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inrike Klinger与维克多先生的对话：（节选）
当我快开始为这个展览写新闻稿时，我就去画廊转了转，然后在那里我遇见了名字出现在了展览标题里的那个人。自称是“维克特先生（Mister Vector）”的那个人是柏林Mitte区的邮递员。他四十出头，动作极其迅速，对于艺术十分兴奋，并经常在他递送邮件的这些画廊中徘徊——比如Croy Nielsen, BQ, Nagel & Draxler, 和Galerie Kamm。他已经看了这个展览不下30次了。
HK ：你觉得这个展览的地板怎么样？
V先生：我喜欢这种符合人体工程学的特点，它会减轻一些整天走在沥青和混凝土上那种对小腿的影响。那种混凝土地会损害你的膝盖和背部。这让我想起婚礼中我在新公寓醒来时的第一个早晨。当我下床时，那种硬木地板的温暖令我吃惊，而我的那些老旧的混凝土地板像一个拓荒者那般坚守着自己的阵地，但在这里，我的脚和木地板之间的空间似乎发生了反应，我想这是一种沟通，虽然我的脚没对地板讲话，地板也没回复什么，但是它们之间所有的这个空间在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反应。
……
HK ：你觉得Ben Schumacher先生为什么用您的名字做标题呢？
V先生：我不知道，这似乎有点弱智。我想这也许跟我关系不大，而是我的位置所占据的空间。或者我的视角：我是这些东西（画廊里的艺术）的旁观者，但我也是交流系统中的一部分，所在一些制度安排中，有着特定的价值偏向，这个系统依赖社会，反之亦然。
HK：是啊，所有这些公用电话的图像显示都提醒着我这一点。他们来自《2600》杂志的背面，他们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付费电话，指涉着濒临失传的盗用电话技巧。我将黑客看做一种外部观察者。我们都知道我们存在于社会中，我们生活在一个特定的区域，挣工资，有退休的期望。所以黑客在系统内运行，利用了我们的弱点和不安全感。
V先生：在天花板上的那个东西（指着无线电扫描器）。我的父亲曾经有一个。他是业余无线电爱好者，曾教我如何可以监听到其他活动。比如，你听到一个攻击的情况，你首先会听到警方联络的调度，警方出现了，然后他们再联系调度消防部门和救护车，一段时间后，你开始听到新闻工作人员相互联系，他们给编辑描述这个事件。所以你唯一没有听到的事情是最初呼叫警方信息。你通过语言体验了这整个事件，却是分在几个不同的环境中，而每个系统都有他们自己的语言，被他们的特定的利益集体所引导。
HK ：所以你的意思是一个系统是一套差异与疏离（differences）的集群。就像语言，字与字之间的差异，世界上没有给定的语言，有的只是字与事物之间的差异。听那样的收音，一个人就能分辨出“袭击者”与“受害者”，这两种标本之间有没有真正的差异并不重要。差异才是真正重要的，是它使语言不断进化，并且是它掌握着我们所说的语言的顺序。不过这些差异能否存在于现实中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V先生：我没完全明白你说什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