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甫帖》高倍影像否定上博“双钩廓填说”
18日,上海龙美术馆执行馆长黄剑展示了《功甫帖》原件,并用现代科技设备对其进行了放大和扫描。《功甫帖》在高倍扫描仪和50-200倍的光学放大镜下,清晰可见众多自然书写特性,例如回锋提笔处、笔画交叉处显然较浓的墨色;偏锋扫过纸面时偶然发生的不规则缺口,聚墨处边缘有自然渗出笔画边缘的痕迹,以及自然有力的连笔游丝等。
“所以,我们得出结论:《功甫帖》为自然书写,上海博物馆3位研究员的‘双钩廓填说’无法成立。”黄剑说。
“双钩廓填”是中国书画技法的一种,利用线条钩描物象的轮廓然后填墨,非自然书写。“双钩廓填”也是上海博物馆3位研究员此前质疑《功甫帖》非真迹的重要证据之一。
针对《功甫帖》上的印章,黄剑结合多位专家文章指出,功甫帖上的两方残印应合并释读为“义阳世家”印。图像比对分析,这一印章与台北故宫收藏的北宋徐铉《私诚帖》、北宋吕公绰《真诲帖》、北宋黄庭坚《婴香帖》等北宋名迹中的“义阳世家”印章一致。“无论是书写的墨迹、纸张还是印章,都可以断定,上博此前发表的结论不能成立,因而不能推翻此前由安仪周、张葱玉、徐邦达等历代鉴定大家做出的《功甫帖》为苏轼真迹的结论。”黄剑说。
古书画易证“非伪”难证“实”?
苏轼《功甫帖》,纸本,墨迹,两行九字,书“苏轼谨奉别功甫奉议”,是苏轼写给好友郭祥正(功甫)的临别便签。
当初刘益谦竞拍之时,《功甫帖》被认为是海内名帖、流传有序,且是苏轼书法流散在民间的“孤品”。《张葱玉日记·书稿》及徐邦达《古书画过眼要录》均曾提及苏轼《功甫帖》,徐邦达更赞其“神采飞扬”,直到上博3位研究员公开质疑其为晚清时期以“双钩廓墨”手法炮制的伪作。
18日,到场的一些专家学者,包括徐邦达弟子萧平、傅熹年弟子朱绍良在内一致认为,就上海博物馆3位研究员提出的证据而言,尚不能推翻此前由安仪周、张葱玉、徐邦达等历代鉴定大家做出的《功甫帖》为苏轼真迹的结论,除非他们有新的证据。
记者注意到,采访中几乎所有的专家学者均表示支持《功甫帖》为苏轼真迹的结论,并认为上博的“证伪”站不住脚,但没有人敢“证实”《功甫帖》就是苏轼真迹。“我只能说,《功甫帖》非常接近真迹。”朱绍良说。
中国古代书画鉴定历来是世界性难题。据朱绍良介绍,在最权威的《宋画全集》中记载的900多件书画里,超过95%也是推论为“真迹”。“比如《清明上河图》,谁敢肯定就是张择端真迹?光乾隆皇帝就收藏了4幅,但又谁敢说故宫所藏《清明上河图》有假?”
据了解,中国宋元书画存世稀少,在国内也是寥若晨星,国内外不少博物馆将宋元书画作为镇馆之宝,收藏宋元书画的多寡甚至决定着博物馆在业界的地位。正因如此,古书画鉴定界一直信奉“宋元宽、明清严”的原则,不敢轻易“证伪”宋元书画。
台湾书画研究者陈萧羽认为,针对古书画鉴定,“存疑”是主观的,但“证伪”必须是客观的,需要无可辩驳的事实和逻辑支撑。他认为,在更完美的《功甫帖》出现之前,“从旧说”是最可接受的方式。
《功甫帖》真伪之辩凸显中国古画鉴定困局
自上博专家去年年底发声质疑以来,身处舆论漩涡中的刘益谦已公开发表了6次声明。尽管他认为“这是个好事情,对《功甫帖》真伪的争议有助于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但随着争论的升级,还是让他“身心俱疲。”
刘益谦说:“现在艺术市场谁都可以说话,嘈杂无序。希望《功甫帖》真伪之辩不要成为一桩悬案。”
作为中国古代书画鉴定的权威,“七人小组”的鉴定曾经一言九鼎。“他们有丰富的书画鉴赏和古汉语知识,又曾经过眼过大量书画,多数人本身也能书会画,因而具备后辈无法企及的优势。”朱绍良说。
但如今,随着部分成员相继故去,古代书画特别是宋元书画的鉴定变得更加艰难,急需国家有关部门成立权威的鉴定机构厘清古代书画的鉴定难题。
国家博物馆副馆长陈履生也表示,尽管《功甫帖》的真伪暂时还没有非常明确的定论,但由《功甫帖》所牵涉的中国书画鉴定问题,需要政府部门积极面对,以便更好地解决中国书画鉴定的主流话语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