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情画家是指这样一种画家，在他天才的技艺中直接流露着他所感悟到的生存乃至生命状态和情绪，他的语言方式更多依赖用笔的过程去呈现生存的直觉过程，从他对自己特定时期生存感觉的抒写中，我们甚至可以读到他生命的信息。 所以才情和写意常常连在一起，这也是中国文人艺术最重要的美学特征，首先是中国书法艺术的早熟，书法所以成为艺术，在于书写过程可以“率意表现人的性灵”，所以“书写性”是核心，而字形的规范，在书法艺术中，成为一个被悬置的东西，即人们在排除了字形基本规范的前提下，欣赏和品评的是不同作者笔下字形的意味，以及艺术家用笔用墨――“写”过程中的趣味和格调。同样，物象的形，在对于中国传统文人绘画，也如同字形的基本规范在书法中的角色，也是被悬置的前提，梅花兰花就相当于书法中的“字形”的位置，所以中国的古代画家可以一辈子只画梅花或者兰花，因为人们欣赏的不主要是梅花和兰花的物象，欣赏的是画家在画梅花和兰花过程中寄托的人生感受，以及通过画面的笔墨情趣――用笔的轻重缓急，墨色的干湿浓淡，来表现画家由物象引起的内心感受，所以品评绘画，也主要是品评意象和笔墨的趣味和格调。所以中国传统绘画不说画，而说写。 中国当代艺术中的绘画，是一个比较成熟的媒介，它的标志之一，就是对中国传统文人绘画美学，做了在当代的语言转换，即在引进西方油画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写意的语言模式，写，即我刚才谈到的“书写性”，写意，可以类比于中国古典诗词，象“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在现实物象的“真实”上，同时作为一种人生的境界和体验。尤其可以类比于中国传统文人画，梅兰竹菊，山水草木，同时也是人的“胸中逸气”的意象。只是当代艺术中的意象化作品，表达的是当代人的生存感觉，没有了传统文人那种典雅的情调，倾向更直接、更露骨甚至不惜更恶心地表达当代人的无聊、压抑、滑稽、荒唐等生存处境。 周春芽和刘炜是典型的才情画家，这里展出他们的作品，能让我们看到这样一种语言模式的特征。 周春芽的“写意”风格，有两个来源，一是他于1985年去了德国，他在德国留学期间受到德国表现主义的影响，八十年代后期，他创作了一批藏族人物肖像，把表现性的笔触罩在综合材料的肌理处理之上，笔触的表现性被制约和限定在厚重的肌理中，那批肖像因此具有一种沉闷和内斂的张力。90年代他和第二个妻子结婚，他们养了一条狼狗，起名黑根，他们很喜欢这条狗，待它如自己的“孩子”，一家“三口”生活和谐幸福，此时他开始研究中国的文人画，曾经画了一批文人画式的油画风景，笔触松动率意，笔触大有文人画逸笔草草的味道。其后，很长时间“狗”是他画面主要的形象。此时油画笔触的运用，更象中国传统狼毫斗笔画枯树山石的笔法――散开笔锋――连戳带拖，给画面增添了一种生气勃勃的表现力。周春芽的艺术风格和题材的变化，常常和他的爱情有关，挑花也许是对自己第三次幸福的婚姻生活的写照，桃花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始终象征着美女和艳情生活。所以周春芽画的桃花色彩艳丽，用笔热情奔放，他画桃花也是在画自己的幸福生活。 刘炜的“书写性”就是始终保持着独特的用笔――溃疡般和粘乎乎的繁复、琐碎――能把一切现实的物体都化为腐烂和垃圾的用笔，正是这种用笔，才形成典型的刘炜式“化神奇为腐朽”的“烂乎乎”的风格。这也与刘炜的性情和生存感觉有关，他的“歪乎乎”的个性，邋遢随意，“一点正经都没有”，把伟人与草民同视为俗人，正如他说的：“人开始出来到死，都是一个人，没有各种的差异，只是性别而已。他或她诞生时都象一个剥了壳的蛋，还冒着热气，很新鲜，而每天还照样吃喝拉撒睡。”他的这种生存感觉，来自我们这个丧失了精神支柱的乱糟糟的世界，刘炜正是直觉到当代人的价值的混乱，人的价值这种严肃问题的“神奇”，才被刘炜化为“吃喝拉撒睡”的“腐朽”，“人”便在溃烂中被颠覆。刘炜的很多随手画的纸上小画，更显得随心所欲，无论是狗和儿童，还是花和大便，风景和人象，都搅和在一起，被刘炜的笔，统统化为腐烂的垃圾，如刘炜常常说的，他是在“画垃圾”。这里展出的他的风景，并不表现风景的优美，而是通过他特殊的笔触，流淌着的颜料，以及常常突然半截画面留出空白，仿佛在告诉观众，这不是在画完美的风景，那只是一个随心所欲和信手拈来的风景片断。(栗宪庭) 展览地址：anhoon-dong Jongno-gu Seoul 110-300（韩国汉城 artside画廊) 电话：tel)82-2-725-1020 传真：fax)82-2-725-15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