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的精神与灵
红砖当代美术馆，位于北京五环路外，坐落于最近刚刚都市化的何各庄村。一路走过去，道路宽广同时灰尘满地。在美术馆对面，两只狗正气喘吁吁地躺在果园西餐厅外，园艺工们也放下了手中的泥铲，在正午的艳阳下啜饮着清茶。抛开毫无前景的环境，这座博物馆好似已经在某个早晨深深地融入了这个地方。这座砖制结构建筑非常得耀眼，黄色的字体也十分明亮。空调发出的低沉声音，在七个展览空间中回响着，所有的灯光也都亮着。然而除去靠近入口处的一个小角落有一些艺术品，博物馆基本没有任何展览品。这就好像走进了一座空旷的奥林匹克游泳池。
闫世杰，一位杰出的地产开发商，来自距离北京西南方向350公里的城市，邢台。一年多前，他创建了红砖当代美术馆。它的建立证实了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实验室的主管，杰瑞夫·约翰森（Jeffrey Johnson）关于中国“博物馆化”的观点：博物馆建设热潮十分空洞，已经偏离了博物馆的本质。不仅仅在北京上海，就连在二三线城市以外，新的博物馆每天都在冒出来，其中的大部分仍然没有收藏品和馆长。约翰森说：“我们看见满世界都是博物馆建筑热潮，但是没几个能维持其规模和发展。”
1949年，共产党统治时期的中国仅有25座博物馆。许多博物馆在1966-197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被烧毁，其中的收藏品也散落在四处。但是在1978年后，随着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带来的快速发展以及城市化进程，而发起的建立博物馆热潮确实不仅仅做出了在原有基础上的简单复制。如今看来每一个省会都在建立新博物馆，或者更新已有的博物馆。这被看做是一种良好的文化项目的启动方式，尽管在一段时间内，这些建筑物中没有什么可展示的。富有的中国收藏家也在建立私人博物馆来展示他们的珍藏。
根据最近的五年计划，中国计划到2015年底建造3500座博物馆，而这一指标早在三年前已经完成。中国博物馆协会副理事长，安来顺说，去年新增451座新博物馆，到2012年底将博物馆总数刷新至3866座。但与此相反的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前十年，美国每年仅建造20-40座博物馆。
公共博物馆，从传统意义上而言，并非中国文化的一部分。众多皇家收藏品，中国玉石、景泰蓝以及青花瓷等，被放置在紫禁城的颐和园中仅供少数人欣赏。在1948-1949年间，经历了日本侵略、内战爆发，蒋介石的国民党军队将230,000件珍品运往台湾，在共产党掌握了大陆政权后，他们在台湾便扎根生活了下来。遗留下来的一些在如今北京国家博物馆中仍可看到，但是中国大陆没有任何一座博物馆中有像在台北故宫博物院中的那些珍宝。
文化的构建
中国官员想要改变这种境地。他们指出在纽约、巴黎、伦敦，这些世界伟大的城市中，都拥有重要的博物馆，中国也应该如此。他们想要向当地人和外来客展示他们的古老文化，并且讲到记住历史以及教育年轻下一代的重要性。
2009年国务院会议将文化事业提升到战略性产业的高度。目前的2011-2015年五年计划具体地讲明了政府的政策。这份政策提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的强大动力。再过一段时间，文化产业将变成“支柱产业”，大致可以将“支柱型产业”定义为至少占据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5%。这一数值是目前真正做出贡献数值的两倍，甚至是每年以15-20%扩大，并且在10年以后能达到的数值。博物馆是这项政策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并且正在急速地增长，在许多情况下是增长太过迅猛了。收集并且展示收藏品，策划展览，培训馆长、管理员以及其他博物馆工作人员，以及构思教育项目都极大地落后在了博物馆建造上。
在北京，政府正计划将为2008年奥运会建造的奥林匹克公园的一部分改造成文化中心，并且拥有3座新的博物馆，一座歌剧院以及一个新的国家图书馆。其中一个明星景点将成为新的中国国家艺术馆（NAMOC）。目前位于市中心的国家艺术馆是1958年早期大跃进运动的产物。有着五层楼高，8,300平方米的展览空间，是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三分之一大小，并且已经没有可扩展的空间了。新的中国国家艺术馆，接近北京市东北边的798艺术区的大小，将会是目前国家艺术馆的6倍大。法国建筑师，让-努维尔（Jean Nouvel）赢得了设计新的中国国家艺术馆的项目，设计主要基于对中国汉字大写“一”的象征意义。中国国家艺术馆的范迪安，对此表示非常激动，不过目前还未开始建造。
中国国家艺术馆目前目前珍藏了110,000件艺术品，主要是1911年清王朝灭亡后的中国艺术品。长设展览中包括了其中的一些精品，还有一些清王朝的卷轴，以及顶楼处展示了100多幅由德国收藏家彼得·路德维希（Peter Ludwig）捐赠的不怎么知名的外国画作。直到现在，文化还是被严格地视为共产党的独揽之事，但是现在公共博物馆的建造热潮正被民间收藏所响应。富有的收藏家们想要将他们的珍藏品放置在昂贵的新陈列柜中展示。许多新的博物馆也正为了帮助地产商们得到建筑许可证而作为新的地产项目被建造。一些可能永远不会被用于它们起初宣称的目的。
“我们中国人很擅长建造硬件，”通讯员的口译员在离开了另外一座处于半空状态的博物馆后，从上海发回的评论说道，“软件构建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中国的博物馆界，“软件”涉及从收集藏品到实际运营的每一个环节。在这方面成功的私人博物馆包括北京的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UCCA）以及另外两个位于上海的新博物馆，上海震旦博物馆（古代青铜器和玉石藏品的宝库，设计者是日本建筑大师安藤忠雄）和上海外滩美术馆（繁荣的当代艺术中心）。
顶级的博物馆满足了大众对文化日益增长的需求。毛泽东时代的人被灌输中国的传统艺术是落后的并且不值得为此费心的。当代中国年轻人则对传统和现代艺术都感兴趣。最近赢得一批支持者的领域是中国现代水墨画，由一群年轻的艺术家响应的古老传统。“与古为徒”，是2010年由十位艺术家根据波士顿美术馆内的5件艺术品而创作的小型展览。更大规模的“水墨艺术”展，在今年这个月的早些时候于纽约大都会博物馆中开幕，并且吸引了很多中国艺术家的目光。
为此我们还可以做什么？
但是繁荣仍旧带着点碰运气的感觉。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类似于泰特现代美术馆，前身是工业产房，改造还不到一年的时间（根据一份中国博物馆建造史的记录），并且为了举办2012年上海双年展及时地开馆了。2012年上海双年展是由活跃的艺术家和教授邱志杰组织策划。然而等到闭幕时，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已经是精疲力竭：它没有可谈起的永久性收藏品，而且很难招聘到全职馆长。现在它实质上大部分时间是空置着的。
两座大型的新当代博物馆计划在上海开馆：一座是由上海顶级的收藏家夫妇刘益谦和他的妻子王薇创建的，一座是由印尼华人收藏家余德耀（Budi Tek）创建的。余德耀因为收藏了一位意大利雕塑家及装置艺术家，莫里吉奥·卡特兰（Maurizio Cattelan）的巅峰之作而闻名。这两座博物馆都将在热闹的宣传中开馆，但是从长远意义上来说，可能会遇到自身定位的问题。
一个头痛的问题是处理和当局的关系，尤其是因为中国的文化政策制定明确的太少了。私人博物馆不得不花费巨额来建立纽带或者甚至是临时性地，得到从国外带入艺术品的进口许口证。余德耀先生希望将卡特兰先生的一件影响深远的艺术品“橄榄树”，一棵种植在方形土壤中的活树，放置在他新博物馆入口处。但是后来当他试图将其从西班牙运进国的时候，被中国植物质检巡查员难住了。
由于中国对历史和政治的敏感性，也可能导致艺术品很难被正确评价。比如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展览比起在公共博物馆更有可能在私人博物馆进行展览，并且更有可能远离北京，一个在成都，另一个在更小的在汕头，都在南方城市。正好在2012年上海双年展前，和日本的关系变得紧张时，东京馆就突然被取消了。在其他时候，日本艺术家的作品经常在北京的美术馆中展览。
在当代艺术中，由于其讽刺意味以及多元化解读，中国的艺术家们正考验着官员们的耐心。这种界限是不固定的，但是大多数中国艺术家知道他们可以往前推多远。张培力，一座建立良好的私人美术馆——华侨城当代艺术馆群的上海馆馆长，列出了一张违禁展览的名单：“关于法轮功、达赖喇嘛、天安门事件的；任何有关于诋毁我们国家领导人的；或者任何展示私处的展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