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11.14_香港东方快报.
画家朱伟告诉作者他是一个用孩子的眼睛看世界的天生的斗士
朱伟的个性正如其叛逆的画作。朱看上去非常直率但同时又充满了个性。他有一股固执的味道，一种使他与众不同的决绝的性格。
这个曾为士兵的画家是一个孤独者，在他的工作和生活中都是，但尽管如此，他又有着强烈的社会意识。
当这个北京人在香港个人画展上站在他的作品面前时，你只能得出一个结论：他是唯一一个能创作出这些尖锐批判现代社会现象的作品的人。
对很多人来说朱伟的人和作品都是大胆的，盛气凌人和难以接受的。但传统主义者，在被逼无奈下，也不得不勉强承认朱伟有艺术的天赋。
朱伟说：“我只是想画点不一样的东西。”
他在兑换广场万玉堂画廊的展览将持续到4月26号。“我不喜欢跟在别人屁股后头，也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我只画我看见的和明白的东西。”
在他的画里，北京城里住的都是比例被放大了的眼神警惕的人。历史的中国和现代的中国栖息在同一座城里。
而他笔下的中国则是城市的，无产阶级的，颓废的，悲哀肃穆的，剥削的，腐败的，一言以蔽之，一个将要被摧毁和重生的文明。
士兵和干部走在街上，旁边是唐朝的马和马倌，还有一大群中国五千年历史画卷上的人物。
而很多画上题词的来源则如此广泛，从18世纪中国色情小说，到他的朋友摇滚乐手崔健的歌词，再到米兰-昆德拉言简意赅的警句。
朱伟使用最基本的颜色。天安门经常作为他画作的重要背景，就像毛的形象和语录一样。
朱伟，28岁，剪得夸张的短发，穿着邋遢的老头衫和裤子，说：“很多人觉得我太年轻，画不出这么复杂老练的画。在我短短的生命中，却经历了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时期。”
朱生于1966年，也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那年，他是在群众运动的口号声中和对红宝书的绝对服从中长大的。
在这样不同寻常的历史环境里，朱在学校的日子里对学习全无兴趣，学习成绩也很差，但他小小年纪就喜欢上了画画。
16岁时，正是四人帮倒台和经济改革刚开始，他参了军。严格的军事训练帮助造就了他日后强硬的性格。
在军队里，他的美术才能被发现，1985年，他进入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但他的家长反对。
“那时候，经济改革使人们更关心钱，”朱回忆道。
“我的家长觉得美术是没用的东西，因为他们觉得美术赚不着钱。
“他们希望我像他们那样当个医生，因为那是一个赚钱的工作- 很多病人给医生送礼甚至钱好让他们给治病。
“但我坚持要当画家。所以我上大学之后他们就不供养我了。我得想办法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很容易，我给工厂画广告，给出版社画画册。我挣的钱远远超过一个学生的简单生活所需要的。”
1989年毕业后，他又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了三年影像设计，尽管他从没想过要进电影圈。
朱伟在1992年从电影学院毕业后离开了军队，在北京建立了自己的工作室，画他喜欢画的并靠卖画为生。
在他七年的大学生涯中他目睹了中国新美术运动的崛起，涌现了很多新的美术主张和价值。
“绝望和无助，我们都变得对社会愤世嫉俗，过去中国美术中盛行的英雄主义和理想主义从我们的作品中消失，”朱伟说。
“现在中国什么东西都被重新评价了，好坏之间不再有明显的界限。
“也没什么东西是非黑即白的了，象以前人们都相信阶级斗争时那样。我不是要批评什么，我只是表现一种现实。
“我以一个旁观者的视角来画这个社会，并用一种淡漠的风格来表现我们身边的人和发生着的事。
“我们给了这种新风格起了一个名字- ‘新现实主义’。”
10年铁的纪律下的军旅生活，有关士兵的形象和回忆给了他不可磨灭的印象，在他的作品中占有重要位置。五角星、红旗、标语、徽章在他很多作品中都能看到。
他个人的经历使他鹤立于同时代的美术家们。“我试图用一个孩童的眼睛去看世界，因为在孩童眼中的世界就像水晶一般自然和纯粹，是真实生活的映像。
“我尝试对待事物都仿佛是我第一次看见它们，”他说。
“很多人抱怨没题材可画，实际上是因为他们老用成年人的眼睛去看世界。他们对身边的人和事熟视无睹，所以很自然，他们也变得乏善可陈。
“我知道我还年轻，不够成熟。我在选择题材和技巧上还需要历练。”
这话听起来不象是从这个骄傲而自信的人嘴里说出来的，朱伟的成绩已经使他在北京，并逐渐在香港，声誉日隆。
就在今年早些时候，当万玉堂画廊在“香港国际新潮流艺术博览会”上展出了他一小部分作品后，他那不同凡响的作品就引起了香港美术圈的注意。
朱伟的画作也通过画廊在海外出售，他说现在他的画卖价在几千美金一幅。
去年12月他在北京购买了一间240?的公寓，价值24万港币。不过目前他还没为他经济上的成功感到自豪。
“其实在我的同学中我是最穷的。我不象他们那么会推销自己。他们好多都已经在北京自己买地盖了大房子。
“然而，我坚持我自己的原则。他们是别人让他们画什么他们画什么，我只在有灵感的时候才画。
“我的抱负是成为一个世界知名的画家，而不是最富有的画家。听上去可能幼稚，但我[希望美梦成真]。”朱伟说。
唯一令他沮丧的可能就是他和父母的关系了。他有五年没有跟他们见过面，他们对他在做什么也一无所知。
他妹妹是他们的通信员，但是她忠于哥哥，从不向父母透露哥哥住在哪里。
“我不觉得这是什么大事儿。我觉得在西方子女几年不和父母见面是件很平常的事。
“以前我们一见面就吵架，所以没必要见面。我想是代沟的问题。
“我不告诉他们我住哪儿，不然他们会[来看我]。我不让他们知道我在干什么，不然他们又该为我操心了。我只让我妹告诉他们我身体健康，生活愉快。这就够了，”叛逆者发表对家庭的看法。
朱伟既享受他的独立生活也参加社交活动。他经常跟他的朋友去一间在北京很受欢迎的西式酒吧，就在比利时大使馆的对面，他就是在那儿认识摇滚乐手崔健的。
朋友们每个礼拜六晚上在酒吧聚会，直至凌晨。
朱伟的下一个计划可能是把毛泽东的诗谱成摇滚乐。
“我非常喜欢毛的诗。我发现毛人很保守，但他的诗却不是，这很有趣。我觉得他的诗到今天都值得一读。
“如果把他的诗谱成摇滚乐一定很有意思。我回去就跟崔健聊这事。”
就是在同一间酒吧，今年初朱伟认识了在人大学习中文的英国女朋友。
朱就住在人大附近，骑车经过时看见过她好几次。但直到他们在酒吧相遇，他都没有想过要跟她说话。
朱伟耸了耸肩，说：“我的朋友都不觉得有个西方女朋友或男朋友有什么奇怪的。我们手拉手走在大街上也没人盯着我们看。北京的变化很大。
“我喜欢和西方人做朋友。他们相对而言比较单纯，不像中国人那么世故。他们要喜欢你就是喜欢你。他们不像中国人似的想好多别的。
“她很漂亮，对我也很好。大多数时候她跟我说汉语。有时候我说几个英文单词。好几次我都开始学英文了，可都没坚持下去，惭愧。
“我们还没想过我们的将来，现在还太早，跟着直觉走吧。
“我从来都不乐观。我生来就是操心的命，什么都担心。我甚至担心有一天天会塌下来砸着我。你觉得可笑？我说认真的！”
——香港《东方快报》1994年11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