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ricka Beckman与Lionel Bovier 和Fabrice Stroun的对话：
Lionel Bovier & Fabrice Stroun：在你的电影和照片中，有一种非常强大的以技术为基础的人为意识。然而，您的图像却显然是手工制作的。即使到了今天，虽然你可以使用计算机定制的图像，你仍然依靠着纸板模型和停格动画。
EB：手工感来源于我的电影中的每个东西都是一个模特或复制品。我模仿的东西都是些符号。我感兴趣的是我们如何形成了心理形象，以及不用文字的前提下我们如何与之沟通。我的作品都是基于动作的，无论我是用了停格动画、表演，无声电影或体育。制作一件东西或一部电影的实物过程带给它了一种我在与计算机打交道时不曾发现过的对话。
自2000年以来，我的作品一直是我的相机和我拍的空间之间直接的互动。我会集中拍很长一段时间，在这里我用我的相机镜头解构架构，跟随建筑设计的规则创建动画系列。我的目标是使建筑动起来，就好像它有了自己的意志。在我用模型动画创作时，我的确使用更先进的机器人感的设备，那这种工作在我用摄像机的时候是次要的。电影可以创造所有的现实动向，让你相信那是真实的，但与此同时，电影还可以产生一种陌生的感性体验。
LB & FS：“The Super-8 Trilogy（超级8三部曲）” (“We Imitate；We Break Up（我们模仿；我们分手）”，1978； “The Broken Rule（被破坏的规则）”，1979；“Out of Hand（失控）”，1980都直接引用了让·皮亚杰（Jean Piaget）关于学习过程的理论。你如何开始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它们对于你的整个早期作品的构建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EB ：作为一个年轻的艺术家，我一直在寻找一种语言来解释知识本身和实在世界中的运动之间的关系。我知道那种运动是在我们学会讲现在说的话之前很久就存在的一种语言。我通过制作短的实验性作品发现，只要观看者理解了场景的时间和空间的坐标，声音和图像是可以彼此替换的。不知何故，实在的现实是一个比语言、图像甚至音乐更深层次的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之中的系统。所以我放弃所有的哲学阅读，而开始钻研皮亚杰。那时我就开始了超级8三部曲的制作。第一部电影，“We Imitate; We Break Up”，处理的问题是模仿以及创造稳定的身份的过程。这部电影是一种符号与符号之间，还有符号和障碍之间的实在的动作的展示，由互不协调的肢体动作开始，逐渐达到一个平衡，然后再次变得不协调。我试图通过电影的过程来说明动作是如何变成回忆的，而它们又转变为了一个稳定的身份的基础。
第二部电影，“The Broken Rule”，我展示的是规则是如何形成的。一方面，那些你生活之中的真理或规则，是由社会共识通过一系列测试和检验的过程而形成的。而另一方面，有的规则是由个人建立起来的，提供了一种目的感和自我价值感。这两者都会产生真实的后果。“The Broken Rule”部分也是对艺术家麦克·凯利（Mike Kelley）的致敬，我刚刚在加州见过他，我感到他的作品和能量代表了一种对于自我成就的规则的信守。我为他创造了最后的那个表演。而“Out of Hand”，这个系列的第三部影片描绘了符号是如何形成的。片中的男孩就是典型的小飞侠，无法进入青春期，只好他不断检索着来自童年的怀旧对象。要进入成年，他必须放弃他对于这些东西的依恋，并接受一种代表他记忆中的童年的符号。
当我现在做完了超级8三部曲，我就可以非常松散的读皮亚杰的书了，几乎是一种充满诗意的自由，就那样享受着他的那些测试和他的孩子对于他的测试的反应。但我也试图吸收他对于继承的智力水平会导致语言习惯的定义。阅读皮亚杰的科学实验的过程给了我信心去建立我自己的逻辑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