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林善文）：曾老师，谈谈你的画，你画“机器”是什么原因？
曾（曾晓峰）：我这段时间比较关注这个问题，我把他作为一个象征物来对待，现代化的象征，作为一个符号的象征，人的错误，人在追求现代化，但又不知不觉陷入到机器里面去。机器是人制造出来的，但是这个机器又把人控制住了，没有办法。这是一个循环。现代化有很多问题，比如环境污染、暴力、心理变态很多东西，都在机器里边出现。
林：你在艺术创作的手法上非常多变，这是什么原因？
曾：这要从94年说起。94年我到美国去了几个月，目的是考察博物馆，是美国新闻总署邀请我去的。早上天亮起床一直看到晚上，就是去博物馆，看了三个多月，从那以后，我基本上对油画就失望了。中国的油画有一个问题，就是和西方的系统接得很近，只是说在题材上有一点区别。放在一起，你分不清楚。比如说文化的多元这个问题，我也觉得是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如果你单独在中国自己做作品的话，没有这个问题。但如果你跨出国门一看，你的作品你说话的方式和国外一样，那我觉得这有很大的问题。从那以后，基本上我就没有再画油画。我力图在找一种离西方系统更远一些的东西，更加个人化一点。
林：你的画延续了好几种风格，他们之间有什么联系？
曾：我觉得有联系。如果对画敏感的人，一看就知道，它有一种延续性。我觉得做艺术品，和写小说是一样的。不能说一个作品成功之后就不断去写那个续集，我最讨厌这个。1、2、3、4、5、6不断去写那个续集。我觉得那是对自己的否定，是对艺术的嘲弄，不太好。我是一个想法做完以后，就不断的找第二个想法。我不太喜欢名牌效应，中国艺术界有一种习惯，就是做品牌。这个品牌一旦完成以后就不动脑筋了就不断做、不断做，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弊病。
以前我有很多很复杂的想法，但现在越来越简单。我觉得做艺术品就是把你想说的话说出来，越个人化越好。如果过多的去想美术史的问题，大文化的一些问题，我觉得那对创作没有好处。让它简单一点，你今天想说什么话就说什么话，这样好一点。
林：从作品可以看出你在画面上花的时间很多，在画画的过程当中，你有没有“烦”的感觉？
曾：有，就是有时候会觉得你的想法是超前的，但是你制作这作品的过程很缓慢，因为我的职业就是做这个东西，我没有其他事，因为我的工作在画院。时间多一点。可能我有充分的时间来完成这个想法。有时候就靠一种热情来往下走。
林：是什么促使你这么勤奋的工作？
曾：好像是一种使命感，总觉得有很多话要说出来。因为我是知青的一代，69年下乡，那一代人基本上已经消亡了，可以说。虽然人活在世上，但基本上已经退出历史了。我经常想到这个事，好像背后有很多人在支持我，觉得我应该把我们那一代人的想法说出来。因为我是从文革过来的，经历了很多社会的变革，也发现了很多社会问题，这些东西老在困惑我。不是名利上的问题。我指的是想说什么话了，老在不断的说，老是说不完，没有完的时候。一个想法完了之后马上就会有另一个想法出来，有时候从报纸上看到的新闻，或者从电视上，朋友之间的聊天，听到社会上的一些变故，一些动荡的事情，就刺激我另外的一些想法。可能就是有一种想说话的愿望。
林：你是怎么开始学画画的，你身边有一些什么人在影响着你？
曾：太多了。那是70年代，那时中国比较封闭，云南这个地方主要就是对景写生。这两天在搞一本书叫做《外光派》，我也是那个时代出来的。不断的在画画，每天背着一个画箱对着风景写生，每天四五张，就是那样画。因为那个时候信息很少，书也很少，顶多就是看到苏联的画册，像法国和其它欧洲国家的画册还很少。那个时候就是对景写生，搞现实主义。
林：那个时候你最喜欢谁的作品？
曾：那个时候对列宾、苏里科夫，觉得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们对生活的反映那么全面，因为信息太少，就是这种状态。
林：你的作品后来有了更多的观念？
曾：因为不得不往前走。写实主义很有局限性，如果没有强大的观念在后面支撑，没有办法做，做不下去。如果靠技术取胜，我觉得不太好。
林：80年代出来很多的艺术团体，你一直在单干？
曾：我一直都在单干。所有的派别我觉得都是问题的象征，比如那个社会出现很多政党、那是社会问题的结果。如果是艺术界有很多派别，我觉得也是问题造成的，是问题产生了派别。比如几个人纠集起来，弄一个派什么的，那是有一个问题在里边。
林：83、84年毛旭辉他们在弄“新具象”的时候，你在干什么？
曾：我一直在单干。那个时候主要在搞民间艺术，因为那个时候我进画院工作是搞民间艺术，那个时候我也喜欢民间艺术，在寺庙临摹壁画，搜集民间艺术，写研究文章。我的精力都放在那上面。后来我还弄了很多试验，我画草图，教农民做面具。后来散布到中国许多地方，那些东西也对搞前卫艺术的人产生了影响。
林：你是一位很理性的艺术家。
曾：说到理性问题。因为最早我不是画画的，最早是搞文学，从19岁的时候我就开始写东西，写了很多。当时比较超前，发不出来。别人一看，吓一跳，没有办法发表，发表了编辑就有问题。可能与我搞文学有关系，搞文学都喜欢思考，把来龙去脉的东西都想得很清楚，可能影响到了我的绘画。
林：对于搞当代艺术的人来说，很多人顺着符号和标签那个方向走得越来越远，但是你是一个很内心的人，从画里面看，这种理性有点内向。
曾：这确实是跟个性有关系，和早期的经历有关系。主要是中国从50年代开始，一直到我们上中学这段时间，都是动荡。整个社会，整个家庭都受到影响，从小就受到这种压抑，有一种压抑感，觉得不是很安全、没有安全感，可能这造成了个性的这种发展。老在想问题，想把外面的事情想清楚。所以我早期就想在文学上发展，但是后来很偶然的到上海出差，看见一个画家在写生，我觉得很有意思。自己买了一个画架、买了一些书，自己自学，后来80年代到中央美院进修，对我来说没什么决定作用。最多是看到了学院派是怎么工作的，就这个作用。从我自己的发展来说，学院艺术对我没有影响。
林：你觉得艺术市场对画家的心态有没有影响？
曾：会有。如果谁的画在市场上走得好，他有社会鼓舞，他可能会一直弄这个东西；如果谁的画不是太好卖，无人问津，可能会受到一种打击。那就要看每个人的个性强不强大，如果他的个性足够强大的话，他会坚持自己的想法，因为市场是一回事，做艺术是另外一回事。
林：别人对您的画的评价，一般是基于什么样的态度？
曾：可能别人对我的画，觉得是好像我离潮流太远，和潮流跟得不近，不太好理解。他们觉得，他怎么这样画。因为，比如说某一种倾向，好走，评论家也好理解市场也好理解。我不走那个走这个。别人觉得好像太边缘。基本上是一个边缘状态，比较另类。
林：你最近在关注什么？
曾：每段时间不太一样，比如说恐怖主义这些问题，为什么讨论恐怖主义--这些根源，在思考这些。比如说社会的一些暴力现象--反正我这个人的个性就是爱挑刺，老在说一些问题。可能就影响到了我的创作。老在想我们的社会，我们人类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出现？在想这些，和我的写作有关系。我就要弄清楚，为什么讨论这个--不是单纯的发映，比如我反映暴力的东西，我不是单纯的反映暴力我想力图找到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在作品中反映出来。可能我和别人不太一样的地方就在这一点上。
林：我觉得你的画虽然在同一体系里面，但就每一幅画都有一个完整的主题。
曾：因为70年代早期的时候，我从农村回来进工厂，工作就是与机器打交道，对机器比较敏感。可以闭起眼睛想出一个机器来，因为机器的构造我比较熟悉，一个人只能做自己熟悉的东西，这和我进工厂的经历有关系，如果让一个不熟悉的人来想一个机器，他可能要找很多资料，起码我不需要。对着一张空纸我可以画出一个机器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