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岩
记者：简单谈谈你从事艺术的经历？
吕岩：画画这事儿，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了。记忆里小时候家庭不是太和谐，父母有时会因为生活、事业等等问题而争吵，所以我可能就有点儿害怕和自卑，同时我的姥姥、姥爷又很溺爱我，导致了我的情感状态就有两个极端。我比较安静、投入，画画这事儿又特别自我，没有别人打扰，就很喜欢。小学四五年级时开始学画画，因为情感上比较极端，所以总想出类拔萃，我比其他的孩子画的好，画画不论说能给我带来尊严也好、强大感也好，它好像渐渐变成了我生活上的一种支柱，支持着我走下去。
记者：还记得第一次觉得自己画画很好是什么时候？
吕岩：很小的时候。当时画国画，牵牛花、公鸡、包括一些书法……那时突然间被老师夸奖，在那么多同学面前，是一种莫大的鼓励，所以特别高兴，觉得画画是我生活最重要的部分。
记者：对绘画的情感是一直延续下来的么？
吕岩：情感上的东西是一直带下来的。初中时特别想考美院附中，可是父母比较阻拦，希望我能上正经的高中，而我就特别倔强，还离家出走，但后来还是无奈上了普高。上了高中后，我在一个艺术类特长班，一个班里画画的就四五个学生。那时就想，我一定要比美院附中的学生画得好！这种状态一直给我一股劲儿，后来我就考上了中央美院。
记者：你曾说过你的感性思维中有中国传统的审美情结，为何最初在央美选择研习油画？后来又由于什么原因回归到中国传统绘画的创作上？转折点大概是什么时候？为什么？
吕岩：当时理解画画这件事还是很狭隘的，没有想过东方、西方什么。绘画就是画油画、画当时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没有选国画也是因为在八十年代末，没有什么色彩、水粉之类的区别，没有太针对性的技巧训练。
那时的期望就是想当一名画家。上央美后其实也没有真正认识到自己。大学四年从来没有反思过自己，基本都是纵向的比较，没有横向的观察周围的社会，包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看到的只是画面的好与坏，注重的只是画面形式感、语言表现方式、颜色、格调。更多是表现力、技巧、手感、情绪上的东西，相比之下，文化积淀、情感上的关注都比较少。
记者：如今创作新水墨一类的艺术家很多，你怎么定义新水墨？你觉得你和其他此类艺术家的不同之处在哪里？
吕岩：我觉得它就是当代艺术。我现在做的这些和所谓的新水墨并没有太大的差距，他们表现的东西和我表现的东西、和周围同龄人所表现的东西都是大同小异，区别只是表现方法和用的材料。我觉得所以不管你是用装置、影像、音乐、图像、水墨还是油画……只要能把自己的情感，用一种合适的途径表现出来就好了。
记者：用油画来表现是你现在最得心应手的方式么？
吕岩：对。我现在也使用一些综合的材料，包括水墨、纸等等。
记者：在你的画面中很少出现人物，即使有也只是占据画面很小的一部分，相比于你对景物、动物的刻画，关于人的作品显得隐晦、略微疏于雕琢。在你的创作里，为何要以景与物代替人来表达你的感受？
吕岩：我并没有特别纠结于画人还是画景，那只是一个题材性的问题，画人物可能更显性，而选择动物形象来表现对我而言更自然一点儿。
记者：你笔下的鱼、马等动物形象，是否是你内心的完整写照？这算是一种移情么？
吕岩：我并非要表达对某种动物或风景的喜爱，更多是以物载情、以景载情……它们可以说是一种自画像，是与人相对应的东西，把人的情感状态包容进去。
记者：看你关于动物类的的作品，发现你比较偏爱画马、枭、鲤鱼、蟋蟀，猫这几种动物？这与你的个人经历有关么？
吕岩：嗯。可能前几年画这类东西比较多。我养过猫、蟋蟀、鸟、也养鱼……马比较特殊，我和马接触其实并不多，可我认为马作为一个载体，可以把我想要的东西表达得更充分。
作为八零后的年轻人，我们并没有经历过太多的社会动荡，所谓的坎坷或大的波折，每个人的经历都差不多，更多是心境上的不同，反映了这个社会对每一个特定的人所产生的影响和诱惑。当你想创作，你便要找到一种自己特定的方式，或说或唱，顺其自然地将它表达出来——我觉得这种状态可以称之为艺术的创作。
记者：夏彦国对你的评论中曾写过：“人物在吕岩的眼中跟其他生物一样都是大环境中的渺小物，这从一个角度可以看出，他对当下纷繁现实的有一种无奈。但是这种无奈和苦闷并没有使得他退缩和畏惧，相反，他通过画面营造了一种格格不入的诉求。”现实生活中你真的对生活感到强烈的无奈感么？你的无奈和苦闷来源于哪里？
吕岩：我其实并没有对这个社会有很多的抱怨或者是无奈，更多的是跟社会一种交流沟通下的选择、一种反馈。我觉得人在内心需要有一块小天地、一块小的“自留地”，别人怎么接受是别人的事儿，但你自己首先要找到一种方式来表达。
彦国可能感觉我的作品中有一种无奈的感觉，他表达的可能并不是无奈的感觉，而是觉得我对这个社会看的比较轻，或社会对我的影响比较少。但我并没有对生活有着什么强烈的无奈，更多可能是“置之不理”。
记者：你的创作是否受到禅宗或着道家的影响？
吕岩：这个东西我接触的时间并不长，曾经了解过一些。我看过禅宗画家的一些作品，包括日本禅宗，也看《庄子》一类的书。看完之后有很多感触，那是毕业几年之后才有的感觉，觉得“原来画画可以这样！”。以前一想到八大、石涛、包括齐白石这些艺术家，就是水墨，就是表现，是淋淋尽致地去画，而不纠结于小景小物，也觉得水墨离我很遥远。但当我看了八大和石涛的原作，我的想法彻底改变。站在他们作品面前，我突然就哭了，我觉得他们离我是如此接近，并非因为我站在他们面前，而是因为几百年以前的组品与你“相识”一瞬间的那种感动，那是心境的相通，我当时感觉既幸福又骄傲。
有时我特别想回到那个时代，见一下这个人，哪怕是站在角落里看他在那个时代一天的生活状态，足矣。他们的作品，让我觉得我甚至都可以不画画了，因为他们已经都表达了。
记者：你的画中有大量的留白，道家有论：“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书画家启功先生也曾自嘲地说过“写甚么，不知道，当其无有书之妙”你觉得你作品的构架是否有“当其无有画之妙”的意味？
吕岩：“留白”这种东西其实就是绘画中的控制力，所谓的留白就是当你有创作冲动、有情感波动的时候，你需要一种控制力来表现它。控制力是严谨经营的常态，与冲动创作是不冲突的。
看待留白其实就是你什么时候把这块白留出来的问题。在别人看来它，它也许只是一块空白。怎样把它作为画面中一个很丰富的东西来呈现很重要，而且这个是最难的。
记者：你怎样理解绘画的观念与形式？其间的平衡你觉得好掌握么？
观念性的东西我很少去琢磨。观念更像是想法和思绪。你首先有了想法，才有表达的冲动。这种平衡是个有前有后的东西，并不是先有形式才有观念。
记者：作为艺术家，你对于艺术创作的学术性和商业性怎样看待？更偏向于参与学术性强的展览还是商业性浓的？
吕岩：我更偏向于学术性。艺术家最好还是潜下心来踏踏实实做一些东西，把自己做的深厚一点儿；也不要给自己设置条框和目标，因为画画是一种再现过程，而非工作的行为，它是生活的一部分。
商业性的东西我不排斥，我觉得学术性的展览可以有一些商业性的东西介入，商业性浓的展览也可以有好的学术性的东西参与。艺术家只需真诚地创作东西。
记者：看你的展览经历多是在国内，你对于未来发展有何规划？有没有希望在未来更多地参与国际性的展览？
吕岩：顺其自然吧，先把我目前想做的作品做好。如果未来有好的国际性的展览我觉得能参加也是好的。
我们现在看西方大师的作品，更多的是一种表现力、画面形式、冲击力上的感触，很少能理解到当时他们所在的的国家、社会对他们的影响，真正的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作品，并了解作品价值在哪里。
作为中国人我觉得还是需要立足于本土，让自己真正的做到一种纯粹，做到位。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上让人家体会你内在的东西，而非表面上那些貌似水墨什么，让人一看说“噢，这是中国的”。
记者：媒材上你会考虑有新的尝试么？
吕岩：以前有人问我想做装置么？我不排斥。如果我有感触我就会做。不过现在有一些自己想做的事还没完成，所以不会很快涉及。
记者：近期有什么展览或是在准备的项目么？
吕岩：可能今年有一个个展，十月份会参加台北艺博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