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在中国二十世纪美术史上，从1942年毛泽东发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的这段美术史，可称为“毛泽东时代美术”。本文从历史分期、研究对象和范围、美术史观和研究方法等几个方面，对于作为美术史研究对象的“毛泽东时代美术”能否成立给予了论证。与此同时，本文也从几个方面论述了建构“毛泽东时代美术”独特形象体系的中心观念，即“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思想，在“毛泽东时代美术”中所起的作用。
关键词： “毛泽东时代美术”、研究对象、观念或意识形态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
1942年，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阐述了一系列影响后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艺术发展的总体观念和思想，基本原则和指导方针，从而使中国美术，从1942年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976年毛泽东去世以后，虽然他的文艺观念还持续地影响中国美术的发展，但作为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时代已经终结。本文认为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中的“毛泽东时代美术”。
必须着重指出的是，我不仅认为在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中存在一段“毛泽东时代美术”的历史，而且还是把其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史学研究的对象提出来的。本文面临的任务就是要证明这一提法的合理性。
一、 研究对象与方法
——作为美术史的“毛泽东时代美术”
1、 历史分期中的时空问题
当我把“毛泽东时代美术”作为一个美术史学范畴提出来时，我假定的前提之一是在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毛泽东时代”的历史，即总体的“毛泽东时代”，在不同领域和学科中会导致时空选择和性质界定上的差异。这意味着对于作为美术史学范畴来对待的“毛泽东时代美术”来说，首先遇到的就是时间与空间范围的选择与界定的问题。
“毛泽东时代美术”在时间的上限和起点上至少可以有三种选择，一是本文选定的1942年，即毛泽东发表《讲话》的时间；二是1938年，即延安鲁迅文学艺术学院成立的时间；三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间。
事实上，从1938至1942年期间，毛泽东从当时的形势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立场出发，在不同的文章和场合阐释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和艺术应该具备的性质，以及发展的方向。①其中关于文学艺术创作的思想和观念，不仅在当时引起了广泛而热烈的讨论，而且也对艺术实践产生了巨大影响。②在美术界，胡一川组织领导的抗日木刻工作团，已经开始积极探索从欧化的木刻艺术形式向当地群众能喜闻乐见的民族形式转换的可能性，并在美术界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我之所以未选1938年而是1942年，主要原因是从效果史的角度看，毛泽东在1942年发表的《讲话》，由于其第一次完整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文艺思想，使1942年之后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艺，一直沿着《讲话》确定的文艺路线和方向发展。一个直得关注的问题是，《讲话》发表以后，尽管按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观来看，1942年后的中国历史，经历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不同历史发展阶段，并且毛泽东本人也在《讲话》之后发表过与文艺相关的讲话，但是，从根本上说，一直到1976年，《讲话》的影响力不仅沒因历史的向前推进而减弱，而且恰恰相反是越来越大，并在文革期间达到顶峰。
如果说从时间上来说，1942年毛泽东的《讲话》作为“毛泽东时代美术”的起点，在艺术观念与艺术形态和语言的匹配上，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才达到完美契合的话，那么在空间上，毛泽东时代美术也经历了一个由解放区向中国大陆全境扩散，并最终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过程。这也就是说，至少在1942至1949的时段中，毛泽东时代美术并非一个全中国的现象，因为在解放区之外的沦陷区（抗日期间的1942至1945）、国统区（1942至1949）的美术仍然是非毛泽东时代的美术。这意味着第三个可供选择的时间，即1949年，也许会是最没有争议的时间，这是因为只有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毛泽东时代美术才在空间的意义上具有“时代”的含义。但我认为，这种状况并不影响以1942年为 “毛泽东时代美术”起点的史学范畴的有效性，这是因为以1942年《讲话》为“毛泽东时代美术”的起点，仅只意味着二十世纪中国美术史开始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代和发展阶段，这种新不仅指它与过去的区别，而且更重要是指它对后来新中国美术发展的巨大影响。
把1976年毛泽东的去世作为“毛泽东时代美术”历史的终结和下限，我认为只在如下的意义上是可以成立的：一、毛泽东去世之后，他不仅已无法亲自控制中国社会的发展，甚至也不能对后来历史发展做出任何实际回应；二、1977至1978，在美术形态与意识形态的关系上，虽然与“毛泽东时代美术”是一脉相承的，但在我看来，此时美术创作中对华国锋的宣传和崇拜，对毛译东时代既定方针的形象表达，也失去了往日的艺术力量。所以，华国锋时期的美术，无疑只是一个从毛泽东时代向邓小平时代过渡的阶段；三、十届三中全会之后，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的“事实求是”的名义，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这也使美术界以回到“现实主义”的名义，对“文革”的“伤痕”进行了全面的反思，用乡土写实主义所倡导的“人道主义”，对“文革”的阶级斗争给予了彻底的否定。我想说的是，1978年之后的中国美术历史，由于与“毛泽东时代美术”的差异，而使其最终成为已完成的，具有独立的性质和意义的美术史。
必须看到的是“毛泽东时代美术”作为已完成的历史，像任何历史时代终结之后的情况一样，仍然会以各种方式在人类的美术历史中发生影响，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美术发展中看得很清楚。其实，从效果史的角度看，没有任何历史时代会真正的终结，“毛泽东时代美术”亦然。这一事实提醒我们，历史分期的划分、某一时代的终结的说法和判定，多少与学术研究的惯例有关，与历史研究中的意识形态和策略有关，更与历史研究者对某一历史的关注重点和认识有关。就毛泽东时代美术而言，我之所以选择1942年而不是1938年和1949年，与我重视毛泽东的《讲话》在这一历史时期对美术创作的巨大影响有关系，尽管我不全部同意克罗齐的一切历史都是精神史，柯林伍德的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的说法，但就美术这种以精神和观念生产为主的人类活动而言，强调《讲话》中的文艺观念对毛泽东时代美术的影响，也许更能揭示这一时代美术的意义和价值，也更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关于这一点，我还将在后面进一步给予论述。
另外，在我看来，毛泽东的《讲话》作为中国共产党指导文艺的基本精神一经确立，就没有多少变化，变化的是历史情境中的美术实践和形态与《讲话》精神不断匹配，逐渐完善的历史过程。从这种意义上说，“毛泽东时代美术”在整体上，也包括性质上就有两个特点：一个是它是“观念先行”的历史，即毛泽东时代美术是由《讲话》表达的文艺观念逐渐建构起来的。；二是从美术历史发展的模式看，毛泽东时代美术的发展，既不是在高峰之后还有衰落的生物有机模式，也不是循环往复的轮回模式，而是由低向高不断进化的模式，这也就是说，毛泽东时代的美术是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发展，并在文革期间达到高峰之后突然终结的。在这里，所谓高峰的判断依据，仍然是毛泽东的《讲话》中的文艺观念，也包括毛泽东时代的社会理想与艺术形态融合的程度。上述两点也是我选择1942年作为史学范畴的“毛泽东时代美术”的上限和起点的又一重要原因。 （来源：中国艺术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