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胄 1964年作 群驴图卷
黄胄画驴，与徐悲鸿先生画马，齐白石老人画虾，比之为我国近代画坛“三绝 ”。黄胄的驴画上，可看出他在艺术上用功之深，用心之苦。黄胄喜欢驴吃苦耐劳的精神，他多次在自己的画跋中为驴鸣不平，说驴“虽不及牛马高贵，却能经风雨耐霜雪，忍辱负重辛劳终生，憨绝痴绝”。为画好这一形象，黄胄画过几千头驴，他在其回忆录中写道“刚开始接触驴时,只看到驴的外形。一群驴迎面奔来，他只能分出驴的大小、雌雄、色别，再看不出什么差异。如果基于这样肤浅的认识，贸然作画，那是要失败的。艺术的生命在于生活，对生活认识不深，是搞不好创作的。光是关在屋子里练技巧，不到生活中去，那是不行的。”随后他百次、千次、万次地观察驴的动态。当他对驴渐渐熟悉了时，出现在他眼中的驴，便各有千秋;就是同一头驴，不同时候又有不同的神情。
为了画驴，黄胄不仅费尽心血，还受尽迫害。文革时期“四人帮”曾在他的驴画上大做文章：驴头偏左，说是“仇视左派”;偏右，说是“留恋右倾路线”;回头看，说是想“翻天复辟”。驴甚至为他招来了“驴贩子”的罪名。但好的艺术作品是不会为大家所摒弃的。1978年黄胄画的《百驴图》被时任国家总理的邓小平访问日本时作为国礼赠送给日本裕仁天皇，黄胄也获得了艺术的最高荣誉。
胄画驴还扯出一段趣闻。他与剧作家黄宗江是老朋友。他俩曾同在一创作室工作，文革中，俩人朝夕挨斗，同台挨揍，甚至被一同押解到甘肃天水改造。
因为有这样长久并且深厚的交谊，便常常有朋友通过黄宗江的关系，向黄胄这位大画家求画。其实，黄宗江手上未得到黄胄一画。虽然黄胄刚到北京时，是许诺要给黄宗江画驴的。文革后，黄宗江想起黄胄前诺，便写出一函，向黄胄“讨债”
讨驴条书：“大师伤臂，四海震惊。闻已康复试笔，慰甚。小兄如张果老骑驴，漫游无涯，未能临视病榻，殊歉。然你也有所欠我也，三十年来我未得驴毛一根，岂不抱恨!尤忆惊雷焚驴之际，我适寄君索账单一纸，未被黑爪抄走吧?我现不求驴，亦不求美人，但求书赠借条一张，大意乃是‘二十年前欠公驴母驴各一头，母生母，子生子，数目难计，偿还无望’云云。我裱挂中堂，岂不风雅不可一世乎?……”
虽然黄宗江作书“讨债”，可黄胄当时正有病，无法动笔，“驴债”当然就无从偿还，连“借条一张”也未讨得。想来，黄宗江不甘心。
直到1980年7月，黄宗江在黄山脚下，遇见黄胄。旧事重提，立马要黄胄偿还“驴债”。但当时行色匆匆，黄宗江便改口：你不马上画可以，可得立个欠条。黄胄推托着：“你还开玩笑!”可同时亦觉得抱歉，便以黄宗江口授，用毛笔写下欠条一张：“二十年前欠宗兄公驴母驴各一头，母生母，子生子，难以计数，无力偿还，立此存照。”落款：黄胄于黄山 黄宗江老兄收执 一九八零年七月十日”
过了一段时间，黄胄便画出两匹毛驴，派儿子送给黄宗江，并想收回欠条。不料黄宗江想留住这件别致的“欠条”宝贝，就说出一番大道理来：“毛驴已由令郎送到。经验明系两头公驴，不能生育后代。兹取算盘拨算，雌雄二驴，代代相传至今，已共一千四百八十六头，明年将计四千九百九十九头，即使扣除此孽畜二头，阁下尚欠驴一千四百八十四头，明年仍欠四千九百九十七头。因差距很大，所以阁下欠单恕不奉还。前途茫茫，仍祈努力，以免法庭相见时拿出笔证也。”
儿子回家复命，黄胄无奈，只得又画了两匹驴，再派儿子送去。因为黄宗江戏言前送为公驴，故此图专意题了“母驴图”。后面的题句，有些恶谑：“宗江老兄匹配”。落款是：“黄胄奉赠”云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