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 兵马俑
中国人对马，似乎总有着对其他动物不一样的情感。一生酷爱马的唐王李世民曾写过一首诗：“水光鞍上侧，马影溜中横，翻似天池里，腾波龙种生。”这首诗的灵感或许来源于北周时期庾信的《春赋》“：马是天池之龙种，带乃荆山之玉梁。”能与中国人的图腾——龙相提并论的动物，也只有马了。
马又何尝不是中国人的图腾呢？自古以来，人们常以千里马来比喻人才。虽然古代图腾中没有马，但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人们对它的依赖无以复加。围绕着马所发生的故事更是丰富多彩，不论是神话传说《西游记》中西海龙王之子白龙马护送唐僧西天取经，还是发生在2100年前的西汉初年白登之战中，汉高祖刘邦被身骑汗血宝马的匈奴骑兵所困的经历，都为马这种动物披上了神秘色彩。在这些流传上千年的故事之中，马的身份也一再变化。
东汉 马踏飞燕
高34.5cm，长45cm，宽13cm
甘肃省博物馆藏
汉 灵性代表 乱世中的马
在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马莫过于汗血宝马了。汉武帝元景四年（公元前113年）秋，有个名叫“暴利长”的敦煌囚徒，在当地捕得一匹汗血宝马献给汉武帝。汉武帝得到此马后，欣喜若狂，称其为“天马”。并作歌咏之：“太一贡兮天马下，沾赤汗兮沫流赭。骋容与兮万里，今安匹兮龙为友。”但仅有一匹宝马不能改变国内马的品质，为夺取大量汗血宝马，中国西汉政权与当时西域的大宛国发生过两次血腥战争。自此之后，汗血宝马便进入我国并一直延续到元朝，兴盛上千年。1969年出土于甘肃省武威雷台墓的东汉青铜文物——马踏飞燕就很好地表现出了汗血宝马的风采。
这匹青铜马头短颈长，身体浑圆，躯干粗实，四肢修长，弯尾上扬，张口嘶鸣；在四蹄腾空的右后蹄下踏着一只展翅飞翔的燕子，故名“马踏飞燕”。其神采正如汉武帝的《西极天马歌》所吟：“天马来兮从西极，径万里兮归有德；承灵威兮降外国，涉流沙兮四夷服。”
由“一匹马引发的血案”之后在历史长河中又不断发生。东汉末年时期，魏、蜀、吴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围绕这段历史的传说都随着《三国演义》而家喻户晓。其中当然少不了古代战争的重要角色——战马。
最有名气的当数关羽的赤兔马，赤兔马也因此成为中国人心中马的代表。在《三国演义》中，赤兔马最早为西凉刺史董卓的坐骑，后被董卓用来收买丁原的义子吕布；吕布死后，赤兔马被曹操赏赐关羽；关羽被杀后，赤兔马思念旧主，绝食而死。最可怜的则是东吴名臣鲁肃的白马。传说赤壁之战后，鲁肃慌忙逃跑，骑着他的白马过东湖小洲时，马却不争气地陷泥中而死。人们哀其不幸、赞其忠贞，就把小洲称为白马洲。
功劳最大的马当属蜀汉大将严颜的乌龙驹。在武汉江夏区有将军山与乌龙泉，山上摩崖有“文武全才世所无，将军辅国倒三吴”的诗句，纪念严颜在此驻扎并抵御吴兵。传说当时严将军骑着乌龙驹找到一潭清泉，解决了农民和山上士兵的饮水难问题，从此留下乌龙泉和龙泉山的地名沿用至今。
而最为神奇的战马，当属刘备的坐骑——的卢。当时刘表的谋士蒯越认为此马“眼下有泪槽，额边生白点，名为‘的卢’，骑则妨主”。吓得刘表赶紧找借口给了刘备，刘备却并不在意“妨主”的传说。后来蔡瑁欲设计谋害刘备，刘备慌忙从酒席中逃走，骑上的卢却慌不择路来到了檀溪。前是阔越数丈的檀溪后是追兵，刘备在这个时候才想起的卢妨主的说法，一边疯狂地抽打着它一边大叫：“的卢，的卢！今日妨吾！”的卢忽然从水中涌身而起，一越三丈，飞上对岸，完成了它最富传奇色彩的演出。这之后刘备更加不相信“的卢妨主”的预言了，对这匹救命的宝马无限珍爱，后来出兵入蜀之际因见庞统坐骑老弱，为了显示自己对庞统的重视而将自己珍爱的宝马的卢赠送给了庞统。谁知庞统无福消受，刚骑上的卢便被敌人当作刘备在落凤坡乱箭射死，从此后的卢马也失去了踪迹。
唐 菱花打马球纹铜镜
直径19.4cm， 扬州博物馆藏
唐 沦为玩物 盛世中的马
虽然的卢消失在茫茫的历史长河中，但英雄和马互相依靠的故事却被人们流传下来。到了唐代，征战天下的帝王给予了马更高级别的礼遇。唐太宗李世民在取得政权以后，为了追念跟随他征战四方，同生共死的六匹战马，特令当时最著名的绘画大师阎立本把六匹战马绘成画稿，然后让能工巧匠在昭陵刻成“昭陵六骏”。这六骏分别名为“拳毛騧”“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飒露紫”。可惜的是，其中的“飒露紫”和“拳毛騧”两骏于1914年被卢勤斋盗卖到美国，现存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其余四件真品，于1918年再次被盗卖过程中被砸成几块，企图装箱外运，幸而途经西安北郊时被发现制止，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这“四骏”现在被保护得十分精细，在碑林博物馆的石刻艺术馆中，“昭陵六骏”一字排开，非常壮观。但遗憾的是，其中流失的“飒露紫”和“拳毛騧”二骏为复制品。
现在人们在目睹这批艺术珍品的同时，仍旧能感受到其所带来的震撼。更为特殊的是随着社会环境的稳定，马的身份从征战的坐骑变成了取悦宫廷的玩乐之物，马舞艺术与马球运动就是其中的代表。
唐代盛大典礼和每年八月五日千秋节（唐玄宗生日）时，常于兴庆宫勤政殿楼下举行宴会庆典，有舞马表演。唐玄宗手下的梨园弟子，曾为他训练了不少舞马。这些马用金银珠玉装饰缨络和鬃毛，背上披挂文绣彩衣，然后按毛色分别部目，起名为“某家宠”“某家骄”等。马舞表演中的音乐和舞蹈组成都比较复杂，就曲子而言，《倾杯乐》是最为流行的马舞乐曲，该曲早在中宗朝已有雏形，名为《饮酒乐》。在大殿之中的马舞表演上，训练有素的马甚至可以“以口衔杯，卧而复起”，令当时前来朝拜的吐蕃使者大惊。
在马舞之外，马球又成为了皇室贵族最喜爱的运动，全国上下球场林立，打球成风，因为皇室成员的大力倡导，唐代是马球运动的鼎盛时期。唐朝的19位皇帝中有11位深爱这项运动，甚至有两位因打球而丧命。唐玄宗后，穆宗李恒是个超级马球迷，后因打球受伤而丧命。穆宗死后，敬宗李湛继位，对马球的迷恋有增无减，从各地招来一些马球选手，不分昼夜地打球，不理朝政。宝历三年，敬宗与马球将苏佐明等28人一起喝酒时，被苏佐明杀掉，时年仅18岁。
唐皇帝在球技上的花样时有翻新，层出不穷。宣宗李儇的球技数一数二，据说他击球时“每持鞠仗乘势奔跃，运鞠于空中，连击数百而马驰不止，迅若雷电，两年老手咸服其能”。后来唐僖宗还玩出了“击球赌三川”。“以先得球而击过球门者为胜，先胜者得第一筹”，把三川节度使的职位输给了大臣敬瑄，甚是荒唐。他还很自负地对身边的优伶石野猪说：“朕若参加击球进士科考试，应该中个状元。”
唐代最末一个皇帝唐昭宗李晔，甚至在被逼迁都洛阳，六军都已逃散的情况下，仍将十几个马球选手带在身边，不忍舍弃。由此可见，打马球在唐代发展到了何等狂热的程度。1972年，陕西乾县唐章怀太子李贤墓出土的《马球图》壁画，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唐代妇女打球图铜镜”，新疆吐鲁番出土的“唐代彩绘打马球泥俑”，都反映了当时马球运动的普及情况。
当然，这种穷奢极欲的宫廷生活最终导致了唐王朝的江山覆灭，而“舞马”这一神奇的发明，也随着历史更迭最终消失。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玄宗仓皇西逃，入蜀避难。安禄山叛军占领长安后，这些皇家舞马便流散到军中民间。安禄山观赏过舞马的表演，十分喜爱，特意搞到几匹养于范阳。战乱结束后，这些舞马为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所得，但不知其用途和来历，跟战马养在一起。有一天，军中款待将士，宴会上奏乐，这些舞马闻乐舞蹈，不能自已。马夫们没有见到过马会跳舞，以为是妖怪，用扫帚猛击之。舞马以为是自己的舞蹈不合乎节拍，于是更加努力地舞之蹈之，“抑扬顿挫，犹存故态”。养马官更加以为马为妖怪，告知田承嗣，田承嗣命马夫们用马鞭猛抽，打得更加酷毒，马却舞得更加严整，更加中规中矩，马夫们的鞭子也抽得更加猛烈，可怜这些舞马倒毙于乱鞭之下。
赵雍 临李公麟人马图
宋 茶马互市 农耕民族的马
马在宋代甚至引发了整个宋王朝与其他民族之间的贸易与军事关系的大讨论。众所周知，骑兵在古代作战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尤其对于游牧民族，总是具有先天的军事优势。
对于农耕民族来说，应对骑兵的一种方法是利用地形，也就是利用山地来阻挡骑兵的奔跑，并且居高临下地攻击。长城正是这样的防御方式。另一个办法就是以骑兵对骑兵，通过组建强大的骑兵军团来对抗游牧民族。汉对于匈奴，唐对于突厥，都是沿用的这种策略。但宋朝在建国之初，就没能够占领燕山山脉，自然就不能够依靠长城来防御北方的游牧民族。而且宋朝的版图之内缺乏可供大量养马的土地。军队所用的马匹和民间的马匹要求不同，必须是成年的公马，而且体力要足够好。要得到这样的马，依靠圈养是不可能的，必须放牧，也就是要有大片的牧场供马生长繁衍。其次，马生长于比较寒冷的北方地区，对于温暖潮湿的气候是不适应的，因此在长江流域根本无法养出优良的军马。
在古代，“国家大事在戎，戎之大事在马”。北宋与辽、西夏战火连年，军费开支浩大，战马来源贫乏。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王韶收复河州后，给神宗上奏曰：“西人多以善马至边，其所市唯茶。”神宗则派人入四川筹措此事，以内地过剩之茶，换取蕃人之良马，调剂余缺，两厢情愿，互惠互利。茶马互市这一特殊贸易顺应形势的发展需要而蓬勃开展起来，成为汉族人民同游牧民族之间经济交流的重要形式。而这种形式的形成，对北宋来说完全是由于政治与军事的需要。
宋代买马分两种，其一曰良马，用于战争，主要来自今甘肃、青海地区的吐蕃等少数民族，其二曰“羁縻马，产于西南诸蛮，短小不及格，今黎、叙等五州所产是也”。买这种马的意图有二，一是从羁縻马中挑选一部份良健的为战马，以补充战马来源的不足；二是安抚西南少数民族，使他们不致反抗宋政府。也正因此，良马在当时成为了稀缺物种，艺术家们面对神骏的马时，也将更多的文人风格融汇在对马的描写中。宋代画马名家李公麟，苏轼称他画的马是“龙眠胸中有千驷，不惟画肉兼画骨”，也就是说，他画的马神形兼备。
在宋王朝的整个统治期间，茶马互市贸易的开展始终是统治者们争论的焦点，因为这关系着宋王朝与辽和西夏战争所急需的军贸和战马来源，以及面临的政治、经济两个头等难题。于是以李靓、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与包括皇帝在内的保守派进行了长久的辩论，两派斗争激烈，茶法频频变更。宋代始终把茶叶和战争捆在一起，茶马贸易也得以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且一直延续到清代，长达几百年之久。
元 任仁发《五王醉归图》手卷（局部）
元 重归灵物游牧民族的图腾
由于元世祖忽必烈是在马背上打下元朝的江山，因此出身游牧民族的蒙古人，对马的感情特别深厚，爱马的风气也迅速蔓延，甚至出现了统治者为马量身定做的“保护法”。
《元史·刑法志》载：“诸每月朔望二弦，凡有生之物，杀者禁之。诸郡县岁正月五月，各禁宰杀十日，其饥馑去处，自朔日为始，禁杀三日。诸每岁，自十二月至来岁正月，杀母羊者，禁之。诸宴会，虽达官，杀马为礼者，禁之。其有老病不任鞍勒者，亦必与众验而后杀之。诸私宰牛马者，杖一百，征钞二十五两，付告人充赏。两邻知而不首者，笞二十七。本管头目失觉察者，笞五十七。有见杀不告，因胁取钱物者，杖七十七。若老病不任用，从有司辨验，方许宰杀。已病死者，申验开剥，其筋角即付官，皮肉若不自用，须投税货卖，违者同匿税法。有司禁治不严者，纠之。诸私宰官马牛，为首杖一百七，为从八十七。诸助力私宰马牛者，减正犯人二等论罪。诸牛马驴骡死，而筋角不尽实输官者，一副以上，笞二十七；五副以上，四十七；十副以上，杖六十七，仍征所犯物价，付告人充赏。”
除此之外，对于偷盗牲畜者判罪的刑律，在元朝的刑法中越到后期越严厉，尤其对盗牛马者，判罪最重。如后至元二年（公元1265年）八月的法令规定：“强盗皆死；盗牛马者劓；盗驴骡者黥额，再犯劓；盗羊豕者墨项，再犯黥，三犯劓；劓后再犯者死。”
受举国上下爱马之风的影响，元代和明代艺术家所创作的马形象也越发生动起来，尤其是绘画于元青花器物上的作品，达到了后世无法企及的高度。元代青花中的马主要以两种形式出现，一是独立形式的，二是以人物坐骑出现。独立形式的主要是海马纹，多绘在罐类器物的肩部开光内，马为白色，健硕驰骋，周围饰以细密的水波纹，结构准确，笔法流畅。而作为坐骑的青花马画更为精致，如现藏于南京博物院的“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现藏于日本出光美术馆的“元青花昭君出塞图罐”等元青花人物瓷器中都有马的形象，特别是“萧何月下追韩信梅瓶”中萧何所骑的马，四蹄飞扬、鬃尾飘逸，极有神采，将奋力直追之场景渲染得淋漓尽致。元青花开启了青花鞍马画的序幕，其后明代的青花马画虽然在数量上日渐增多，成为青花中常见的题材之一，但是其水平无法与元青花马画相比。
明十三陵石马：古代在陵前置石像生（石雕装饰），目的是用以表饰坟垄，象征死者生前仪卫，以及“保护陵园”。马是古代皇帝仪卫队伍中的一部分，故明陵石像生中有此兽。
西安碑林博物馆所藏的拴马桩：原本是过去乡绅大户等殷实富裕之家拴系骡马的雕刻实用条石，既有装点建筑的作用，同时还被赋予了避邪镇宅的意义。
明 朝贡之物平衡社会矛盾的马
在元之后建立的明王朝，同样十分重视马匹的保护与培育，为经常得到品种优良的战马，以加强边防力量，统治者在民间首创了代官养马制度。之后由于代官养马制度解决不了明初战事频繁、马匹奇缺的矛盾，永乐初年（公元1403年），明朝政府开始修改此项制度，转而大力发展朝贡贸易。据《太宗实录》记载：“永乐元年11月，兀良哈头目哈儿兀歹遣其部属脱忽思等二百三十人来朝贡马”。永乐二年四月，“鞑靼头目脱儿火察哈儿兀歹等二百九十四人随上都等来朝贡马”。由于明朝政府对各边区少数民族采取招抚政策，凡来朝贡马者给予很重的回赏，故来朝贡马者争先恐后。
由于重视战马的饲养与培育，鼎盛时期国内存马达到23700余匹。为经常得到品种优良的战马，永乐三年，明成祖朱棣饬令在广宁（现辽宁省北镇市）、开原二地离城40里处设立马市，以方便少数民族卖马易货。此后，马市规模不断扩大。到明万历朝代，不但广宁、抚顺、宽甸、清河、辽阳等地都开设了马市，而且开原一地就设“三关三市”，民族贸易异常活跃。虽然明代马匹培育与交易达到了历史上的高峰，但明代画马有成就的艺术家却不多，大多是摹拟宋、元笔法，缺少新意也缺乏独创性。仇英，商喜的人物故事画中虽也多见画马，但其形象不出宋、元规矩。
金昆、郎世宁等十余人合绘 乾隆御制《大阅第三图 阅阵》手卷（局部），设色描金绢本
清 郎世宁《八骏图卷轴》
绢本设色，53×92.5cm
江西省博物馆藏
清 身份象征紫禁城的赏朝马
到了清代，马再次成为了宫廷宠爱的焦点，只不过马的身份又有些许的改变。人们都知道清朝的皇帝靠骑马打天下，而其中最著名的一位——乾隆皇帝留给我们最深刻印象就是一幅《乾隆骑马图》，这是著名的清代宫廷画师意大利人郎士宁为乾隆皇帝所画的戎装图，它展现了一代君王——乾隆满身戎装、威武健壮的英姿。事实上，乾隆皇帝自幼习骑射，曾在避暑山庄几次皇家射箭比赛中大显身手，当上皇帝后，更以骑射为乐。直到他80岁高龄时还去行围狩猎，骑马射箭，这无疑是一种锻炼身体的好办法。
皇帝爱骑马，自然下面的人也会效仿，但是要知道，在清代可不是人人都可以随意骑马的，骑马在当时甚至成为了身份的象征。人们非常熟悉的历史人物——和珅，在其如火箭般蹿升的升迁过程中就获得了一个特权，准予在紫禁城骑马。要知道，紫禁城是帝王的家，到帝王家门口，无论富贵贫寒、高尊卑贱，乘轿者下轿，骑马者下马，这是规矩，也是礼制，否则就会受到惩罚，这也是历史上一直沿袭的。《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记载有“武安已罢朝，出止车门”。意既百官上朝到了皇宫的外门，都停下车来，步行进宫。汉朝的时候，文武百官已经不能随便骑马乘轿出入皇宫了。
在《北平怀旧》中，曾提到清朝皇帝召集官员上朝的情形：每天天还不亮，军机大臣除外的所有官员都在宣武门外等候进朝，王公大臣皇亲国戚由神武门、其余各官员由东华门进宫。神武门、东华门外各立有“下马碑”，上面刻有“官员人等至此下马”字样。到了这个地方，官员们必须下马步行去见皇帝。今天，“下马碑”在故宫博物院东华门处还可见到。
诺大的皇宫，禁止官员随意乘轿骑马，维护了皇帝的权威，也维持了皇宫的秩序，但是对于一些年老为官，或者身体不便者来说，增加了很多的麻烦。历朝历代，既然有不准在紫禁城内乘轿骑马的规定，也就有网开一面的特例。譬如官员中的年高者，经过皇帝特赏可骑马或乘轿，叫“赏朝马”。能够在紫禁城内骑马乘轿是一种荣耀，也成为最高统治者笼络官员的一种手段，这一点，慈禧太后尤其擅长。慈禧的父亲惠徵只是一个侍郎，但准许在紫禁城内骑马；礼部右侍郎刚毅护送慈禧西逃有功，特许在紫禁城内骑马。即使辛亥革命后皇帝退位，逊位的溥仪仍然用赏赐朝马的手段拉拢“有功之臣”，直到1924年溥仪被冯玉祥逼出宫为止。
马就是这样一种神奇的动物，虽然历代皇帝均标榜自己为龙的化身，但是马作为“龙种”和“下龙一等”的生物却成了普通人的精神图腾。不论是在宝马配英雄的乱世三国，还是在因马得天下，也因马失天下的唐王朝，马都成了人们传唱历史的重要载体。清代帝王“赏朝马”的手段，也间接地赋予了普通人得以与皇室平起平坐的权利。
【编辑：江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