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春芽被认为是中国当代架上绘画界中对色彩把握最好的画家之一，反自然色彩的运用是他作品中的典型风格。随着中国当代艺术的崛起，周春芽成为其中的领军人物。如今他的作品不仅在市场中屡创新高，在私下交易中，也是一画难求，海内外各种学术机构和艺术团体频频邀请他举办展览、出版画册及讲学。对此，周春芽有选择地参加，他说，艺术家适当的应酬是必要的，但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艺术创作上，之所以不离开成都也正是这个原因。
记者：你对当前的艺术品市场如何看？
周春芽：艺术市场既然是市场，它就具有商品经济的一般规律和特征，即生产成本和供求关系决定了产品的价值，这个道理很简单，但这种看似简单的原理在实际发生的过程中却会衍生出令高智商的经济学家也头疼的复杂变化。而艺术品更是特殊商品，这种特殊首先体现在生产成本与市场价值之间的严重不对称，这种不对称决定了它更有特殊的经济规律，这的确是天底下的一大奇迹——数学天赋普遍贫乏的艺术家们却创造出了让高智商的经济学家也头疼的难题！
但一般说来，艺术市场往往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紧密联系，同时它又与人们的文化素质的提升、审美趣味的流变密不可分，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和文化成果的双重标志，同时更是一个国家文化水准的经济学的表达方式。因此，我觉得，艺术的问题让艺术家解决，而市场的问题还得由数学天赋好的经营人才去解决。“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这话有意思，如果艺术家一门心思的去思考市场，艺术家的“上帝”——收藏家们恐怕不是要发笑，而是要哭笑不得了。
我出于对艺术的一种热爱，从完全没有市场开始画画，半辈子过去了，才知道画还可以卖钱。如今市场热起来了，这对艺术发展是有好处的，以前没有市场，生活只能有基本的保障，但画画条件非常差，有市场了就意味着画画的条件能改善。20世纪90年代，我开始卖画，物质条件的改善对我的帮助非常大。我买了宽敞的工作室，能到国内外参观各种展览，能买相对精美的画册，还能做一些艺术活动，这些无疑对我的艺术创作起很大的推动作用。从德国留学回来后，台湾的一家画廊代理了我的作品，合作很愉快，我很感激他们，现在他们需要，我还会不遗余力地支持他们。
市场好的时候，画家千万不能被市场牵着走，被动的迁就市场，应该把所有精力、兴趣放在艺术上。因为艺术品的价值有多种表现形式，而市场价值只是其暂时的或在某种特定场合下的表现形式，具有很大的时效成分。打个比方，市场价值就如“新闻”，而文化价值就好比“历史”，不是所有的“新闻”都能成为“历史”的，你想想，有多少当时曾轰动一时的偶然事件都被我们遗忘了？只有那些影响了历史进程的大事件才能由“新闻”而进入“历史”的序列，同样，也只有那些创造了新的视觉样式，拓展了人们的视觉经验，为时代带来了新的文化因素的优秀作品才能由市场而步入历史。因此，一个好的艺术家，首先关注的应不是市场，至少不是被动的迎合市场，而是主动影响和带动时代的审美趣味，从而在经济表达的过程中与你的赞助人一起共同创造了新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收藏家、对得起你的藏家和赞助方，自己的艺术创作才能不断地往前走。
记者：你的艺术创作经历主要分为几个阶段？
周春芽：1986年留学德国之前，我的创作题材主要是来自西藏。从1986年至1989年，我在德国留学三年，参观了许多美术馆、博物馆，了解了欧洲当时最盛行的艺术潮流。其时，国内艺术氛围相对闭塞，对国际当代艺术的关注和研究也相对落后，现在看来，我很庆幸自己出去得早，也出去得是时候，看了世界很多流派，大开眼界，知道艺术的表达还有很多方式。这些对我触动很大，尤其是德国的“新表现主义”对我影响非常大。
回国后，我开始对中国传统的东西发生浓厚的兴趣，尤其喜欢中国古典文人绘画（诸如“元四家”、八大山人和董其昌充满书写意味的绘画作品），并对中国古典音乐的线型韵律情有独钟。出国前，我非常崇洋，认为国外的艺术比中国要好，出国后，却发现自己实际上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自德国归来，我持续了多年地消化着出国期间学到的西方的思维方法、想象力和表现方式，并一直尝试着运用这些方式和手段来传达我逐渐清晰的、由中国传统文化序引出的文化兴奋点。我的目的并不是在形态上对两种文化做嫁接或翻译，从一开始就压根儿没这种想法，因为我不满足于做一个“翻译家”或“文化中介”——德国“新表现”就没有一定要翻译给中国人看懂，我也不打算一定要画给德国人看，但如果我真的画得好，那地球人都是看得懂的！我只是把我所理解的一些东西运用到了我的创作中，我只对我的创作负责，对我的兴奋点及语言个性负责，当你把啥子“国际交流”、“文化通融”等大问题忘掉时，艺术才是你个人的也才是有魅力的。艺术家实际上没办法和政治家相比，管不了国际问题，但我相信——优秀的艺术没有民族和国际的界限，同时，也只有当你具有了国际视野才能拥有独立表达的自信！关于“国际”和“本土”的争议是人为的紧张，离开了具体的视觉经验和真诚的文化兴趣点，“国际”呀，“本土”呀，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理论家可以发挥想象力大做文章，但画家却必须相信“白纸对青天”的实干，弄得好了，优秀的“本土”就被别人当作“国际”，弄得不好，再时髦的“国际”也只能是“本土”。从九十年代初开始，我的创作题材更中国化了，但表现手法兼容性更强了，例如“石头”系列、“花”系列和一些人体创作。我不知不觉竟由“崇洋”而变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坚定维护者和吸取者，坚信中国艺术家只有不断从中国的土壤中汲取营养，才能形成有别于国外艺术家的独特个性。因为我们传统中那种神秘、敏感的东西是西方人所没有的，这种认识对我的绘画个性形成起了很大作用。
但是，西方当代艺术家非常强调个性，新观念层出不穷，艺术作品形态差异鲜明、突出，他们不仅关注社会角度迥然各异，在技巧上也是各显神通。一个成熟、优秀的画家的作品往往是任何人都无法复制的，中国艺术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个性风格不一样，才能在艺术上立住脚，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我们却发现，在中国艺术界乃至批评界普遍关注的并不是个性和独特性，而是“普遍性”或“类型”问题，这种惯性思维掩藏着我们对艺术认识的误区：艺术到底是因“个性”的独特而成立还是因“共性”的合理而成立，这个问题划分出了西方和国内审美取向的分野。我们应该深思，这不仅仅是一个艺术问题，同时更是一种文化价值取向的问题——只有当我们学会了以艺术的个性去理解艺术，而不是按照某种“普遍性”或“类型”的标准来理解艺术，我们的视野才会变得更加广阔。
“石头”系列是一个很特别的题材，从古至今，山石一直是中国传统绘画中不可缺少的内容。文人画延续了一千多年，几乎所有的文人画大家都画过石头。我借助德国新表现主义的绘画方式、技巧来重新诠释传统的中国山石和花卉，以浓艳的红色涂抹在传统造型的中国山石中，打破了桃花在传统中国绘画里的淡雅形象，从色彩到构图均给人鬼魅奔放之感。这种反理性、反自然的艺术创作，出现了奇异的效果。如果以习以为常的正统视觉来看，我的作品形态和色彩无疑是离经叛道的，解构、消解乃至破坏的意义大于建设意义。如果我的绘画成立，那么，那种”习以为常的正统视觉“之外，我发现了一种契合我天性，同时又与传统习惯相对立的视觉经验—以我的放肆诠译了文人绘画”温和、内向、惰性“，是它们给予了我张扬艺术个性的理由。我非常珍惜这一批”山石“作品，在一定意思上，他是我绘画艺术在形态提炼和文化命题两个方面的第一个标题。（来源：中国艺术视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