垂钓图 明·文徵明
折扇在明代流行以后，即成了文人墨客挥毫点染之物。嘉树堂藏扇的重要之处，就是它几乎网罗了吴门派的所有作者，集中而广泛地展现了文人的情志和品味、闲居和酬唱的各个方面；它具体而微，却让人见微知著，能在吴门派的研究上引发起出其不意的洞见。
这批藏品中的文徵明扇面，不仅有精妙的粗笔《垂钓图》，而且还有写给抗倭将军杨尚英的行书元旦诗。这是一帧难得的书迹，且不管它当初是否偿还雅债，研究文献的学者肯定会兴奋地打开《甫田集》跟它对勘，而它们的文字至少有两处互为不同。如果是微观史学家大概会获益更多，就像从一片雪花中看出不同的晶莹的花纹一样，他也许会关注文徵明和杨尚英交往的动机，也许会问为什么会把这样一首诗写给一员武将？诗到底是定稿，还是草稿？写在金笺上与写在素笺上，书风会发生些什么变化？诸如此类等等。可以视兴趣点的转移，不断地追问。
若把眼光转向吴门之外，嘉树堂的藏品同样精品叠陈。会稽王思任的米家山水乃为同乡余煌而作。余煌字武贞，天启五年进士，授翰林院修撰，与修《三朝要典》。崇祯中乞假归乡，或有归隐之志。此扇就是尔时王氏与余氏交往的实录。但时日不长，王氏就发出“吾越乃报仇雪耻之国，非藏垢纳污之区”的疾呼，清兵入绍兴，居孤竹庵中，绝食以尽。余煌也终未归隐，鲁王监国于绍兴，出任兵部尚书，清兵过江陷城，鲁王遁海，余煌绝然投水死。小小的一幅扇面，隐寓时局，又示现未来，但它却不止为政治史专有，图像学研究更有取焉。
像这样有待细意稽考的扇面，嘉树堂藏品中还有一些，这也形成了它的一种特殊魅力。例如殉身于甲申之难的刘理顺写的行草书七律，上款为“怀翁”，另一帧丘坦的五律扇面，上款也是“怀翁”，此怀翁姓何名谁？更重要的，当时酬递书扇的一段情境如何？都有待他们的知音祛尘发覆。面对苍苍茫茫的历史，我们的所知太少，但历史研究的一个伟大价值，却也正是怀着善心，将古人唤起。
回到艺术史上来，扇面中另有一位殉难于甲申巨变的烈士倪元璐，虽说他一生勤于国事，把生命都献给了政治，可骨子里却是一位真正的风雅之士。他把题陈老莲画石的一首诗写给字翼燕的世兄，运用米襄阳的典故，抒写自己的情怀，并画一块湖石，说明“风格居然百世师”。这样的咏石，这样的画石，即使草草几笔，也是逸品，也展示出中国艺术史的一个独有观念：把一块石头当成艺术品作云山千叠之观，而且一代一代用笔墨传递，以至于自然之石变成文明之石、风雅之石，这比起西方人所谓的readymade，真不知蕴含了多少风情之韵。中国的艺术是精雅的艺术，不像西方那样经常动荡激变，从倪元璐信手而出的太湖石上也可看出一斑。
近年来，书籍艺术史上有两部杰作常常为人研究和关注，这就是胡曰从的《十竹斋书画谱》和《笺谱》。以《笺谱》为例，它的画稿除了十竹斋主人外，署名者并不多，但有高阳的绣球和水仙二幅、他的侄子高友的花石十几幅。高友字三益，是高阳的弟子。他们并称二高，扬名白下，其画风在《笺譜》中占了重要的位置。若把眼光放得宽广些来研究这部笺谱，嘉树堂所藏的高阳扇面就又成了"必读画"。我们能够看出，这帧扇面所折射出的十竹斋品味。
研究中国书画史，风格的观念固然重要，但品味似乎更重要。《十竹斋笺谱》是文人书斋氤氲的品味，扇面更是文人生活品味的诗意化再现。嘉树堂藏扇也许只有放在品味史的框架中倾赏，才能得其真义，才能领悟“柔翰自人文攸赖与天章云汉并丽无穷”的伟大观念。
（本文是中国美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景中先生为10月24日在龙美术馆开幕“嘉树堂藏明人扇面书画展”所写的序言，本报有节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