺不住了。我就想家，想爸爸哥哥奶奶。当时爸爸还被关着没出来，奶奶是瘫在床不能动，哥哥在家伺候奶奶。 想让哥哥来上海。我写了个地址，求一床儿子小东子下楼去帮我拍电报，内容就八个字：妈病危速来上海。接到电报哥哥第二天早上到上海。 第二天一早我去上海火车站接哥哥。这一年想爸爸、奶奶、哥哥、小黑猫，在病人面前是不敢哭的，我都是夜里靠着墙边自言自语的和家里人说话和小黑说话偷偷抹泪。但今天我一到火车站眼泪就止不住了，我清楚的记着上海候车站站台的情景，那天阴天还下着小雨雾蒙蒙的。我看见哥哥眼泪就像瀑布一样，边擦泪边喊；哥哥！哥哥！见哥哥穿着爸爸的蓝布中山装，小脸苍白，腰上还系着大草绳子眼睛困的都肿了，哥哥傻呆呆的站在那也没看见我。我冲上去一下抱住了哥哥！天亮了！妈妈活过来了！哥哥来了。哥哥是我最疼的人，那时哥哥有点怔乎乎的，下车时军帽被上海弄堂的瘪三抢了我拼命的追也没找回来。 哥哥来时穿的大棉袄，是爸爸的又大又厚，想想为哥哥买了一身绿地卡衣服和一双回力白球鞋。我记得和哥哥买完衣服在淮海路上看到橱窗里摆的奶油蛋糕，我俩就趴在窗户上看， 脸都贴在窗户上了，看半天哈哈！一看对方我们一下都笑了。我和哥哥脸上都是灰真像三毛流浪记里的三毛！给我俩馋的当时多想进去买一块，还得给妈妈买好吃的增加营养。其实我特别心疼哥哥，虽然我是个妹妹。小时候我最不愿看到哥哥忧郁的眼神和被人欺负的样子。
没过多久，我就和哥哥护理着妈妈回到了北京，但再上海的那段时光是我永远难以忘记的。
【编辑：田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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