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剑
北京华辰拍卖瓷器部的主管杨剑在入行前曾经做过几年的古董商，那还是2002年刚毕业那会儿，在古玩城开个小店，也正好赶上好时候，那会儿假货少，只要没买贵了就能生存，日子过得很轻松。但是，市场变幻莫测，2006年前后，资本的介入使得小本生意举步维艰。不得已，2007年底，杨剑转行做了拍卖，刚入行的时候市场环境很糟糕，尤其是2008年底、2009年初，东西根本卖不动，不过由于有行家的从业经历，杨剑很快就上手了。现在的各个拍卖行的主管大都是杨剑同时期出来的这拨人，由于靠眼力吃饭，35岁到45岁是拍卖人的黄金十年，人脉、资历、精力都到了顶峰，而现在，三十几岁的杨剑正进入这个黄金十年。
金领or“高级搬运工”
在外界看来，拍卖是高大上的职业，西装革履，接触的人都是中国最顶级的富豪、收藏家，经手的拍品动辄几百万、几千万，从事的职业又特别有文化内涵和修养，可是，背后的甘苦只有自己最清楚，“这行没有表面那么风光，金领的职业领着白领的工资，然后干着蓝领的工作，本质上就属于高级搬运工，经常大包小包地扛东西，动辄几十斤重。”杨剑自嘲道。
首先，最辛苦的是征集回来的运输过程，尤其瓷器，不像书画那样可以几十件捆在一起背回来，有的时候只能抱一件，坐飞机的时候东西都不敢离身，根本不敢睡觉，生怕磕碰坏了。如果坐飞机去香港、日本还好，时间比较短，如果去美国、欧洲那么远的地方，就非常痛苦了，每年坐几次从香港回北京的火车，一天一夜不合眼，其间疲惫可想而知。
其次，饮食和睡眠极不规律，健康堪忧。做这行的与客户应酬是家常便饭，尤其做古玩的人生活习惯异于常人，基本上不需要起早，随兴所至，凌晨两三点见面是常事，但拍卖人上午总会有事情需要处理。去南方征集的时候，经常保持一天吃四五顿饭的节奏，上午十点半、十一点约客户喝早茶，下午两点钟约人喝下午茶，然后晚饭还要约一局，忙的时候宵夜还要再约一拨，就算是山珍海味，也吃腻了，最后吃饭竟成了负担。所以做这一行的人多会体重暴增，杨剑现在的体型与刚进公司的时候判若两人，那时候170斤，现在240斤，同时内分泌失调，高血压，高血脂，脂肪肝，各种职业病缠身，要知道，他才30几岁。
除了平时跟客人吃饭要熬夜外，做图录的时候更是难以避免，杨剑曾经在印厂待了一星期盯图录，每天能睡三四个小时就很奢侈了，还好现在人手多了，比之前稍微好一些，回想起来仍觉后怕。这个行业绝大多数都是透支生命的状态，前不久广州一位29岁的同行也是心脏猝死。当然，这个行业特别锻炼人，杨剑笑言：“自从干了拍卖，两条腿的不吃人，四条腿的不吃板凳，什么都吃。以前睡觉特别轻，换个床睡不着，现在坐着都能睡着。”难得休息，更别谈有时间和家人相处。所以在拍卖业中普遍晚婚，杨剑32岁才结婚，而目前单身的拍卖人大有人在，因为根本没有时间去谈恋爱。
杨剑的工作状态是“一年忙六次，每次忙两个月”。一年两场大拍，四场小拍，3、6、9、12的四季拍卖和每年5月、11月的两场大拍。3月份的拍卖，2月份就要把所有拍品清册报给文物局，也就意味着2月份要出图录，至少留出一个半星期到两个星期的时间做图录，再留出拍照、入库的时间，留给征集的时间只有一个半月，而这一个半月如果赶上节假日、春节的话，必须得在春节前结束，这样剩给征集的时间只有半个月，这样的强度非常大。即使直接去把拍品背过来也是很辛苦的，一天背20件，时间都紧张，何况不是每天都能拿到东西。好在公司会有几个固定的客人，每期都会准备一批基础的拍品，杨剑他们的任务是找一些亮点拍品，但是即使是这样，强度也是很可怕的。
拍卖人一年的时间有一半是在路上的。杨剑印象最深的一次征集行程是这样的，周一从北京出发到上海，在上海租车到慈溪、余姚、杭州、苏州转了一圈，然后周四回到上海，周四下午从上海直接飞广州，让人把通行证快递到广州的酒店，之后拿上通行证去香港，再从香港回到广州，接着飞回上海，拿完东西后周日回北京。每天不是在火车上就是在飞机上。这种状态是最辛苦的，现在杨剑练成了一项本领，只要汽车、火车、飞机一动，他就能睡着，因为下了飞机之后根本就没时间休息，只能见缝插针。杨剑说，由于当时处于积累阶段，因为当时没有客人，需要去跑，好在现在有了固定的客人，打电话就能解决，只需去开发新客户。
不是偏执狂干不了这一行
不过，抛开以上这些不好的因素，这行也是让人难以割舍的，拍卖人从事了一个比较有心灵满足感的、相对高端的行业，而且，自己对于古玩的喜爱几近病态，他开玩笑说：“不是偏执狂干不了这一行。”预展前包瓷器的时候最怕听声音，有一次回家吃饭，只听“呯”一声脆响，杨剑立即条件反射地伸手捞住了，吓了半死，当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后，一把就摔地上了，原来是老婆手里的勺子掉碗上了。
之所以紧张，多半出于责任感。比如，有时候看瓷器是否修过只需要拿钥匙在碗边划一下，听声音，但是这种办法对瓷器本身会造成磨损，而且有些人没有分寸，能磕出声音来，这让杨剑特别接受不了，因为这是一个靠眼力吃饭、靠本事挣钱的行业，这些古玩是大家共同的饭碗，没一件少一件，不能毁东西。有一次华辰预展，一个观众竟然拿针戳一件康熙民窑碗，杨剑当场就爆发了，担心扎坏了没办法跟客人交待倒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不能容忍其对文化的蔑视。
拍卖行业对综合素质要求比较高，征集、包装搬运、宣传、做图录、展陈、销售、催款、客户维护，这条产业链每个环节都躲不开，而且还要让买家买得舒服，让卖家卖得高兴。相比之下，专业技能要求却并不太高，因为拍品收来之后会有老先生把关，只要不是特别离谱，问题不大。做拍卖是一个不断交朋友的过程，没好人缘是行不通的。好多时候客人就是朋友，至少有共同语言，才会谈到合作。
以前做拍卖这一行的轨迹是从最基础做起，先做2年的库房，学学怎么包东西、看东西，然后初步地做业务，接触客人，这时候上手快慢就要看个人悟性了。比较顺利的话，基本上干三年左右就可以独当一面。现在中国的基础培训直接就让上手干活，好多规矩都废掉了，比如系包袱皮，现在有几个会的？日本还在延续老古玩行规矩——学徒制，学徒三年就学一件事，轻拿轻放，日本的小学徒系的包袱皮又漂亮又结实，而中国现在最缺乏的就是其中“规矩”的文化传承。
卖得好，征集就简单
以前征集相对简单一点，出去了总会有东西，但是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跟同行竞争，跟买家竞争，征集越来越难。以前是捡东西，现在是找东西，过两年可能是挖东西。
经常会出现几个拍卖行的征集人员在征同一个东西，在古玩城经常打对脸，或者前脚出，后脚进，谁抢到就给谁，竞争激烈。好在一般征集人员会提前打电话预约，言明要找什么样的东西，客人也会有区分，不可能只给一个公司。首先是谁卖得好给谁，这场卖得好，下次客人还会送拍，否则许再好的条件也无济于事；其次是看拍卖行的优惠条件，降低多少佣金；再次，看关系，下手早，跑得勤，盯得紧，客户维护得好的业务人员更容易征集到拍品，因为藏家也不是当时就能把东西拿出来，有些东西需要盯藏家两三年才能拿到手。逢年过节的问候和礼物必不可少，每次路过一定约出来聊聊天，藏家到北京的时候一定打电话问候一下，接待一下，其实就是对待朋友的方式，情感是第一位的，否则商业免谈。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急功近利，操之过急。
古玩不是刚性需求，兴在别人之后，衰在别人之前，资金富余了一定惜售，资金紧缺了就会卖掉藏品换钱。现在的整体行情不好，经济还没缓过来，竞买的人少，价格比较低，从投资角度来讲，是一个买东西的好时机，行家一般会挑这个时候扫货，等市场好的时候再拿出来卖。不过，对于有眼光的藏家来说，什么时候都会买，因为真正的好东西可遇不可求，有钱难买心头好，所以真正的好东西照样可以卖好价钱。
不过，最终价格还要看货的新鲜程度，好多人明明在买的时候说不会卖，结果没过三年就出现在市场上了，询问缘由，大抵是如此回答：“我100万买的，人家都出600万了，如果不卖不是傻吗？”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从文化和收藏的角度来讲，这是一种特别短视的行为。拍卖永远是新鲜货好卖，一件东西两三年出现一次，肯定会越卖越不好卖。物以稀为贵，如果一件好东西从来没出现过，即使贵一些，藏家也会买。
议价是征集中的重要环节，与藏家议价的时候一般是根据市场价格，尽量砍价以保证成交，因为只有卖掉，拍卖行才有钱赚，并不是说关系好一点的藏家就会定价高，相反砍得更狠，因为估价便宜不一定卖得便宜，相反可能会卖得更高，这就涉及到了拍卖行的估价策略。
其实征集说难也并不难，卖得好，行家给的东西就多，这样自然就能更吸引人，卖得会更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由于拍卖公司数量太多了，专业性不够，盲目拼规模、拼效益，但是艺术品是不可能量化的，苏富比和佳士得一年才上拍几百件，中国的拍卖行都是以千件计数，艺术品不是大白菜，不能这么卖。所以现在各家都在减量，而华辰的规模一直不大，一方面是因为人手有限，一方面是公司策略，在市场好的时候绝不盲目上规模，因为船小好调头，遭遇市场寒冬的时候，规模大了会很痛苦。而且古玩艺术品从来都是小众的，是最顶级的奢侈品，那就要有奢侈品的行李和包装。匡时在这方面做得最好，包装、展览、设计、噱头、广告做得更小清新、更高端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