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汉志
2014年5月23日下午3点，《戴汉志：5000个名字》在UCCA当代艺术中心开幕。展览标题来自戴汉志（中国人习惯称之为汉斯）生前未能完成的开创性项目——一部收录了5000个生于1880年至1980年之间的中国艺术家名字和介绍的词典。
策展人玛丽安娜·布劳沃与UCCA馆长田霏宇导览
检视另一种90年代图景
展览开幕当天，聚拢了几十名从全国各地赶来的大牌艺术家——这些在90年代初期“野狗一样活着”（方力钧语）的艺术家，在展览现场不忍唏嘘——展览唤起的是越来越淡忘的历史经验与记忆。
“戴汉志：5000个名字”，是关于戴汉志的文献回顾展，整个展览以海量的访谈、文献研究资料试图完整呈现汉斯的人生遗产。展览依时间顺序将汉斯各标志性的阶段划分为三个部分：其一是汉斯大量的信函、文件、照片、曾编辑的书目、策划的展览和关于他生平的详实资料；其二是一系列曾与汉斯密切合作过或在其研究范畴内的中国艺术家的作品；其三则是5000个名字的遗愿文献。
艾未未，《Piano》，钢琴、羊毛、皮革、木头，2004
（注，艾未未当日发布消息称：“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回顾纪念我的友人、合作者戴汉志的展览中，篡改当代艺术历史史实，再次删除我作为汉志的朋友、合作者的名字。我将参展作品撤除，以表示对汉志的永久怀念，和对中国当代艺术怪相之鄙视。”）
尤伦斯馆长田霏宇认为：“展览跟汉斯个人没有太大关系，因为‘汉斯’可能会是另外一个人。更重要的意义在于它为中国当代艺术呈现了另一种历史图景，在当代艺术圈异常发达的今天，它试图还原了90年代一无所有的艺术状态与时代。而汉斯区别于主流叙述的艺术判断值得今天参考。”
艺术家艾未未在现场
大尾象、陈劭雄、耿建翌、张培力、新刻度小组、林一林、吴山专、张恩利、顾德新、苍鑫、冯梦波、韩磊、荣荣、邱志杰、王兴伟、艾未未等46位（组）艺术家的作品在这个展览中并未以某种标签序列出现，明显呈现出区别于中国当代艺术历史书写的另一种景观。
将摄影作品的合法性引入中国当代艺术界也是戴汉志的一个重要贡献。艺术家荣荣认为：“戴汉志通过策展实践将摄影艺术与非摄影的当代艺术纳入同一个轨道中来。”而现场恰好有一幅荣荣的摄影作品，就是在向汉斯介绍东村的艺术家。荣荣回忆当时与汉斯的交往，说汉斯对东村艺术家及他个人的摄影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表示要为荣荣做展览，但是：“在北京无法展，要寻机会去广州或者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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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曾熟悉却已开始淡忘
生于1946年的荷兰人戴汉志在40岁那年（1986年）来到中国南京学习汉语和国画，受当时“八五新潮美术运动”的吸引，他开始大量收集资料，并与艺术家交往。据展览的策展人玛丽安娜·布劳沃介绍，戴汉志当年之所以来中国，大概是因为他在荷兰的艺术生涯“并不很成功，甚至带有放逐感”。
大尾象工作组，行为艺术和装置艺术，早期影像，1993
1989年2月在北京中国美术馆闹得沸沸扬扬的“中国现代艺术展”戴汉志也去过现场，后来回国奔父丧，“六月事件”之后，艺文界风声鹤唳，直到1992年他才重新踏上中国的土地。当时，批评家陈孝信在上海的一个艺术研讨会上曾经振奋地说：“好消息，汉斯又回来了。”可以想见，戴汉志之于9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的意义。
戴汉志文献资料
在展览的新闻发布会上，荷兰大使表示：“作为荷兰人，我在一周前并不知道戴汉志其人，在荷兰也很少有人了解他，但当我查阅资料后，很惊讶他对于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如果说作为艺术经纪人、策展人、学者的戴汉志从未被故国荷兰所熟知，那么还有一种遗忘，来自他为之耗尽心力的中国——2002年4月29日，长期与风湿奋战而服食过量消炎药引发急性胃出血的戴汉志去世，此后的十年，那个“带来好消息”的汉斯逐渐淡出中国艺术界的视野。
艺术家（丁乙、艾未未、王兴伟等）与UCCA馆长田霏宇在现场
你给我们丰富，和丰富的痛苦
在中国艺术体系尚未成型的90年代，戴汉志几乎同时扮演了导师、策展人、经纪人和学者的多重角色。他教会艺术家如何在艺术界中经营自己的职业生涯：从策展和参展到包装作品、填写款项合同、再到向本土和国际藏家展示。
陈劭雄，《街景之一》，彩色照片，1998
他用不很宽裕的条件租用展览空间为经济拮据的年轻艺术家办展览。曾经，他利用位于中央美院外墙与美院画廊中间的一个过道，搭了个小棚权充展画的场所，据说下雨的时候还会漏雨。那是个打国际电话还得到邮局去排队的年代，戴汉志因为没有受邀外籍人士的居留身份，必须得三个月出境一次，又因租宿民居而经常受到警察的干预……
刘安平，《1991年最后一条小道消息》，彩色照片、书法，1991
1993年戴汉志与施岸迪(Andreas Schmid)等人为柏林世界文化宫策划了《中国前卫艺术展》，将王广义、严培明、方力钧等十四位艺术家的作品推介到欧洲巡回展出，“1993年”成为当代艺术展览史上的纪元年。
如果梳理一下戴汉志为中国艺术家策划过的展览，一定是件饶有趣味的事情，“前卫艺术”作为他的关键词，那种苦涩与欢乐使90年代的当代艺术更加风雨激荡。
赵半狄，《月光号》，照片，1994
1998年下半年，艺术家艾未未在北京南郊一个叫龙爪树村的地方找到一栋旧厂房，邀集戴汉志创立“艺术文件仓库”，1999年，与比利时籍收藏家傅郎克（Frank）于比利时设立根特（Gent）“中国艺术基金会”（Modern Chinese Art Foundation），为在欧洲推介中国前卫艺术付出重大努力。
再后来，就是策展人——荷兰人玛丽安娜·布劳沃的介绍：“戴汉志生前，我曾见过他手中一份300余人的中国艺术家名单，但直到他去世后在他的电脑中发现了整个数据库，才明白戴汉志的伟大理想。”对于戴汉志的5000个名字的词典，玛丽安娜表示“戴汉志生前未能将其设计成册并付梓出版，在本展中，人们可以看到它的数字版本。目前，我们正在筹建一个基金会，旨在维护戴汉志的遗产，初衷之一即在于研究这部词典并列入出版计划。”
刘安平与赵少若，《行为正确》，黑白照片，1994
我们很难在较短的篇幅内描述汉斯究竟做了哪些具体工作，用UCCA当代艺术中心馆长田霏宇的结束语说：“这不仅仅是纪念戴汉志，更是打一束光，照向90年代的中国艺术图景，也照向今天的艺术现场——所以我们愿意以博物馆学的态度和精力去尝试这个开馆以来最严肃的展览。”
附：《戴汉志：5000个名字》参展艺术家和小组
大尾象、苍鑫、陈劭雄、丁乙、段建宇、冯梦波、托马斯·福瑟、耿建翌、顾德新、海波、韩磊、洪浩、洪磊、李永斌、林一林、刘安平、刘鼎、刘野、罗永进、麦志雄、孟煌、新刻度、邱志杰、荣荣、施勇、孙凯、戴汉志、王世龙、王兴伟、王音、吴山专、徐宏民、徐坦、徐志伟、颜磊、余友涵、张恩利、张海儿、张培力、赵半狄、赵亮、赵少若、郑国谷、周铁海、朱发东和庄辉等。
展览由玛丽安娜·布劳沃策划，与UCCA馆长田霏宇和策展人刘秀仪、魏特德维茨当代艺术中心馆长德芙内·阿亚斯和策展人塞缪尔·萨勒梅克斯合作呈现，施岸迪和张离(黎)提供策展支持。分为UCCA(北京，2014年5月24日至8月10日)和魏特德维茨当代艺术中心(鹿特丹，2014年9月4日至2015年1月4日)两个现场。
展览现场
戴汉志文献资料
张海儿，系列摄影作品，明胶卤化银工艺，1987
邱志杰，《可逆系统》，彩色照片，1994
李永斌，《脸1》，录像，36分钟，1996
施勇，《上海今日新形象》，手绘石膏，1998
郑国谷，《一万个客户（16）》，彩色印刷，1997
展览作品
展览作品
展览作品
展览现场
《雕塑工作室》作品
2014年5月23日下午UCCA当代艺术中心同时开幕的展览还有《帕维尔•阿瑟曼》与《启思隐居》。
《帕维尔•阿瑟曼》是波兰艺术家帕维尔·阿瑟曼在中国的首次美术馆个展，将展出他的两件标志性作品，《绘图员的国会》(The Draftsmen’s Congress)和《威尼斯人》(The Venetians)。在《绘图员的国会》里，阿瑟曼把纸铺盖在展览空间的地板和墙上，邀请进入美术馆的参观者使用画笔、炭笔、拼贴或其它传统媒介在纸上作画，藉此创造一个开放的对话空间。
为2013年第55届威尼斯双年展而作的《威尼斯人》则是艺术家和他父亲的塑模公司合作，翻铸了90位当地居民的脸和手，然后用厚塑料带缠绕制成身体，接在翻铸的脸和手上，将现实主义的面孔和肢体与鬼魅般的骨架躯干并置在一起。
《雕塑工作室》作品
合作创作人在帕维尔·阿瑟曼的诸多作品中扮演了关键角色。以此次在UCCA展出的《雕塑工作室》(Sculpture Studio)为例，他的助手为这件作品在北京的大街小巷四处收集废弃品和碎料，阿瑟曼将收集到的杂物组装成一件以这座城市为灵感的类雕塑作品，翻模铸造后在UCCA大堂展示。其它合作项目里，阿瑟曼曾在类科幻表演录像《普通任务》中邀请数十位亲友穿着金色宇航服环游世界 (Common Task)、或在纽约布鲁克林的表演艺术双年展(Performa 13)上与当地艺术家共同为失所妇女建造一处名为《现实母后》(Queen Mother of Reality)的神龛、或在参展第十届卡塞尔文献展的《宇航员2》(Astronaut 2)中雇一个人作为自己的替身住在展览外的拖车里。迄今为止，阿瑟曼最长期的合作者来自于他任教的Grupa Nowolipie制陶工作室，班内学生均是患有多发性硬化症或其它病况的残疾人。
“启思隐居”展览现场作品
“启思隐居”并非一场在中国的澳大利亚设计秀，而是一个建立共同话题的国际平台，将展出启思会早期的两个成功实践：《启思殖民》和《启思东方》，置入新的环境：一个用纸、石头和铁建造的临时展厅。来本展是启思会在中国的首次展览，以澳大利亚的独特性为出发点展开探讨，寻找欧洲传统和中亚及东南亚邻国的文化碰撞之间的缓冲地带。
《启思殖民》从澳大利亚视角探讨殖民历史，分析本国独特的文化地理和复杂的居民成分——欧洲商人、拓荒者和罪犯等外来人口汇聚于此，在诸多因素的影响下形成了今天的物质文明面貌。《启思东方》关注“淘金热”时期澳大利亚和亚洲之间的关系，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族群迁移，澳大利亚正是在此时期摆脱了流放之所的角色，正式加入了全球贸易链——尤其与中国和日本之间的贸易往来最为频繁。工业化和新兴中产阶级的崛起促生了实用主义和订制产品的蓬勃发展，同时激化了基础手工业和泛滥的商业制造之间的冲突关系，这也正是隐于启思会的大量实践背后的议题。
【编辑：赵成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