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衡 《乱花将欲迷人眼》 布上油画245cmX185cm 2012年
冯峰 《身体里面的风景》 局部 人体血管标本、亚克力、金属支架 2001~2011年
石磊 《水调歌头》2 150cmx80cm 2010年
开幕式上，广州美术学院大学城美术馆馆长左正尧表示：“中国当代艺术目前已经形成丰富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之下，各种流派都有。在这种局面之下，中国当代艺术要走向什么方向，是很值得思考的问题。尤其是如今资讯这么发达，网络交流十分方便的情况下，我们更要冷静地思考这个问题。参加这个展览的艺术家，在广州当代艺术领域都很有影响力，也参加过国家大展，在中国当代艺术领域很活跃。在广州除了广州美院之外，华南师范大学在艺术方面也很有学术影响，他们基本构成了广州当代艺术创作的主力军。”
可以说，这次展览是对广州当代艺术创作的一次集体展示，参展的艺术家都是广州当代艺术各个领域当中的重要代表。通过这个展览，可以看到广州当代艺术创作怎样的现状？现状一词往往与过去、未来相联系，那么广州当代艺术经历过怎样的历程，广州当代艺术未来的未来又将指向何方？
广州当代艺术从“大尾象”开始
作为中国的南大门，广州这座城市有着特殊的历史进程。近代以来，广州既是著名的通商口岸，与中国近现代革命息息相关，亦可以说是西方艺术进入中国的发源地。改革开放开始，广州作为最早的开放城市，与港澳台地区及海外交往频繁。从上世纪80年代起，广州逐渐形成了包容与开放的城市文化。在经济开始繁荣的同时，广州也慢慢培育了当代艺术兴起的土壤。
早在上世纪80年代“85新潮”时期，广州就出现了“南方艺术家沙龙”等艺术群体。“南方艺术家沙龙”可以说拉开了广州当代艺术的帷幕，这个艺术群体包括王度、戴剑峰、林为民、林一林等年青艺术家们。由于种种原因，“南方艺术家沙龙”解散了，但从此在广州留下当代艺术的火种。
上世纪90年代初，由林一林、陈邵雄、梁矩辉组成的“大尾象”工作组成立了。“大尾象”被广州当代艺术界视为广州当代艺术的真正开端，这三位艺术家曾经都参加过“南方艺术家沙龙”，后来徐坦、胡志颖和郑国谷先后加入了展览。“大尾象”这一名字有戏剧性的来由，据说工作组原本想找一个四不像的名字，已经起名叫“大犀象”，结果写的时候写错成“大尾象”，便以这个更加四不像的名字沿用至今。“大尾象”擅长于利用展场条件布置展览，他们可以在文化宫、酒吧、户外展出在当时具有强烈震撼效果的展览。与现在不同的是，他们既是艺术家，又是策展人。
从1991年到1996年，“大尾象”接连举办了多次展览，基本上保证了每年举办一次展览。1997年，“大尾象”的艺术家们参加了在侯瀚如和欧布里斯特策划的“运动中的城市”，作品在维尔纳、波尔多、纽约、伦敦、曼谷等地陆续展出。2003年，“大尾象”与其他艺术家代表广东参加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紧急地带”计划。而在那一年，因为非典的缘故，中国馆没有出行威尼斯，广东艺术家成为威尼斯双年展上的中国代表。
“大尾象”的成员们处于松散的状态，并不像其他艺术团体一样有着明确的艺术创作方向和约束。甚至成员之间也很少共同创作，只是在举行展览的时候，才聚集到一起。成员之一郑国谷自己还在“大尾象”之外组建了地域色彩浓厚的“阳江组”。当“大尾象”在国内影响力越来越大，艺术家参加国际展览机会越来越多的时候，梁矩辉因病去世，林一林移居美国，徐坦保持着游牧式的生活状态，只有在第50届威尼斯双年展的时候，“大尾象”的成员们才又聚集到了一起。
广州当代艺术发展是碎片化的
实际上，在近三十年来的发展里，广州当代艺术创作一直呈现出碎片化的状态。想要用准确的点将这些年发生过的当代艺术事件串连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广州当代艺术在各个阶段、各个领域的发展没有形成整体的气候，只能从一些有代表性的节点去窥视一二。
左正尧说：“广州当代艺术三十年来实际上经过很多转变，但是广州当代艺术指向目的不是很明确。这里面有几个原因。第一是艺术家不是完整地介入，他们是阶段性地介入。然后是一些展览也是，展览没有持续下去。广州的当代艺术不能成为完整气候的原因，在于她是碎片化的。从批评到展览，再到艺术家参与的状态，都是这样一个现状。”
1992年在广州开展的“广州·首届90年代艺术双年展（油画部分）”在全国引起巨大的反响。这次展览并不是说在展出作品上带来怎样的轰动，而是在展览的评委会和操作目的上，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规则。这次展览建立了相对公正的评审体系和监督制度，为艺术与市场搭建起桥梁，将艺术品正式公开地投向市场创作当中，这是一个具有开拓性的创举。从这次展览之后，中国艺术与金钱由以往“绝缘”的状态或者说间接关系演变成直面关系，这个转变迫使艺术本质不得不发生变异以适应新的现状。
但这个在中国发生重大影响的展览，似乎对广州的影响并不是特别大，左正尧评价说：“这个双年展，和后来出现的一些展览一样，都只是在广州作出的一个展览而已。但是这些展览并没有让广州成为当代艺术展览的一个中心、活跃地区。这些展览在展出一两次之后，并没有变成长期固定的展览，对广州的当代艺术形成持续的影响。这个状况直到广东美术馆三年展之后才被打破，这也是近十年的事情。”
与此相似的是“卡通一代”的出现。1992年黄一瀚提出了“卡通一代”的概念，他认为卡通一代是中国有史以来首次出现的由商业文化喂养长大的一代。黄一瀚在自己的作品当中抓住了消费文化在中国社会盛行的深刻体验和流行文化的影响，将观念和通俗文化引入中国笔墨。“卡通一代”在广州得到很多艺术家的响应，响叮当、田流沙、江衡都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卡通一代”已经不仅仅停留在美术界，而是扩展到文学界，形成“卡通一代”文学群，对全国也有深远影响。在北京、四川等地，慢慢出现新“卡通一代”。
广州远离喧嚣但不在场上
曾有学者用“双重边缘”这个概念来形容以广州为代表的岭南地域文化的特征，这种看法认为，相对于世界主流文化而言，中国文化尚不算主流；相对于中国主流文化而言，岭南文化也是非主流。这种边缘性对于广州而言，有一定程度的影响。作为中国当代艺术进程中有一定影响力的“大尾象”，在北京参展时亦受到冷落。而这么多年来，广东当代艺术家远赴北京、上海，也屡见不鲜。对广州的当代艺术家而言，渴望得到所谓主流文化的认可，是可以理解的内心焦虑。
在策展人王秀媛看来，广州的这种边缘性其实也是广州当代艺术家所面临的机遇：“因为边缘，所以有更多的承接性、实验性和可能性。作为艺术家，个体的选择不遭受或尽可能少受其他任何事物的干涉，个体性应该说是一个当代艺术的核心。当人作为个体在社会生活里面感受到了生活的压力之后，他就会以个人的处境去反映社会时代这样的一种困境。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当代艺术是一种对抗的状态，但是到2000年以后，这种对抗的状态越来越弱化甚至被‘招安’。而广州的艺术家基本上是各行其是、不愠不火。对国内主流意识形态与西方意识形态及其资本市场的双重边缘，个体差异在这里获得了最大程度的尊重。”
相对于北京、上海的火热，广州的边缘性也带来了当代艺术在广州的冷静。这种冷静既是市场上的冷静，也是艺术家在进行创作时的冷静，不受市场、资本影响，独立创作。广州美院教授、艺术家邓箭今对记者说：“相对北方而言，广州当代艺术来得特别冷静。广州的当代艺术，总体上没有北方的群体来得那么猛烈。”
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艺术家江衡认为，相对于北京，广州没有那么喧嚣，艺术家可以专心创作：“我在北京也有工作室，07年的时候我过去呆了四十天左右。北京是文化中心，从事艺术创作的人很多。相比广州，北京有时候会更像战场、名利场，很多艺术家都会往北京去谋求出路。北京为艺术家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但也可能有负面的东西。
广州可能不在场上，所以会更远离喧嚣。举个例子，香港很多人不愿意来广州找艺术家。虽然香港离广州很近，但是他们宁愿去北京。这是一个现实中的因素，他们可能会认为北京更像一个场，广州会边缘一点。如果从地区的角度，广州会有被边缘化。但是创作来看，广州还是很不错的。北京、上海和南京做得轰轰烈烈，主要还是有民间资本的介入，与当代艺术的联系会更为密切。广州当代艺术家的作品从完成创作到流入市场，可能会缺少很多环节，这是一个自然形成的状态。在广州，当代艺术家的创作和市场结合还不是很紧密，艺术家在创作的时候也不会太多考虑到市场的需求，关注全国最前沿的东西。”
艺术院校是广州当代艺术主力军？
如果从《下一站，广州》这个展览来看，参展艺术家大多来自广州美术学院、华南师范大学这两所高校的教师。比如黄一瀚、左正尧、邓箭今、范勃、冯峰、赵峥嵘、周涌等艺术家来自广州美术学院，杨国辛、李邦耀、石磊、江衡、魏青吉等艺术家来自华南师范大学。在展览所展示出当代艺术家的身份属性，是否昭示着广州当代艺术的主力军就是来自这两所高校？
左正尧就此回应说：“参展的艺术家多来自广州美院和华南师范大学，这并不是策展人在策展时故意挑选的，确实是历史自然形成这样的一个局面。既然这个事实存在，那我们就不能回避，而是将此表现出来。”
江衡认为并不是说这个展览就一定表现了广美和华师是广州当代艺术的主力军：“作为广州美院的美术馆，举办这样一个展览带有高校之间交流的意味。恰好我们参展的艺术家都在这两所高校中任教，所以会有这样的印象。除了高校教师，广州还有很多很好的当代艺术家。”
广州缺乏当代艺术群体？
相比北京上海，甚至成都相继建立艺术区的火热场面，广州当代艺术区，甚至当代艺术群体的创作显得有些冷落。虽然说在广州当代艺术前驱“南方艺术家沙龙”、“大尾象”都是广州当代艺术中深有影响的艺术群体，后来又有“三号线”、“伍仙桥”等艺术群体，但是艺术群体的力量并不雄厚。
邓箭今说：“广州也有艺术创作区，比如红专厂艺术区，但并不是很多。至于艺术群体，广州现在的艺术群体不是很多，因为广州当代艺术家处于比较独立的创作状态。但整体而言，广州的当代艺术创作状况还是很繁荣的。”
江衡认为广州艺术群体的现状与广州的地域有比较强的联系：“八十年代的‘南方艺术家沙龙’，九十年代的‘大尾象’，还有往后的一些艺术群落，基本都是以地域性命名的。2005年第二届三年展，我们九个人参展的时候组成‘三号线’，这个命名是突然决定的。广州的艺术团群体基本上以地域性命名，不像其他地方。因为广州当代艺术家都是有工作的，大多会在工作室的附近选择一个地方创作。像‘三号线’、‘伍仙桥’，都是地名，都是我们工作室所在的地方。”
广州当代艺术的下一站指向何方？
中国当代艺术随着收藏市场的升温而被人关注，但实际上，中国当代艺术在中国艺术生态中亦是处于边缘地带。时代的领跑者难免会有这样的孤独感，当他们尝试发出与众不同的声音时，迎接他们是来自四面八方的误解和质疑。印象派画家的画在当时被判断为不入流的作品，如今却成为绘画史上光辉的篇章。从误解到理解，是每段历史中艺术创新者们需要走过的孤独旅程，也是中国当代艺术，包括广州当代必须走过的路。
回顾广州当代艺术三十年，社会从不解到如今的慢慢接受，经历了一段艰难的过程。来到今天，广州当代艺术的下一站会是什么样子？
王秀媛认为广州当代艺术还是处于一个边缘的状况，但这种状况对于广州当代艺术的发展有积极意义：“今天众多艺术家会用多元的、更开放的媒介来进行艺术创作，而广东的艺术家更倾向于‘传统’、‘保守’的媒介的运用。这里的‘保守’并不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那种固步自封的‘保守’，而是说在一个全球化的语境中，在经历了现代化的洗礼之后，特别是经历现代文化变革的阵痛后，需要重新对传统进行再认识。此刻，他们抓住了当代艺术最核心的内容，就是一种对于真实的追问。广州的艺术在我看来有种‘自然而然’的感觉，它们是深刻的、富有激情的、充满想象力的、活生生的、有生命力的。更重要的是，它们是充满个性的，是唯一性的。从这些艺术家对当代广州社会和艺术的思考中，我们看到了广州艺术的无限可能性。”
左正尧也对广州当代艺术的未来充满信心：“当代艺术追求的是细致、精致，追求的是个人风格的整体展现，广州当代艺术的未来要看生活在广州的艺术家。一个看是他们的学术主张，一个看是他们艺术追求，看他们的作品里面展现出的深度和精致的东西。广州当代艺术的未来要经过一段时间沉淀之后，才能看得见。就目前来说，情况还是很乐观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