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书楼沿革及文化意义

藏书楼是我国古代官方机构、民间团体和私人收藏图书文献的建筑物，同是也是书的主人和学者、读书人研读、迻录、考订、校雠图书的场所。 根据文献记载，我国古代藏书的历史非常悠久，早在春秋时期，当时的各类典籍就比较丰富，私人藏书也已经很有规模了。从那个时期起，中国的藏书事业和各类藏书楼经历了数不尽的岁月沧桑、兵燹动乱、荣衰起伏、朝代嬗替。但它却像长青之藤枝蔓虬劲，脉络丛生而经久不绝，体现了顽强的生命力，荦荦卓立达几千年之久。 先秦时期，有商王室藏书、周王室藏书、诸侯藏书与最早的私人藏书。商代藏书最有力的实证是发现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甲骨。甲骨文献是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我国最早的典籍史料，它的集中安放地，可以称之为我国最早的藏书楼。 到了周代，甲骨文献以外的图书如竹木简册、玉版和早期的丝绸类帛书则收藏于“图室”之中，这是周王室宗庙藏书较商代发展一步的藏书处。到了诸侯各自藏书时，鲁国收藏周室图书典籍甚丰，“周礼尽在鲁矣”，我国的藏书事业出现一个新的类型——私人藏书。 汉代时，藏书事业得到了极大发展。在汉高祖时，萧何督造石渠阁以储入关所得秦朝书籍;造麒麟阁贮存贤臣画像等典籍;造天禄阁庋藏其他典籍。此三处为汉代官府主要藏书楼，由此奠定了西汉一朝藏书的基础。汉王朝的四百多年间，“建藏书之策”，推行了一系列有利于藏书建设的积极举措，主要的有建宫廷藏书楼，开政府藏书专用建筑先河;积极访书征书，频开献书之路;重视藏书管理等。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乱不息，烽烟四起，给社会文化建设造成极大的破坏，尤其是官府藏书，更是首当其冲，屡遭毁损。但各朝统治者都热心搜集图书，梁武帝还特辟“文德殿”和“华林园”典藏书籍，到其晚年，藏书已越七万卷。私家藏书，无论人数、数量与质量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万卷以上的藏书家也屡见不鲜，最多的达三万卷，而且出现了专门建造藏书楼的现象，北魏平恒“别构精庐，并置经籍于其中”。 隋唐五代时期，科举制的确立，对藏书事业发展起了积极促进作用;雕版印刷术的发明与使用为藏书事业兴旺提供了技术保障。私家藏书，藏书家的人数大幅度增长，藏书的数量、质量及管理水平也有很大进步，到唐代，万卷以上的藏书家超过以往历代之和。到了五代十国时，营建藏书楼更为普遍，并出现专门名称，如北有契丹王子耶律倍的“望海堂”，南有吴越暨齐物的“垂象楼”。佛道寺观藏书数量也很大，开始出现书院藏书阶段。 宋辽金元时期，宋朝的藏书事业是最为发达的。宋代中央政府最主要藏书楼是集贤院、史馆和昭文馆，“三馆”的藏书达八万卷。两宋的私人藏书在我国藏书史上有过辉煌的一页，藏书家人数之多，分布之广，藏书数量之大，超过宋以前历代总和，私人藏书广建楼阁、编制书目、启用藏印、备置复本、加强庋藏珍护，使之更加走向有序化、规范化，在藏书的刊刻、校勘和利用上也取得前所未有的成绩。 明王朝统治近三百年，战争减少，社会相对稳定，民生百业兴盛，经济日趋繁荣，为明代藏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官府、私人、寺庙和书院藏书的规模大大超过前代，特别是私人藏书家的队伍空前壮大，藏书楼如林耸立。迄今所存明代藏书楼虽数量不多，然极具代表性。天一阁就是最好的例子，其藏书最多时达七万多卷。 清代前期，清政府为了使知识分子从思想上归顺朝廷，制定了许多迎合他们的措施，如开科取士、宣扬文治，提出“稽古古文”的口号，提倡程家理学，组织大批文人为朝廷编书，大兴出版事业等。这些措施的实现，为清代文化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氛围，知识分子勤于著述，官私刻坊兴盛发达，珍本秘籍广证博集，使藏书事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达到了我国古代藏书事业的顶峰。藏书楼数量多，分布广，收藏丰，质量高。单是皇家藏书处就有内阁大库、国史馆、皇史宬、英武殿、方略馆、实录馆、会典馆、昭仁殿、五经萃室、藻堂等，又有“四库七阁”。私藏藏书楼多集中在江浙两省。 鸦片战争以后，内忧外患使封建王朝岌岌可危，官私藏书楼损毁严重。同时，由于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藏书事业发生了重大变化，从藏书楼开始走向图书馆。这一时期传统藏书事业最重要的代表是浙江陆心源的“皕宋楼”、浙江丁氏的“八千卷楼”、山东杨氏父子的“海源阁”、江苏瞿氏的“铁琴铜剑楼”，人称“清末四大藏书楼”，四楼主人也称“清末四大藏书家”。 古代藏书楼不仅收集、保存了丰富的文献典籍，同时也整理传播了博大精深的祖国文化，成为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载体，在传承民族文化方面功不可没，泽及后人。藏书楼本身和它的历史，体现出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绵延不绝的文化性格和文化精神。虽然藏书楼的地位和作用已被近代以来的图书馆所代替，留存至今的藏书楼也屈指可数，但作为中华古代文明载体的鲜明证明，是每一个热爱祖国文化、热爱知识、热爱书籍的人所应当了解的。中国艺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