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门柳第一版
称其为“侠”，一是因为在3个小时的访谈过程里，刘先生回答之爽快，语言之犀利和淋漓，加上不时伴以出自真情的朗笑，直让人感觉到他仿佛刚从传统的文人画中飘然而至，更令人领略到一种“书生意气，挥斥方遒”的率真本色。二来是刘先生的经历--他不仅是广东唯一一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大作家，还曾经是主管广东省文学艺术工作的宣传部副部长；他不仅在文革刚结束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许多人还心有余悸时，就公然开始创作以
古代士人为主角的历史小说《白门柳》三部曲；其间还路见不平，凭着一股与生俱来的胆气与境外的学术权威展开了一场精彩的，让人印象深刻的辩论；他不仅在仕途里进退从容，去留无碍；更随心所欲，自由穿梭于文学与书画的天地里。那份轻舟过尽万重山的自在和淡定，也让笔者陡然感到侠气扑面而来。
记者：刘先生您从1981年开始创作《白门柳》三部曲，当年，37岁的您怎么想到要写一部以明清两个朝代交替当口的知识分子的历史足迹为切入点的长篇小说？
刘斯奋：我们国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知识分子有时被看成改造对象，有时又被当成批判对象，如何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一直未能处理得好。从中国的历史来看，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政权，如何对待“士”也即知识分子都是十分重要的问题，若处理不好，对国家和民族都是悲剧。在粉碎四人帮，拨乱反正之后，如何将知识分子放在一个恰如其分的位置上，正确认识他们的长处与短处，对他们的作用、价值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这个问题尤其显得突出而迫切。正是基于这样的感悟，我开始创作《白门柳》。
记者：这部小说还特别突出以黄宗羲为代表的中国早期民主思想的产生。这种立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学创作中，同样是需要相当胆识的。你当时是出于怎样考虑？
刘：我觉得文学创作有责任揭示和表现体现历史前进方向的东西。就十七世纪中叶那一场使中国社会付出了惨重代价的巨变而论，如果说也曾产生过某种质的意义上的历史进步的话，那么恐怕既不是爱新觉罗氏的入主中国，也不是功败垂成的农民起义，而是在‘士’的阶层中，催生出了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我国早期的民主思想。在经历了“文革”的深痛巨创之后，这一点对我的触动更加深切。
记者：《白门柳》虽然长达130万字，但其实只写了三年时间的事情，即崇祯15年3月到当年的12月；李自成农民军攻入北京之后，南明弘光政权在南京建立及其崩溃的崇祯17年4月到次年的5月，以及同年6月到次年5月，南明鲁王政权在浙东建立到全线溃败。您为什么只截取明朝覆亡前这短短的三年历史？
刘斯奋：之所以把时空跨度作如此的紧缩，固然是因为这三年当中社会的变动极其急剧，对立的各方短兵交接，矛盾冲突异常尖锐激烈，十分符合艺术创作必须高度集中的要求；同时也因为与之相关的主要人物的性格、行为、思想和面目，在此期间也暴露得最为充分而彻底，可以追溯来龙，预兆去脉。就完成人物塑造而言，已经具备了足够的运作空间。
记者：虽然只是三年的历史，但其中出现的人物，发生的事件却非常多，那您又如何把对一些史料的体会提炼成为小说中的表达呢？
刘斯奋：所谓历史，就是已经过去了的事情，现代人无法亲身回到那个时代去经历体验。作者只能凭借史籍记载以及其他资料，去设想、揣摩当时人们的生存状态和思想状况。这就要求作者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进入不同人物内心的能力。就像一位高明的演员，能够进入并演绎各种不同的角色。写历史小说，我还有一个体会就是要处理好历史事实与艺术创造的关系。基本的历史事实和人物生平然是不应随便更改的。但历史事件发生的具体经过，以及人物在其中的活动细节，却完全可以而且必须通过艺术虚构来补充。这就给予作者很大的发挥创造力的空间。如《白门柳》第二卷写到黄宗羲和老师刘宗周到南京赴任，途中住在寺庙，有刺客来行刺未果一事。关于此事，史料记载说刘宗周的政敌“遣刺客数辈往”，刺客向寺庙的和尚打听刘宗周，“询其生平，不敢加害而去”。就这么短短的几行记载，我把它敷衍成为一段上万字的颇为曲折的故事。事实上，只要善于腾挪和铺展，这种点滴记载较之向壁虚构，往往更能引导和激发想象。投入《白门柳》的创作时，我常感自己凭借这些散布于史料之海中的“小礁石”，得以穿越巨大的时空，进入当时场景，亲近各种角色，与之同行同喜同悲，写来很是过瘾。
记者：我想也是，一写就16年寒暑，如果不过瘾，估计很难有动力坚持下去。
刘斯奋：那些年，外界的诱惑比较少。我们也比较能静下心来创作，不会那么浮躁。现在的年轻人就比较难了，要买房买车······哪坐得下来呢？（笑）
记者：1983年，《白门柳》第一部《夕阳芳草》完稿时，您卷入了与余英时对陈寅恪晚年心境的研究的争论。那时，作为海外学术权威的余英时所撰写的《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经香港的《明报月刊》发表后，流传甚广。您以“冯衣北”的笔名与余英时进行学术讨论，为此，您写了两篇文章，余先生写了五篇。这场论争把您推到各种舆论的浪尖上，甚至余英时后来也说“生平文字闯祸，事已多有，而未有甚于此者，尚在红楼梦争议之上。”（《余英时：我为什么写陈寅恪？》）当时身处内地同时又正在着手创作《白门柳》第二部《秋露危城》的您，为何主动投书《明报月刊》，与余英时进行学术上的商榷？今天回顾起来，您又怎么看这场讨论的影响后来竟不断地扩大，直至把您和余英时都推上了舆论漩涡的中心？
刘斯奋：坦白讲，也许与学术界交往不多，我至今也不大清楚它究竟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因此也不感到落入了舆论漩涡中心。我写《也谈陈寅恪的晚年心境》之前，一直埋头《白门柳》的创作。写历史小说需要掌握相关的史料和着作，陈寅恪先生的《柳如是别传》作为晚明历史研究的最新成果，自然是我必须钻研的；加上陈先生又是我的母校中山大学的著名学者，他的学识和人格都令我们后辈非常景仰。因而对于一些纪念陈先生的文章和着作（例如汪荣祖先生的《史家陈寅恪传》）也比较关心。但当我读到余英时先生的《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时，就觉得与其他文章不同，这并不是一种单纯的学术研究。虽然它洋洋洒洒说了很多，绕了很多弯子，却是学术其表，政治其里。归根结底是试图把陈寅恪先生说成是一个钱牧斋式的人物，一个因为未能‘扈跸’又未能‘殉节’，从而对国民党政权充满愧悔和眷恋的孤臣孽子。如果余先生真的拿出确凿的证据，证明这种结论也就罢了。偏偏他对陈先生晚年一些诗文的释证，又是完全经不起推敲的主观臆测。如果不加辩明，任其流传，必然使陈寅恪先生在世人心目中的形象蒙上不实的污垢。这无疑是不可以的。正是出于这种考虑，所以我才写了《也谈陈寅恪的晚年心境》，发表于《明报月刊》1984年8月号上。
我不理解余英时先生关于他写《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等文章是“文字惹祸”的说法。更不明白这件事于他何“祸”之有？当时他在海外，我在广州，大家各自发表意见。在这场商榷中，我写了2篇文章，余先生写了洋洋洒洒的大文5篇，都发表了。直到现在，作为学者的余先生在国内仍有着很高的知名度，着作照样出了一本又一本，而且似乎也没有人再与他“商榷”。我也照样按我的意愿过生活。所以说，我不能理解这个“祸”之所指，不过是一场不同观点的辩论罢了。我说清楚自己的观点之后，又回到了小说创作中去。后来虽然余先生还不断提起这场“公案”，但因为始终没有提出新的论据。所以我也就不再理会。如此而已。
记者：您当时用了“冯衣北”的笔名，后来被解读为“奉依北”（奉命于北京之意）。您那时怎么会看到《明报月刊》里余英时的文章？
刘斯奋：我明白你这个问题的意思，（笑）其实没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据前中南局宣传部长王匡事后透露，最初是他到北京去，在胡乔木那里看到《明报月刊》里余英时的文章，并谈起这篇文章引起的种种议论。回广州的时候，他就带了那一期《明报月刊》。他和我父亲刘逸生（笔者注：刘逸生先生是广东著名报人和学者）本来相熟，就给了我父亲，问我父亲能否写点反驳的文字。父亲那时刚从“文革审查”中解脱，又是党外人士，自然也不知道胡乔本这一层背景，加上他正忙于注释龚自珍的诗，没有兴趣执笔，于是问我是否愿意代劳。我读了文章，觉得余的政治目的是明显的，反驳也不难；加上对余先生在行文中，视大陆学人如无物的傲慢口气颇为反感，于是便答应下来。文章写成后就交父亲转王匡。当时我自觉并非学界中人，也没有以陈寅恪先生作为长期研究课题的打算，加上余英时先生是个名人，我只是个无名之辈，不想落个借“骂”名人出名的嫌疑，因此才用了笔名--冯衣北，无非有感于陈寅恪先生认可陶铸说他“爱国”（详见拙文中所引材料），于是借用古人“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之句，把其中“依”字的立人旁化为两点，转置于“马”旁而成“冯”字。如此而已。其实署名无非是个符号，重要的是文章内容本身，不料却因此引发种种的猜想，甚至成为判断是非的依据。这与搬出各种题外话来说事一样，已经离开了学术论争应该遵循范围和规则，我看不出对于深化讨论有什么作用。
记者：有说与余英时的辩论让您会更加全面、多角度、立体地去观察明末清初的那段历史，从而对《白门柳》的创作很有补益？
刘斯奋：那是完全不了解情况的人的想象。就我而言，正因为先有创作《白门柳》的学术准备，才有后来去辩论的底气。而且，在这场辩论里，我只针对问题写了《也谈陈寅恪的晚年心境》和《陈寅恪晚年心境的再商榷》而已。与小说所要表现的内容根本是两码事。
记者：您倾16年之功完成了《白门柳》三部曲的创作，在此其间您同时也是一位政府官员。出版了第一卷后，在准备第二卷时，您曾经有从副处级升为正处的机会，但为了集中精力写小说，您自愿放弃了这个机会。这种选择当时让不少人都以为您更希望把自己定位为一名大作家。不过，您在仕途上的发展后来颇为引人注目。1992年，您调任为广东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随后，省委向人大提交建议任命您为广东省文化厅厅长。没想到，省人大常委会在开会审议的时候把这一建议给否决了。据悉否决的理据是“官员易得，作家难求。”这一下子在全国引起了轰动，当然也免不了各种似是而非的传闻与猜测了。您儿子当时在学校上课，老师还把这事儿在课堂上作为例子来讲解。刘斯奋的“知名度”竟以这样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又一次地处于言论的浪尖上。您还记得自己当时在这种八面来风的中心里，心情是怎么样的吗？
刘斯奋：当时不是让我觉得尴尬，而是让我儿子有点尴尬，毕竟上课时被老师说了嘛。（笑），这件事在当时可能涉及到一些人事博奕的背景。事实上，当时我已经担任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一职，并不是专业作家。本身就是“官员”而非“作家”，谈什么“官员易得，作家难求”呢？不过，此事对我而言，又是“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文化厅长是一个重要的职能部门的一把手，要做相当多的事务性工作。若到这个位置去，再要写小说恐怕真要困难许多了。就算能分身写作，最后完成的时间也要大大地推后。另外，就我而言，我属于思想型的人，出观点，想办法比较在行，行政事务不是我的所长。所以，我当时就想得很开。
记者：也不觉得没有面子？（笑）
刘斯奋：不觉得。（大笑）
记者：命运再次向您做了一个调皮的鬼脸，您虽然没做文化厅长，但却于1993年起担任广东省委宣传部副部长，主管全省的文学艺术工作。90年代里，您把更多的精力放在了从政中。这样，您从事创作的时间和精力只能相应的减少，因而《白门柳》第三卷《鸡鸣风雨》用了7年时间才写完。对此，坊间又出现了各种议论，比如有暗笑您“作家从政”的，也有说您写《白门柳》的目的就是为了让政府发现您的才华让您当官，等等。对于各种各样的声音，您怎么看？
刘斯奋：俗语说：“谁人背后无人说？哪个人前不说人？”，所以我向来只问做事是否有违本心，而不大关心外界的闲话传闻。命运将我安排在行政机关单位里，单位对我从事文学创作给了很大的支持。我也不是没有想过调离行政单位，专心去做一个专职作家，但是有关方面挽留。自己受国家培养多年，做人做事不能够只是一味地想到个人。而且无可否认的是，我的确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传统文化人那种“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烙印在我身上是很深的。所以，我觉得有责任，也很乐意为公家服务，尽自己的一份心意和力量。
如前所言，我比较擅长出主意想办法，这个岗位有利于发挥我的特长，所以做来比较得心应手。加上上级的信任支持，同事们的同心协力，整整十年下来，总算对各方的期望和厚爱多少有所报答。
记者：作为一名读者，我读完《白门柳》的第三部《鸡鸣风雨》后，有一种很直接的感受：书里对很多“士”阶层的心理、行动的把握以及描写让人印象深刻。如果作者不曾深味仕途的话，恐难表现得这么细致、拿捏得如此到位。这也是《白门柳》这部历史小说的一个特点。我不知道这样的读后感您是否同意？
刘斯奋：我不觉得有这样的直接关联。因为我们所处的时代毕竟与明末清初有着质的不同。引发你所提到的那种阅读体会可能源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来是我在创作的成熟过程引致的结果。写《白门柳》之前，我没有怎么写过小说。因此这十六年里，自己在写作上也经历了一个不断成熟的过程，越写到后来越豁然开朗，有一种水到渠成的感觉。另一方面从人情世态来看，16年不是一个短日子，自己的生活阅历在不断地丰富，这种情况恐怕多少也会反映到作品中去吧。
记者：在《白门柳》的《跋》里有这样的一段话“我的小说试图再现的那段历史……它正值明清两个朝代更迭的当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都空前激化，再加上新旧观念的对立和激荡，不同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交织成一幅色彩斑斓、惊心动魄的图景……我所选择的仅仅是其中一个横切面。即从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就是所谓”士“的阶层来楔入，试图通过他们在这一时期所走过的坎坷曲折的道路，从一个侧面记录历史的一些足印，揭示某种发展线索……”其实，在创作《白门柳》的这16年间，中国也经历了全面的深刻的变化。您觉得自己书中所描写的那个转变时期的知识分子图景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知识分子有无可比之处？或者说书中所描写的那幅知识分子图景，对于社会转型中的今天的知识分子来说，有何现实意义？
刘斯奋：首先要声明一个观点：我写小说从来没有借古讽今的打算，不惜扭曲历史来影射现实的做法，我一向排斥。因为历史本身的无限丰富性决定了它对后人的启示也是无限丰富的。没有必要把它变成一幅简单的漫画。我写《白门柳》就是尽可能客观地挖掘那段历史多方面的认识价值和审美价值，并且在此过程中展现人性的纷繁复杂。至于小说写出来以后，读者有什么的感受，那是读者个人的阅读体验，我管不了，也没想过。如果说历史是一面镜子的话，各人都会在镜子中照出自己的样子，我做的就是摆一面镜子在那里，别的管不了。（笑）
白门柳二版
记者：80年代以来，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广东经济的迅猛发展在全国有目共睹，与此同时，发展中的广东该展现出什么样的文化景观也成为很多人谈论的话题。在这期间，您是主管全省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有压力吗？您上任不久就点了一把火，１９９４年您的《批评标准和广东文学》首先在广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到1992年10月，《朝阳文化、盛世传统和巨人精神》在《南方日报》全文发表后，随即于《人民日报》转载。您从批评标准的问题展开，就现代化建设背景下的文化发展，如何调整自身的价值趋向和行动模式等等进行了深入论述。您的观点在当时引起全国文艺界的关注，不过，时至今日广东文化仍然受到一些人的质疑，这似乎已经是一种观念。您认为这到底是什么原因？
刘斯奋：作为在改革开放中先走一步的地区，广东的经济发展引起了全国的高度关注，在这个快速发展起来的地方产生了什么新的文化现象，当然也成了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当时还有过广东将会变成文化沙漠的危言。其时，作为分管全省的文学艺术工作的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我必须和同事们一起面对这种质疑，做出自己的判断，并预测其发展，以此建立我们的信心和确定相应的对策。事实上，当时我们就认为：广东出现的文化滑坡，是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一种“阵痛”过程。广东先行一步，所以先遇上了。文艺界不能因此丧失信心，自乱阵脚，而应知难而进，勇于创新，积极探索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生存方式和发展方式。事实证明，这种判断和主张是符合实际的。不只是文艺的批评标准，而且整个文艺界的状况；也不只是广东，而且在全国，与十多年前相比，已经发生了多么巨大的变化！
当然，从更深层次来说，持什么样的观念来评判文化的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一元的、静止的观念在不少国人心目中还是根深蒂固，总习惯于用历史的、过时的标准来排斥已经极大地变化发展了的文化现实。这对于我国当代文化的建设其实是不利的。事实上，文化的生成，存在和发展变化，是受到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制约的。时代在推移，评判文化也要相应有一个变化的，发展的观点。另一方面，就空间而言，不同地域的存在，不同生成环境的存在，决定了文化的格局也不可能是纯粹的，划一的。因此评判文化还要相应有一个多元的，包容的观点。当代中国对于世界各种不同文化的个性与价值抱有充分的认识与尊重，在国际交往中倡导和谐和多元的理念，从而获得越来越广泛的好评。这使我受到启发：对待世界各国不同的文化，固然应当用发展和多元的观念作为评判的出发点；同样，对待我们自身文化的内部结构时，恐怕也需要这样。如果这样来看问题，那么对于广东和其他地域文化，恐怕就会有完全不同的观感和认识。
记者：您认为广东文化有何主要的特点？同时它又有何比较明显的缺陷？
刘斯奋：我觉得广东文化的特点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一是“杂交型”。大致说来，广东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杂交的过程，主要有三个源头：一是古代百越族，即当地土着居民创造的原生态文化；第二个源头是中原文化的决定性影响，由历史上几次大规模移民形成，这是今天所说的广东文化的主体部分；第三个源头就是来自西洋，南洋，甚至包括着美洲，非洲等地的异域文化的影响。
二是个性鲜明。这是因为其土着文化非常独特，同时又大量吸收，融合了异域文化，所以看上去和中原正统文化不太相同，就算其中受中原文化决定的那个部分，也发生了较大的流变，所以说岭南文化个性鲜明，共性中也包含了个性。
三是就是因为广东是杂交生成的，所以创造力盛，包容力大，生命力强，适应性广。
至于说到缺陷，那就是广东长期以来作为对外贸易的口岸，其文化也往往呈现出来的口岸的特点。这在近代尤其明显。许多第一都是在岭南的土地上开花，却在别的地方结果。比如在国内，广东人最早“发明”了电影，但上海却是第一个建立电影厂并成为电影业中心的。当年的陈白沙在京城成名，梁启超也在离开广东之后才获得最大的成就。同样，讲到文化的创造力，广东文化往往表现为感觉敏锐，反应迅速，用于尝试，开风气的爆发力好，但往往耐力不足，定力和持久力不够，这使得发明创造难以做到根深叶茂。历史上的岭南，文化巨子虽不时出现，却从来没有出现群星璀璨的局面。往往是某个大人物突兀而起，却看不到一个深厚的文化渊源和长盛不衰的流派。大概就是与这个特点有关。
记者：1994年4月广东省作家协会召开“广东文学创作座谈会”，您提出在工业社会的进程中，人民群众不需要对苦难的渲染和描述，不需要发泄、哀叹、颓废的消极诉求，而是要用快乐、向上的基调，激励他们积极面对现实生活的矛盾，实现人生的理想。为此文艺工作者应该面对群众这种生活的要求。近来，在深圳举办的关于打工文学的座谈会上，很多打工文学作家以及研究者都提到了您对打工文学发展的支持。这给大家的感觉好像是体现了您思考上的一种转变，您也这么认为吗？您认为广东当代文学对社会底层话语权的重视和关注意义何在？您对这些表现社会底层呼声的文学的作者们有什么期待？
刘斯奋：坦白讲，我比较喜欢那些关注当下、关注时代的文学作品，而关注当下、关注时代的作品当然也包括底层写作。在西方的文学史上，现实主义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涌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家与作品，这些作家作品不少都与底层写作有关，他们写出了在时代变迁社会转型过程中底层生活的人生百态，写得很大气，很有档次。因此，在当下中国社会巨大的转型过程中，打工文学作家们若能够从底层的命运转变来反映出这个时代变革，不仅仅是弱势群体的呼声，而是站在更高、更有历史感的角度下去记录、去表现、去思考这个大时代，是有可能出大作品的。因此，文学界、批评界都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和支持。这是从艺术创作的角度来看。同时，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来看，社会各界关注底层呼声当然是很重要的。
记者：2000年，由于提倡干部的年轻化，您主动提出自己任副部长8年了，应该轮岗。2003年，您从宣传部的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任省文联主席和画院院长的时候，说自己是“去留无碍”，又说从今往后是“挥霍余生”。在大家都以为您会来一个转身重拾小说创作之笔的时候，您举起的却是画笔。您为什么不写了？
刘斯奋：人生毕竟有限，精力更加有限。我写《白门柳》从3７岁写到5３岁，可以说将人生最好的时光都奉献给这个三部曲了，写得很认真、很痛快、也真的很累，今后恐怕很难再有这样的精力来投入小说创作了。就我自己的标准而言，既然是创作，就应该能有突破，如果做不到，即使在原来的水平上踏步，也已经没有意思。那么又何必浪费自己的精力和读者的时间呢。演艺界的人不是喜欢说，在最灿烂的时候退出就成为永恒吗？我也认为这样，免得江郎才尽时才离开，大家都没有意思。（笑）
记者：您进入书画界后，引人注意的动作也不少啊。您举办了的多次书画展，不仅深受书画界的好评，还深得读者和观众的喜爱。能谈谈您在书画方面的想法吗？
刘斯奋：实际上就我个人来说，童年时期我最初的梦想是当个画家，后来还差点成为美院的学生。但由于种种原因走上学文这条路，可是少年这个梦想却始终没有淡忘，在《白门柳》之后，我自然而然兴趣又转了回来，再拿起画笔。我把自己定位为文化人，我对文人画很有兴趣。所谓文人画，以今天的理解，乃是把文人之情怀，以概略和简约的形象于以演绎；由此反过来，又把这种写意式的造型艺术推向一种更高的文化层次。我现在探索着一个主题，就是用文人画的手法描写现代生活现代人物。
记者：嗯，关于这一点，旅美艺术家钟耕略就赞扬您的现代都市系列画作“已然跨入了一个现代艺术的领域”。又表示“刘斯奋描写的是21世纪之都市女士风情，他那敏感的都市掠影，留下了现代人生活的特有片断，比如打手机、拖着行李车、等候巴士、溜狗、背着时髦挂包等，都是中国水墨艺术尚未广泛涉足的领域。
如何让现代生活走进中国水墨艺术，正是中国画求新求变的一个重要环节。刘斯奋不斤斤于严谨的传统中国画的笔墨线条，使他能自由随意地绘出他对现代都市生活的感受。故此他的现代人物作品虽稍欠传统笔墨的历练，但却换来了活生生的意象，那既现实又写意的人物形象与观者产生共鸣，从而映照出作者热爱生活的真意。
刘君不拘泥于传统笔墨的画风，或不见容于科班出身之规矩尺度，然而它的立意在于以简朴纯真之笔法，捕捉住现代都市人的灵魂。正如西方的波普艺术一样，以现代生活之平庸题材入画，重情而不重法，让艺术回归大众。然而刘君的画与波普不同者，乃是于通俗之中，保留了一种文人的雅逸趣味。那疏宕而温婉的书卷气，以及洞悉世俗文化的心象。
正因为刘斯奋的现代人物作品打破了传统笔墨的桎梏，在意念与境界上开拓了一片新天地。所以从他的作品中，可以找到更多与现代艺术相关的元素。譬如在《沙发》一画中，其粗犷率意的线条，以及构图运笔的感觉，几与野兽派的马谛斯（Matisse）作品有共通的韵味。当代美国油画名家阿里卡（Arikha）的宣纸毛笔素描作品，以焦墨皴擦捕捉人物形象见称。虽然与刘君苍润朴拙之线条有别，但若然将两者作品安排在同一展览里展出，则会有相得益彰的协调感。可见大家从不同角度跨进了一个东西文化的现代交汇点。
中国画的现代化问题，困扰了我们一个世纪。如何寻求突破，如何建立一个有时代气息的现代体系，尚有待我们不断实践和努力。可以肯定的一点，就是必须开拓我们的视野，西方艺术的借鉴不可或缺；而中国文学的素养，以及文化层次上的升华，更有助于我们的创作达至一个深厚高超的艺术境界。而刘斯奋的绘画艺术正是朝着这个方向所折射出的一道奇光。”钟耕略对您的评价不可谓不高了。
刘斯奋：那就承蒙他的抬爱了。（笑）
记者：您说自己：“在写作界的眼里，我是从政的（或者还是画画的）；在绘画界的眼里，我也是从政的（或者还是写作的）；而在从政的同事当中，我又是写作和画画的。这情形，十足就像老故事当中那只似丝丝鸟非鸟、是兽非兽的蝙蝠。”我觉得这话透出了您对自己的独特的自豪。同时拥有这些不太一样的身份，这些身份会不会产生一些矛盾？在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您会不会很自然就产生各种跨界的视点和思考？
刘斯奋：古人云“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也就是说各种素养其实是相通的，可以相辅相成，关键是如何将人生的经历内化为自我的素养。就我的个人体会而言，“入仕”的确影响了艺术创作的时间和精力，但对拓宽自己的眼界，胸襟，以及提高我协调人际关系的能力无疑会有很大的帮助。正样的历练，会在写文章，画画时的视野、格局和内涵上呈现出来。
同时，也正因为不对自己身份作明确的界定，让我的兴趣和潜能的发挥有了更多选择自由。这对于保持创造的个性和激情来说，是很有好处的。
记者：从官场到民间，从作家到画家，是基于对自己什么样的认识，什么样的基点让您在每次进出转身时总能如此淡定？
刘斯奋：这可能是出于一种典型的岭南文化人的心态，就是喜欢自由自在，不拘一格，不定一尊，不守一隅。不刻意拒绝名利，但也不受名缰利锁的束缚，只管在人生旅途上率真随意地行走。屈指算来，我可算已经一一圆了少年时的梦，就连从来未曾做过的梦也变成现实塞给了我。还想怎么样呢？命运已经对我很好了。人生到了这份上，应该知足了，真的。
记者：今后，您这位快乐的“似鸟非鸟、是兽非兽的蝙蝠”还有什么计划吗？
刘斯奋：主要用还是画画写字来“挥霍馀生”吧。而且刚刚也说过了，我在探索着一个主题，就是用传统中国文人画的手法描写现代生活现代人物。我正兴趣盎然，劲头十足呢。（大笑）
【编辑：谈玉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