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森明在他的画廊门前。包着头巾骑着自行车穿梭于宋庄的街道中是雷森明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尽管画廊紧挨着两个小吃店，但他很满意目前的创作环境。
雷森明的作品《鹿》。
在很多外国艺术家的眼中，中国文化都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尤其像北京的宋庄、费家村、草场地这样的艺术村落，对他们而言更是新奇不已。就连四川出生、旅居德国多年的策展人庸现都不禁对本土的“农村”艺术氛围有着强烈的感慨，她称在国外根本没有像宋庄这样的艺术村。那么，外国艺术家们到底喜欢上了“村”的哪一点呢？
简单开放的乡村生活
雷森明的画廊兼工作室非常简单，两张桌子、几把椅子足以满足他待客和创作的需要。与约翰一样，雷森明也喜欢中国的茶道，虽然不如约翰“专业”，但他每天喝茶的习惯长久保持了下来。雷森明在定居宋庄之前，还在深圳的大芬村短暂停留过，对他来讲，那里不是一个很好的艺术创作之地：“大芬村的商业气息太浓，我不太喜欢。至于宋庄，实在是太出名了，我在南昌的时候，那里即使不知道任何艺术区的人都知道宋庄。通过朋友介绍和我的实地考察，我觉得这里最适合我。”
宋庄位于北京的“左辅雄藩”——通州，在当地以“画家村”闻名，目前有5000多名艺术家在此创作、卖画、生活，在局外人看来物质相对匮乏的孤独窘迫奇妙地转化成为了一种艺术家们精神绝对富足的群体自由。南希用“艺术的天堂”形容这里：“我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一座乡村居住了12年，很享受那里的平静，来到宋庄我找到了类似的感受。”约翰介绍，不仅如此，宋庄可以为南希提供源源不断的创作材料——画框、设备、用具等等，食物也越来越好，而且比市区要便宜许多。
约翰和南希都非常喜欢交朋友，就拿他们工作室所在小区来说，从咖啡馆店主、派出所民警，到地摊小贩，都是他们的“老熟人”。不止他们夫妇，很多其他外国艺术家都把“能够认识每一个人”看作是宋庄特有的风俗民情。据婷介绍，她刚来到这里的时候，只认识南希一个人，但是用不了多久，自己的朋友圈就完全打开：“宋庄的环境十分开放，氛围非常友好。”
婷和马克一开始也考虑过将工作室开设在费家村，但是他们更喜欢在宋庄与中国艺术家接触。“经常会有中国朋友在家里准备了晚餐，邀请我们过去，一起吃饭、喝酒、唱歌、跳舞，后来我们就感觉不到什么国别之间的界限了——没有什么法国人、中国人、美国人，我们都是宋庄人。”在婷看来，这里的环境非常利于专注艺术创作，不需要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每个人都敞开心扉，互相欣赏作品。她说：“这是一种真正的艺术交流和讨论，有时也许涉及翻译的问题，但是并无大碍。”
雷森明走过中国许多地方，发现大多数当地居民的思维都比较狭窄——上班、下班、赚钱，仅此而已。“他们的个性没有释放出来，在追逐利益的背后压抑了真实的自我。所以，在那些地方，你没有办法和这些人真正混熟，因为大家都放不开，你没办法真正了解他们。”在来到宋庄以后，雷森明遇到了许多他认为非常优秀的人，这些人都不是所谓的成功人士，过着平凡的生活，但在雷森明看来，他们是真实的。“看到他们，我感到非常开心、非常振奋，这就是我喜欢宋庄的原因。和他们聊天就会发现，这些人很疯狂，同时他们的生活状况真的很窘迫。”
雷森明不喜欢看似美好的小康生活，当他去兰州、淄博这样的城市，从房车一族身上看到的只有百无聊赖。他略带自嘲地坦言：“这也是我能融入到宋庄这个环境的原因之一，我不是那种规规矩矩的正常人，我从这些‘疯子’身上找到了归属感。”
除了出于对环境的热爱，很多外国艺术家都把经济花销列为选择宋庄的原因之一。汉森表示，他在老家瑞典是绝对不可能每个月花一两万元人民币租到一间工作室的。德妮丝也谈到，宋庄的租金要比北京市区便宜得多，更别提澳大利亚了。德妮丝虽然是装置艺术家，但对中国的工艺非常感兴趣，她在最近的一次展览中与中国工匠合作做了一批陶器：“我在澳大利亚也可以这么做，但是工艺和工匠都会和中国有很大的差异，另外在澳大利亚做的话会贵很多。”
对此，婷也深有感触：“这里的画材比国外要便宜得多。也就是说，你可以尝试更多的东西，画更大幅的作品，进行更多的实验，因为这些材料不会花费你太多钱。”
直视镜头的婷，在她的手边是她最得意的作品，她称它是自己的自画像。
的作品 《边缘上的人脸1》(左) 《边缘上的人脸9》(右)
中国元素激发创作灵感
德妮丝的作品中经常会运用到中国书法的元素。去年，她在广州策划了一个4名艺术家的展览，主题与纸张的使用有关，展出作品包含了很多书法和成语。她说：“我把这种创作方法称为‘痕迹创作’（markmaking）。我看到中国的很多水墨画中都运用了书法的元素，尽管是在泼墨，也会呈现出一种书法的神韵，不一定是某一个明确的字或者句子。”“痕迹创作”虽然已被德妮丝沿用多年，但极具中国特色的水墨和书法只有在她近几年的作品中才能看到。
中国水墨对外国艺术家的影响难以形容，有人单纯地为其挥洒自如的美感所吸引，有人则不知不觉地被引向了其背后的文化，试图抓住水墨的“神韵”。喜欢道教的汉森属于后者。在汉森工作室的案台上，不仅有各式各样的雕塑作品，也有不少让人捉摸不透的“墨点”和“墨块”。在一块画板的边角，躺着两具小昆虫的尸体。汉森解释，有一天自己在工作室无意中发现了它们，已经自然死亡，他觉得很有意思，便开始拿起画板和毛笔，对它们进行临摹。不同于西方传统的写实素描或者彩色油画，汉森用中国的墨汁把昆虫的肢体放大到了纸张上。他对自己的中式作品颇为满意：“以前我的作品更直接、更注重控制力，但我来到中国以后，很多作品都没那么讲究控制了，很多笔触都是用水墨自然而然走出来的。”
与汉森不同，吉塞拉来到中国后迷上了水彩和素描，工作室前前后后都是中国艺术家的环境为她造就了得天独厚的学习条件。一般情况下，吉塞拉喜欢自己揣摩，随心画一些抽象意味的景物和人像，然后她会把画拿给周围的画家朋友看，根据他们的意见不断改进。对于自己一贯擅长的影像创作，吉塞拉认为这两年来变化也很大：“我现在的作品变得更加静态，更加放松平和，以前的作品情感会更强烈一些。这与宋庄的居住环境有很大的关系。”
宋庄每年都会组织很多文化活动，包括艺术节、电影节等，吉塞拉和婷曾经尝试去参加，但中途都出现了一些突发情况。婷回忆道：“我记得去年的时候，宋庄电影节突然取消了，我们想去那里看电影，但是已经关闭了。”在外国艺术家眼中，宋庄发生的很多事情他们都不太能够理解。
婷继续回忆：“大概在两年前的时候，我从欧洲回来，听说有一位中国艺术家由于在宋庄做了行为艺术而被拘留。我就问周边的朋友，有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帮忙的？但是，他们告诉我，我们什么都做不了。”婷认为，外国人在中国会比中国人享有更多的自由，想说什么想做什么都可以，只要抱着尊重别人的心态。
汉森表示：“曾经有一次，当地的政府机关人员来到我的工作室了解情况，主要想看一看我的创作有没有政治倾向。当他们看到我的作品与政治毫不相干，就再也没有找过我了。”
类似的情况约翰也遇到过一次，不同的是他主动上门。在美国，约翰有时会策划“人体素描”展览——请两个裸体模特，让艺术家当场画20分钟的素描，以一种更为直接的方式考验艺术家的绘画功力，同时会对素描作品进行现场销售。约翰也想在中国做一次这样的展览，但他不确定是否合法，于是带着过去在美国做的展览录像，到当地派出所向相关人员咨询，而他得到的答复是“绝对不允许在公共场合出现裸体”。约翰表示理解，换了一种方式，举办了一次更加“有趣”的展览——“睡衣模特素描”。
除了模特、艺术家、圈内朋友之外，约翰还请来了几位“特别观众”——派出所警员。约翰对自己的那次创意表现出了极大的成就感，他半开玩笑地说：“模特穿上了睡衣，看上去更加性感迷人。而获邀参加的派出所警员不仅没有感到不舒服，反而成为了我们现场最活跃的买家，买下了很多作品。”
南希也参加了那次素描展览，她提到，其实美国也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允许公开裸露，“让模特披上件睡衣也不是什么坏事”。除了设计挂毯的图案，南希还喜欢用手机画画，并热情地向记者展示自己的“高科技”肖像作品。她喜欢画她见到的人，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从村夫到艺术家，她都喜欢用手指以最便捷的方式去记录，这也很好地弥补了南希鲜有机会在编织作品中描绘精细人像的缺憾。
走进约翰和南希的富力城公寓，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的纤维艺术，中国民俗风格凸显——绘有古代达官贵人脸庞的陶碗、处于“冰火两重天”的汉服、爬满蝙蝠和蛇形等奇奇怪怪古老符号的织毯，很难想象全部出自一位美国艺术家之手。南希这么描述自己的创作：“简洁粗犷一向是我作品的特征。即便我来到中国以后，带着受到中国启发的作品回到美国，人们仍然可以一眼辨识出我的作品。不同之处就在于其中蕴含了一些中国历史的元素。”
按照雷森明自己的话说，他是一个奇怪的人，他在中国各地生活的多年经历并没有为他的创作带来更多的“东方元素”，或者说他的印度成长背景本身已经为他提供了东方文化的基调。“在美国生活的时候，我还在摸索自己的风格，还在琢磨该用哪些颜色、该画出什么样的形状。艺术创作的转变对我来讲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在山东驻留的两年中，我还在进一步探究画作中的颜色，但一到了甘肃，我开始更多地关注材质的运用，并逐步走入成熟阶段。”
雷森明画作的材质不拘一格，除了传统的纸张和画框，还有很多塑料和窗纱的运用，装饰性很强；就连自己工作室的门面设计，经过雷森明的一手包办，也呈现出了他那炫彩怪异的个人风格。
几个月前，雷森明、吉塞拉和其他20多位艺术家收到一家画廊的邀请，一起前往内蒙古写生，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次非常美妙的体验。雷森明说：“在那之前，我的生活有点懈怠，没想到这么好的一个机会随即从天而降。我们花了两天的时间在库布齐沙漠中画画。在写生的10天里，20多位艺术家朝夕相处，相互了解彼此的绘画，关系亲近了不少。”雷森明表示自己受到了很大的启发，“中国有着绝佳的自然景观，它们都是艺术家创作的养料。”
吉塞拉也十分享受类似的经历：“我有一个朋友在浙江丽水开了一家画廊，于是邀请我过去。在那半个多月的时间里，我认识了许多当地的风景画家，我们每天都一起画画，感觉很不错。”
在婷看来，马克的经历十分幸运，他在草场地举办的展览销售成绩很不错。这样的成绩也让不少在中国的外国艺术家羡慕。
商业气息入侵的担忧
没有几个艺术家喜欢大城市的氛围，对他们来讲，一个远离尘嚣的创作环境至关重要。然而，遭到雷森明排斥的商业气息正在蔓延到宋庄。婷说：“看看四周，全是住宅楼。在2007、2008年的时候，根本没有这些房子，只有村民和艺术家，没有超市，没有商店，餐馆少得可怜，没有高档的酒吧或者咖啡店。”这些住宅楼来自商人和政府的投资，随之而来的是更多被婷看作是“侵入者”的设计、媒体、时尚等各界外来人士。
婷很担心有一些名气不大却很优秀的艺术家会被迫离开这里。“目前，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团结起来，做些什么，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帮忙，或者有没有办法可以做得更多一点，比如向委员会提议保留宋庄的部分区域，但是实现起来不太容易。”
对于这一点，驻留北京时间更长一些的德妮丝有着更深的体会。当年索家村拆迁的时候，大概有80多位艺术家不得不重新寻找容身之处，其中很多人就转移到了宋庄。作为一个外国人，德妮丝对中澳两国之间某些政策方面的差异感到吃惊。比如，目前宋庄盖了许多大楼，她直言“不知道谁会住进去”。有些大楼上面悬挂着关于违建的红色标语，不精通中文的德妮丝向中国朋友询问标语的意义，当她理解之后就提出疑问：“为什么人们要不经过政府的同意盖楼？”她谈到，在墨尔本，通常人们买下一块地皮，盖楼，政府负责修路、布灯、清理垃圾，管理整个社区。所以房主向政府支付费用是稀松平常的事。
常年以来，宋庄不只有“建”，还有“拆”。政府每年都在做新的调整，在规划全新建筑群的同时，也剔除掉一些不规范的居民区。对于无法掌握政策走向的艺术家群体来说，几乎每个人都在岌岌自危。不过德妮丝显得颇为淡定：“现阶段来讲，我不是很担心。新的改造自然会促生新的难题。我住的地方有一个院子，两年前我曾担心房主会对它进行大量的改造，他也确实做了一些改造，在院子大门的对面又盖了一排工作室，我很不喜欢。但我认为这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因为他盖这些房子一定花了不少钱，必然需要长线经营，所以我的工作室应该不会很快遭到拆迁。”
在经历了索家村拆迁一事之后，德妮丝早已为自己做好了阶段性的心理准备。目前她在宋庄工作室的租期签到了明年，现在已经住了4年，自己原本的预期是能够住满5年就知足了。因此，待明年年底期满，如果还能继续住下去，她会觉得很好，但是如果不行，也没关系。
德妮丝说：“宋庄近几年发展迅速，已经从村落转变为小城市，出现了不少咖啡馆和酒吧。夏天的时候，天气炎热，我会不时地约上几个朋友，找个地方，打开电脑，小坐一下，喝喝茶，聊聊天。”
【编辑：江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