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晚餐》
这些成名画家的作品里都有着强烈的个人印迹。曾梵志，岳敏君，一个画面具，一个画笑脸。再加上张晓刚描绘的那些幽灵般的眼神，让他们很快成为了那个时期的艺术符号。这个符号是属于小小的艺术圈子的，社会大众并不知晓。不过艺术这玩意本来就小众，再加上在北京那样一个独特的文化氛围里，熏蒸发酵，发了财的他们都成了贵族。
《最后的晚餐》是面具系列的后期作品，就在这个时候出来了。
曾梵志的画作《最后的晚餐》在拍卖市场上以天价成交，引来一片哗然，各种猜测不绝于耳。对于作品的解读，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神秘化。看作品不是猜哑谜。画家也不是哲学家，画的是一种心态，看的则是对大环境下个体的解读。
作为曾梵志曾经的同学，随意写下一些文字，絮絮叨叨讲些鲜为人知的细节，讲讲那些年，那些事，讲讲画家个人的性格。看完这些，再带着这些情绪再去重新审视作品，大家都会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判断。
1987年，在武昌，一个叫昙华林的地方，一所占地面积很小的大学，迎来了新一届学生。那时候没有所谓的扩招，堂堂的八大美院之一的湖北美术学院，一共就招了那么四五十个学生，可以说，每一个学生都是从千军万马中“厮杀”出来的。为了一个喜欢的专业，有的甚至来来回回“厮杀”了好多年。
这其中，有一个学生叫曾梵志，他所在的那个油画班，好几年才招一届。一共也只有五六个人。
刚进学校的时候，湖北美术美院还很小，只有两栋小小的旧教学楼和一栋刚刚建成的，崭新的九层的“豪华大厦”。说起这栋大厦还有不少故事。本来，这栋楼应该早两年就盖起来了，学校当时有这个预算，结果领导同志一看，需要投入上百万！顿时吓傻了，把计划压在了一旁，想等来年再说。谁知道一年后，工程队的报价超了一番，到了两百万！
领导不敢再拖了，再拖手里的那点钱就该变成首期了。
新生入学，新楼还没入伙，大家都睡工棚里，半夜北风吹，饭碗当的一声掉到地上，同学捡起来一看，一碗清水里冻着只可怜的绿头苍蝇，都成琥珀了。
就这么着，大家抢着搬进了未验收的大厦，女生住顶层，下来一层是男生宿舍。这楼哪儿都好，就一样不好，没电梯。每天爬得那叫一个累啊！
新楼入伙也装不了多少人，曾梵志他们班还没轮上，依旧在旧的三层教学楼里上课，和国画/版画班的都在一起。学生少，一个班才几个人，只有上大课的时候才会将几个班聚在一起，三十多人，才会显得比较热闹一点。
学校另外一个热闹的地方就是食堂，每天中午大家都会捧着饭盆子，坐在食堂门口的小路两边路牙子上，等着女生经过。每当有女生摇曳生姿地走过时，大家会一起低声地念道：一二一，一二一，一二一……二十多米长，两米多宽的小路很像后世的T台，女生一般在七八步以后就会走成顺溜——就是一侧的手脚同时向前或向后摆动，就像那些脑平衡有问题的一样。这时候，大家会放肆地哈哈大笑。
食堂是多功能的，外校的教授来讲座也是在这里，新年晚会时这里更是主会场。传说那张《最后的晚餐》就是描绘的这里，而创作灵感，则起源于一次表演。
1987年的12月24日。街上还没有所谓的平安夜装饰。不过各个高校的校园内还是很有圣诞节气氛的，各学生会自发组织着四处走动，串门聊天，排演节目。
那一年的湖北美术美院，还不是文化课稍差一点儿的学生的避难所。在这里读书的，都是满脑子艺术理论，有些多血质的轴孩子。人不多，活动能量却比较大。每年的这个时候，小小的美院也最吸引周边工科学校孩子们的目光。
食堂二楼成了晚会的活动现场，人挤人，哪儿的都有。
每个班都报了节目，还都不止一个，大家争先恐后，唯恐少了炫耀自己的机会。农村出来的学生拎着二胡往台上冲，拉着不成调的《十五的月亮》，城里的学生左脚红鞋右脚绿鞋，使劲地抽搐，跳着当年最时髦的霹雳舞。
轮到油画班表演，所有的灯突然全灭了，食堂里黑漆漆一片。
等了许久，灯光终于又亮了起来，只有一盏。昏暗的光影里，一张长长的桌子后坐着一排人，那场景活脱脱就是达·芬奇《最后的晚餐》。台上台下鸦雀无声，又过了许久，桌子后的一个人站了起来，双手一摊，吼出了唯一的一句台词：
你们中有一个人出卖了我。
那就是油画班的节目。
画面惊艳，全场掌声雷动，后来那个节目的照片一直出现在美院的墙报里，广为人知。几年后，在北京的曾梵志把那个场景画进了作品。
中国现代艺术走到今天，曾经经历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阶段。第一段发生在1985年的八五思潮期间，另一段则发生在上世纪的90年代中期。我们在校读书的那段时间，正好处于这两者中间。
八五思潮是上世纪198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出现的一种美术思潮，当时的青年厌烦了传统文化里的一些过时的价值观，试图从西方现代艺术中寻找新的血液，从而引发的全国范围内的艺术新潮。八五思潮给中国现代美术带来了革命性改变，国门渐渐打开，来自西方的艺术思维和价值观，不管好的坏的，一股脑地涌了进来，让之前循规蹈矩画着宣传画的艺术家们激动，颤抖，也无所适从。中国现代美术，从纯粹的写实主义进入到了一个多元化的新世界。一大批年轻人跳上舞台，摇旗呐喊，成为了鼓手、先锋，而原来站在前台，以写实为特点的老一批艺术家，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
随后的，八五思潮到了八十年代末期就阶段性告一段落了。从盲目推崇到无所适从，中国现代美术进入一个矛盾和沉寂期。不过历史再也回不了头，新的中国式绘画语言形成了。
那一批年轻的先锋人物成为了后来各校的辅导员、班主任、主课老师。给我们这些新人带来了终身的影响。纯粹写实，不再是学习和创作唯一的目标。
四年里，曾梵志每天上学的时候都要走一条捷径。他会穿过一间很大的医院，从前大门进，后大门出。那要经过无数非正常状态的人群。每天路过医院的状态成了他生活的一部分，也成了他创作的源泉。《协和医院》三联画就这样出炉了。之后又出了打针、病人系列。
1991年，毕业前夕。曾梵志将这批作品自费在学校的美术馆开了个人画展，原计划展7天，结果三天就被意外地勒令封馆。
那些血淋淋，龇牙咧嘴的画面，很容易在当时的社会气氛下引起不太好的联想。
画展的事情闹得很大，但他却因祸得福。
有一位重量级的美术评论家——栗宪庭，刚好出差到了武汉，封馆事件引起了他的兴趣。而曾梵志的那些画作让他赞不绝口，在他的引荐下，一位叫张颂仁的画商出现了。这位画商是台湾人，在香港开有一间名为汉雅轩的画廊。
张颂仁问曾梵志，三联画多少钱肯卖？
曾梵志不知道怎么开口，这位画商自己主动提出来，我给你5000块吧。
那年头的5000块算是一笔巨款了。更没想到的是几天后，张颂仁交到曾梵志手里的是5000美金！
曾梵志后来说，5000美金抵得上他在普通单位里上班好多年的工资了，那让他下定决心，终身以绘画为业了。
后来，曾梵志来到了北京，跟汉雅轩画廊签约，成了专职画家。条件是每月交一张作品，画廊的收购价格为3000美金。画廊帮他租了房子居住，这比远在郊区，圆明园画家村的另外一帮同学和其他职业画家的处境好多了。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现代艺术迎来了第二个重要时期，这一次的变革，是由商业与资本推动的。如果说八五思潮带来的是思想观念上的更新，那么90年代中期的这一次带给画家们的是收益上的巨大膨胀。而这种膨胀，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大环境密切相关。
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艺术家们仿佛进入了一个自我沉溺期。思想上的进取心少了很多，在自己并不认可甚至反感的生活方式中混着日子，现实生活和他们的精神世界日益疏远，追求崇高而又嘲讽崇高，抨击假恶丑却又被迷惑。
就在这时，因为一些众所周知的社会环境变化，很多国外基金/投资人开始关注国内文化艺术圈，出于各种目的，他们渲染、炒作这些作品，让一大批艺术家赚到了钱。除了曾梵志，还有圆明园画家村出来的一大批画家都卖出了很多作品，画作的成交价格都是数百上千万。局面很疯狂。
这些成名画家的作品里都有着强烈的个人印迹。曾梵志，岳敏君，一个画面具，一个画笑脸。再加上张晓刚描绘的那些幽灵般的眼神，让他们很快成为了那个时期的艺术符号。这个符号是属于小小的艺术圈子的，社会大众并不知晓。不过艺术这玩意本来就小众，再加上在北京那样一个独特的文化氛围里，熏蒸发酵，发了财的他们都成了贵族。
《最后的晚餐》是面具系列的后期作品，就在这个时候出来了。
在画这张画的时候，发生了一点小插曲。曾梵志同学和他的导师之间的友谊出了一些问题，这位导师，曾经是最欣赏他的才华，最懂他的人。同学们分析，这种复杂的情绪是他画《最后的晚餐》的初衷。
在熟悉的，美院食堂那个晚会被搬到了画布上，流露着对往昔的怀念。一群戴着面具的家伙在窃窃私语，一个显然是核心的人物摊开双手：你们中有人出卖了我。
和其他画画的孩子一样，曾梵志同学读书的时候文化成绩一般，很不讨班主任喜欢，从来就没有戴过红领巾，这成了他的一个心结。在这幅画里，他把红领巾作为少年时期的一种符号拿了出来。他说，小的时候他真的很想当一个好学生。
红色是他那个时期喜欢运用的颜色，所以西瓜，还有以前的医院系列都有大量的红颜色，当然，这么敏感的色彩也导致了我前文所讲的“意外”的发生。那是他的图腾。
按照艺术的定义，这样的一批作品，这样的一批画家，他们的作品被定义为隐喻的政治波普。所谓波普，指的是利用现成的商业产品，比如别人的设计、海报、工业产品、宣传画等等，拿来加以改造一番，重新赋予一个概念，具有一定的社会现实意义的新作品。更准确地说，是产品。波普艺术面向社会大众，是所谓的速成品，质感粗糙，品质无法保证，但是借助大众传媒的助长、传播，影响非常之大，远胜一般艺术形式。
而这些，很符合当时的氛围。
曾梵志的作品价格越卖越高，在2000年左右超过了齐白石、张大千等老一辈画家（齐等人的市场主要是在华人圈）。是华人艺术家里在国际上售出作品最多，成交价格最高的。
市场对于曾梵志作品有了新的解读，说应该将其归于奢侈品更合适， 你能够见到他的新闻更多是在《时尚芭莎》之类的杂志而不是《美术》。 他的画展观众更多是邓文迪章子怡之类的明星而不是普通艺术爱好者。
曾梵志也变得越来越时尚，不再是那个每天穿过医院的穷学生了。他会不厌其烦地对身边的朋友讲他的穿着，衬衫是亚洲唯一的一件，墨镜又是价值多少多少……
他画画喜欢连续作业，需要吃虫草补气，他又要告诉别人，非三十万的不能吃，不吃就顶不住……
所有的这些使得他成为时尚达人，追捧和关注他的媒体也是大量的时尚杂志。某一次聚会的时候，我跟他说，前几天在某时尚杂志的封面上看到他，捧着一堆昂贵的画笔，双手抱在胸前……
一身耀眼服饰的他冲我神秘地一笑：那都是演的……
回武汉的时候，成名了的曾同学还是喜欢经常和同学聚会，他会在最好的酒店开好房间，然后叫上一大帮同学打牌。
年少得志，难免轻狂。再加上应酬太多，有时对同学的言语态度会得罪人，比如有一次，某同学一进门，曾梵志一时想不起那位同学的名字，就用手指着：你是那个跳霹雳舞的吧？某同学很不高兴，反用手指着他说，你就记得我是跳舞的，就不记得我是你同学？曾梵志有些尴尬，那同学依旧不依不饶地打脸：读书的时候，大家都穷，别人请客，我们去汉口蹭吃蹭喝，不带你去，你偏要跟着去，你都忘记了？
曾梵志不掩饰对名利的追求，不过对于艺术的执着也是毋庸置疑的。他画画有个特点，就是在画室的墙上装了一个摄像头。他画画的时候经常连续工作二三十个小时不休息。当作品完成的时候，往往伴随着一张快进视频的光碟，以证实作品是由他独自完成的。这样做是因为社会上有传闻，所谓名家的许多作品是由枪手代笔的。曾梵志说他绝不会这样做。
成名后的画家作品的价值就是钱，这也引发了不少有趣的故事。
同学甲结婚，曾梵志到场，送了一幅画当作贺礼。新郎官当时喝高了，要耍酒疯，说我结婚，你怎么送张老虎？这是什么意思？当时就闹开了。同学乙说，我们羡慕都来不及呢！你不要是不是？你不要就卖给我，三万块怎么样？
同学甲点头表示同意，同学乙马上出门，找银行取款，成交。画作归同学乙了。
大约半个月后，同学甲百无聊赖中翻看报纸，看到这么一条消息，曾梵志的一幅老虎卖给了欧洲某画廊，价值三十万人民币。
痛苦啊，懊悔啊，各种纠结。
一个月后，同学甲牵肠挂肚地打开那家画廊的网页，看到那幅老虎又成交了，三十万欧元。
关于《最后的晚餐》的解读也是如此，新闻焦点依旧都聚集在钱字上面。那很符合曾梵志的作品。不过要说明的是，这幅作品卖多少钱，都与他已经无关了，因为所有权早已不是他的了。
【编辑：文凌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