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尚自认只是个玩家，他开创了一种新的游戏。只要你遵守游戏规则，怎么玩儿都可以，无上限无下限。这些都和价值无关。杜尚把艺术家拉下了神坛，但也把观众拉进了深渊。杜尚的虚无主义价值观和艺术作品影响了众多的艺术家，包括很多当前在博物馆、美术馆或画廊展览作品的艺术家。但杜尚也说“我的生活就是艺术”。现在看来，他的生活影响了整个世界。不是他的作品，而是他的精神。中国传统艺术的符号化体系演变与终结，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艺术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自足的体系，脉络清晰，有自己独特的语言规律和符号特征。从大青绿小青绿到浅绛、水墨、白描、重彩，再到后来的中西艺术的大碰撞，从展子虔到韩干、黄筌、范宽、黄公望，再到四僧、四王和黄宾虹、齐白石、林风眠和徐悲鸿，不论从对于材质的特殊认识，还是到对于中国特有的自然观、宇宙观的表现，中国的传统艺术都有着自己强烈的自身面貌和符号特征，对周边国家乃至世界艺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东方艺术体系（从精神到形式）的主要组成部分。虽然民国时期的艺术主要表现为中西文化艺术碰撞和融合的过程，但毕竟是传统艺术链条的延续和必然结果。民国时期，油画作为外来画种，由于各种原因迅速扩大了自己的优势，开始上升为与中国画分庭抗礼的艺术形式，并将这种优势带入了新中国。其中的原因十分复杂，但不外乎两大主要原因，一是中国画已经高度成熟，历代大师几乎已经穷尽了各种可能性，而民国及之后的中国也已经丧失了中国画所需的语境。二是社会的动荡，东西方力量对比的悬殊使得中国各界普遍产生了惶恐和自卑感，急于从各方面打破旧有的秩序而与西方列强靠拢，这种非理性的变革冲动在文化和艺术上表现的尤为突出。
中国中庸的、出世的文化特质在五四运动激昂的口号声中遭到全民性的责难，向着西方激进的、实用的文化特征转变。油画，由于无论是从材料、创作过程还是心理背景都与中国传统艺术截然不同，而又是西方艺术的主要形式，所以国人作为一种明确的革命态度而迅速地接纳了油画不是偶然的。相对于中国画，油画似乎更具科学性，表现力和入世色彩，也更能迎合时人对于改变中国积贫的现状，表现现实生活的需要。从这个时候起，中国传统艺术的符号化体系基本终结，艺术本体性的演变让位于政治和现实需要。面对艺术价值体系的混乱，或许观众可以从自身入手，尝试去体验和理解艺术作品。西方世界对人的定义是二元的：灵魂与肉体。法兰西学院华裔院士程抱一先生（Francois CHENG）在二元定义上，开创了三元定义：肉体，精神和灵魂。肉体自父母而来，经历生死；精神是通过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的学习而形成，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流是通过大脑；灵魂是每个人独有的印记，不可沟通和交流，灵魂的感受通过心灵传达。2若根据程老对人的定义切入到艺术的体验，那么面对一件艺术作品，首先需要身体接触。传统艺术大多是绘画，需要视觉接触。当代艺术中很多行为，声音，空间作品，需要观众在空间与时间中去接触。如同人的身体，艺术作品的材料是基础，不同的材料传递不同的信息。从这一点讲，如果仅在手机或电脑上看看作品的图片，无法看懂就再也正常不过了。在接触过后，就到了理解的阶段：对作品呈现形式的认识，对艺术家创作背景和过程的认识。作品呈现形式不同，所表达的内容也往往千差万别，装置和绘画在表达上有很大差异，视频艺术和电影短片是两种语言。虽然艺术作品完成后，观众可以和作品产生独立于艺术家之外的一种关系，但毕竟艺术作品源自艺术家，他们的经历对作品有直接的影响。当然也有喜欢一个艺术家的作品而不喜欢艺术家，或相反的情况。最后阶段是灵魂的感受。对此，语言就显得有些苍白了。观众的感受源自艺术作品，却也和自己的经历融为一体，或高兴、或悲伤、或感叹、或恐惧；抑或是无感。在全球化语境中，价值观变成了一个更为复杂的问题。宗教已经势微，政治疲软无力，艺术如同新宗教（背后是市场）迅速发展。画廊、艺术馆、美术中心、博物馆，或是各种艺术博览会、双年展，艺术品成为商品的一种，充斥人们生活的每个角落。面对艺术品，每个个体要面对自身价值观的选择和坚持。或许杜尚的那句“我的生活就是艺术”可以帮助大家找到自己的价值观，成为不需要刻意去创作和展示作品的“艺术家”。似乎还没有哪个时期、国家或者地区的艺术能够像中国当代艺术一样如此凸显符号的力量。考察中国的当代艺术，会给人一种强烈的“符号化”冲击。我们可以很容易将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归纳为集中典型的符号语言，比如痴呆的大头、木讷的民工和城市平民、戏谑的政治题材等等，而在艺术手法上，西方现代和后现代艺术的模式在中国都不乏样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