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密尔·亨罗特，《非常累》，2013，录像，彩色，有声，13分钟
起初，神创造了苹果电脑桌面中的宇宙。 神的灵魂运行在二进制海洋之上。 神说，要有google，就有了google。这是属于我们时代的起源神话。 起源神话在现代人层层细分的知识谱系之中已被弃置，但作为文明的胚胎记忆却将世界紧密地联系起来, 文学与宗教的反复演绎充斥于艺术想象中，贯穿从动植分类学（拉丁文）到对宇宙探测器的命名系统。起源神话并不外在于我们，它本身来自我们不可能穷尽的对世界的了解，以及知其不可而为之的理性冲动。
这样一种普遍经验让我们在观看法国艺术家卡密尔·亨罗特(Camille Henrot,1978年出生于法国)参加去年威尼斯双年展的影像作品《非常累》(Grosse Fatigue)时，无需借助展览标签也能对其主题一望即知：文明的繁衍，知识的政治，宇宙的起源与寂灭。艺术家曾如此自述：“我们盲目迷恋起源与真实性(authenticity)，不懈地将其注入意识形态。我希望能在批判这种冲动的同时，又不舍弃其美感。”名为《宇宙历史》的文件夹被点击打开，背景是苹果电脑标志性的仙女座星系桌面，弹窗有节奏地切换、并置、增殖，彼此关系若隐若现，如同任何一次路径无法预知的网络浏览。现代艺术画册，人类学摄影，肢体款款摆动，维基百科词条滑动，美甲，装饰彩蛋，色彩对比卡，伏在iphone上的蛙类，珍奇动物特写，收纳在档案柜里的动物标本，研究员开启关闭档案抽屉，滴眼药水，涂着艳丽指甲的手翻动书页，涂着艳丽指甲的手揉搓一枚桔子，涂着艳丽指甲的手揉捏一颗眼球模型，涂着艳丽指甲的手缓缓伸入（库尔贝意义上的）“世界起源”。这些形式感鲜明的素材多由艺术家本人摄制，仅有少数为流行于网络的图像。创作过程中艺术家特地在华盛顿Smithsonian Institute驻村一年，检索、截屏、搜集归档发酵为持续的混乱与嘈杂，“似乎宇宙的历史也可以这样的精神来书写。”
但就亨罗特一贯的创作而言，混乱与嘈杂绝非彻底的无序。在2011年的影像《寻爱绮梦》（Le Songe de Poliphile/Strife of Love in a Dream）中，艺术家将蛇在不同文化与宗教体系中的形象、科研药用、诱发的恐惧与情色联想串联起来，提示着某种跨文化叙事的新可能。伴随心理压迫感渐强的音轨，后殖民主义意味浓厚的印度舞蛇人、拉奥孔、美杜莎、湿婆，蛇的蜿蜒动态与蓄势待发，取蛇毒的人捏着蛇头咬向密封瓶，生产线上的抗焦虑药物Atarax等一一展开。基于博学，甚至是好学癖的梳理在感性或视觉联想催生下呈现出迷人面貌，这在艺术家为《寻爱绮梦》所罗列的有关“蛇”的知识提纲中一览无余。 切莫忘记，正是伊甸园里的那条蛇开启了知识的原罪。
艺术家曾在访谈中数次谈及人类学家 克劳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野性思维”（ pensée sauvage）的概念，认为野性思维恰恰是理性的——因为它试图去囊括现实的整体，拒绝接受任何疏漏。对艺术家来说，人类学将不同文化领域与知识体系整合的强烈理想正是“野性思维”的体现，即便会出现必然的本文化中心主义、对他者的误解——不论是后殖民主义还是“船货崇拜”(cargo cult，即落后部族将更为先进的外来产物视为神祇展开崇拜)。艺术家曾在2011年的《百万金元角》（Million Dollar Point）中将典型的美拉尼西亚风情歌舞表演录像与瓦努阿图岛上著名的潜水场所“百万金元角”驳接——二战期间美军曾在此地驻扎，离开后将武器与基地设备大量倾倒入海中，与自然海底生物与珊瑚礁群形成诡异的大型景观。目前在纽约新美术馆与《非常累》、《百万金元角》等一同展出的2010年作品《剪切/偏移》(Coupé/Décalé) 中，艺术家在瓦努阿图岛上拍摄岛民脚系藤条跳下高台，本是蹦极的起源却被本末倒置为旅游景观的仪式。艺术家强调我们只能在这种不纯(impurity)的文化现状中开展工作，也只有在从根本上接受这一现状时才能去重新审视文化之间的关系、差异、联结，与负疚。
在《非常累》的音轨中，由艺术家与诗人Jacob Bremberg共同写就，并由Joakim Bouaziz演绎的说唱音乐将作品发散到更丰富的维度。文本融合圣经文体和说唱乐特有的诗歌一般的拓展性，将非洲部族、南美、亚洲、欧洲等流传至今的起源神话交织起来，描摹人类文明史的演进。一反影像艺术中流行的机械腔、个人化到幽闭的念白，《非常累》打击乐的强烈节奏与歌者的激越让人情不自禁随之扭动，自然而然加入这场艺术家导演的仪式。大量洋洋洒洒、才华横溢的过瘾排比令人想起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在《情色论》（Eroticism: Death and Sensuality） 中所写：诗与一切形式的情色殊途同归，将分散个体/事物混杂融合起来。
《非常累》基于对知识的迷恋，题目本身亦蕴含着生有涯而知无涯的叹息。但有意思的是，它同时也是借助世界上最权威、最全面的档案所做的一件本质上非常“反档案”的作品。近年“档案热”与个案研究流行风潮之中的观念艺术创作，不论是修正、反思、或挖掘新知，不无层层加固知识的积累与细分，而《非常累》瞄准的恰恰是这种执念本身。生物分类学的依据由外貌特征过渡到基因测序，当代艺术机构不断地重新划分或增减研究部门，亨罗特本人在申请驻留时遭遇的问题（“你到底要研究什么？你到底要看什么？你总不可能什么都要看吧？），不胜枚举。
艺术家的回答则是将建立起来的书架、档案柜再度打开、打散。在新美术馆展览的主厅中有一个刷成乳白色的房间，布满大大小小的类似日本插花的装置，来自艺术家的系列创作《可否既是革命者又爱花？》（Is it possible to be a Revolutionary and Like Flowers?/Est-il possible d’être révolutionnaire et d’aimer les fleurs??）。自2012年起，艺术家把她的私人藏书通过正在研习的草月流派花道转译到物理和审美空间。原料中自然融合了传统插花不会出现的现成品和摆放方式，也不与叙事直接对应，而是将文学与艺术家的主观解读呈现为一种可见的、迷人的不可译。
在观念艺术创作中，当对于诠释的依赖令作品余韵尽失，观念本身也流于知识堆砌而外化于艺术创作。亨罗特的创作固然非常西方中心（包括对知识体系的迷恋），却也明白自身的谬误，并似乎通过这种意识更体现出某种优越性。她所成就的是一种非常完整的主观表达，就像我们看待《圣经》和任何一种自成自足的体系，而不是在“弱普遍”中寻找微弱的优势，或寻求政治正确——尤其是面对“他者”时的政治正确姿态——却对不正确的来龙去脉一无所知。在《非常累》的末尾，我们回到了弹窗一扫而空的桌面：“The arrow of time. Heat death of the universe. Pan Gu laid down And resting, he died.” （时间之矢/宇宙热寂/盘古躺下休憩/他死去）非常累，非常罪，非常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