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拿《论语》说事儿
北宋的皇帝赵匡胤曾经向宰相赵普问治国方略，赵普答曰:“半部《论语》治天下。”着实厉害！《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被奉为儒家的经典，流传了两千多年，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而且也曾经有意无意、或多或少地接触过一点，随后就敬而远之了。其实人们并非不想更多地了解《论语》的智慧和孔子的思想，只是千百年来被帝王将相们扶上神坛的孔子有点让人望而生畏，历代严谨学者的皓首穷经，硬是把原本鲜活的《论语》解构得了无生趣。于丹显然并非研究《论语》的权威学者，但她很聪明，变换了一下解读的方式，谈自己的阅读心得。既然是心得，而非研究论文，就有了极大的阐释空间，不需要完整的学术体系和严谨的推理逻辑，甚至无所谓对与错，一己之见嘛！也正因此，对其一些严厉的批判和举证的硬伤，无形之中都被四两拨千斤了。
就《论语》这么一件满面灰尘的老古董，原本离我们是如此的遥远，怎么突然一下子就被当今忙碌的都市人接受了呢？接受意味着我们的某种缺乏。于丹的《论语》心得包括处世之道、交友之道等七个部分，可以说完全是按照当代人的精神需求来设置的。《论语》只是个由头和引子而已，重要的是拿《论语》来说事儿，说的都是些人们在日常工作生活中成天面对的困惑与烦恼，然后告诉人们孔老夫子其实早就说过了，应该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于是《论语》就成了我们的生活宝典和言行指南。口若悬河的于丹真正讲起来，更是旁征博引，纵横捭阖，天文地理，古今中外，信手拈来，如数家珍，让人不禁频频点头，哪还有工夫计较是不是紧扣着《论语》呢？此时的于丹不再是大学的教授，此时的《论语》也不再是学术经典，两者的结合其实已经变成了一位高明的厨娘在熬制一坛美味的心灵鸡汤，如此而已！
于丹可是深谙传媒之道，身兼几十个电视频道与栏目的策划和顾问，今天终于从幕后走到了台前，因此其一举成名似乎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她的演讲方式和易中天、阎崇年等人的电视评书比起来，有着极大的差异。但是这种整合打包提炼主题思想的方式，其知识含量却大打折扣。再说单纯依靠说事儿，究竟又能够有多少值得当代忙碌的都市人停下脚步听你唠叨的事儿呢？据说，于丹又已经开始说《庄子》了，然后呢？
深度娱乐:文化类电视节目的本质
一面是《文化视点》类栏目的黯然下课，一面是《百家讲坛》类栏目的辉煌勃兴，表面看来，同样都是文化类栏目，同样都有专家学者的出镜，怎么就会有如此悬殊的遭际而呈现出冷热两重天呢？其中缘由颇为值得玩味。
如果有兴趣到街头做一个随机调查:你为什么看电视？回答虽然五花八门，但归纳起来可能无非两点:寻求娱乐和获取信息。电视声画并茂的视听享受，决定了其功能定位，况且，在这样一个生存压力巨大而大众媒介又如此丰富的现代社会里，恐怕没有人能否认电视的娱乐价值。
可是如果我们对中央电视台的《文化视点》、《读书时间》等栏目还有印象的话，一定不会忘记主持人和专家正襟危坐的严肃神态，一脸讲经布道的庄重和一副悲天悯人的姿态。如此高端的定位，自然决定了收视率的低下，这在主要还是以广告为盈利模式的中国电视市场中，此类节目其实是很难生存的，虽然它们有着毋庸置疑的社会价值。早期的《百家讲坛》就是靠知识性极强的选题和高水准的学术专家来保证学术性的，但在收视率和末位淘汰制的重压之下，在“生存还是死亡”的抉择面前，曲高自然和寡的《百家讲坛》也不得不开始学着放下学术的架子，将具有中学文化水平的群体作为主要收视人群，更在节目的可视性上下了很大功夫，要求演讲嘉宾在内容和形式两方面都要加强娱乐性。像马瑞芳这样严谨的古典文学教授，也不得不无奈地向通俗和娱乐作出适当的让步，以一种几乎迥异于平日然而却显然更适合电视传播的表达方式来解读《聊斋志异》。
娱乐当然是重要的，在劳累了一天以后，人们有权利要求作为大众文化主要载体和“公共空间”的电视荧屏提供一点轻松的娱乐，尤其是生存压力还相当严酷的中国老百姓，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和财力进行其他文化消费的今天，需要从中享受到充分健康的娱乐。但是娱乐也有着不同的层次和品级，浅薄的娱乐满足的只是表面的感官刺激，而真正的艺术，愉悦的是人们的精神和心灵。我们当然并不能要求所有的受众都有着如此高雅的追求，但也并非所有的受众都仅仅满足于一种简单的娱乐，尤其是面对一味的不负责任的娱乐甚至是“愚乐”时，我们至少应当为有着这种高雅品位需求的受众提供适量的选择。从这个意义上，也许就能够比较容易理解《百家讲坛》类栏目日渐红火的原因了，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娱乐，是对当前过度娱乐的拨乱反正，满足了受众内心深层对“真”的需求和对崇高的渴望。专家学者走上电视，通过相对娱乐的形式传递较为深层的知识和道理，能够给人们带来一种内心的充盈和精神的慰藉。
拒绝还是参与:这是个问题
面对电视媒体的急剧扩张和娱乐风潮的甚嚣尘上，代表精英文化的知识分子是站在岸边痛心地怒斥“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还是应该反躬自问:知识分子到底有没有责任去提升电视媒体的文化品位，如何才能更合理地通过电视媒体去传承人类的文明？事实上，怀揣着不同的理想或动机，一批又一批的知识分子已经在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走近或走进电视。
“电视知识分子”的概念是由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率先提出的，并对这一群体提出了严厉的批判，比如:自主性的丧失、快思手、媒介常客、互搭梯子等等。但充满戏剧性的是，为其带来巨大声誉的《关于电视》一书，就是根据他在巴黎电视一台所做的两次电视演讲修改而成的。他明确提出:“抱有偏见、断然拒绝在电视上讲话，在我看来是经不起推敲的，我甚至认为在条件合理的情况下有上电视讲话的责任。”上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广播公司就曾经邀请十几位著名哲学家，如柏林、马尔库塞、奎因等，进行哲学对话和辩难，并结集为《思想家——当代哲学的创造者们》一书出版，可以想象这个电视系列节目的学术含量和文化品位。在发达的西方国家，知识分子对电视媒体的态度也是经历了一个从消极的批判到积极的建设这样一个认识和接受的过程。
根据知识分子介入电视媒体的形式和深度，大致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对他们来讲，电视如同书刊杂志，只是个传播媒介而已，可以借此传播思想理念和科研成果，因此他们能够恪守知识分子的学术品格，比如做客央视《大家》栏目的嘉宾启功等诸位先生，此类节目的美誉度高但收视率低。第二种，以专家的身份，对某项知识做电视化的改造，从而适应于电视节目的需要，这有时就难免需要做出某种让步甚至妥协，以此达到学者和电视的双赢，比如风头正盛的《百家讲坛》的诸多嘉宾。第三种，也就是布尔迪厄所批判的那种媒介常客和快思手，在电视所能带来的巨大声名和财富的诱惑下，他们几乎丧失掉自己所有的理念和原则，只是假借着一个个学者的头衔，一切言行根据电视节目的需要，进行着各种伪学术的表演，这当然是我们所应当警惕的。既然打着某某大学教授或研究员的牌子，就已经不可能再是以个人身份发言，而应当体现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学养和准则。
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讲求经世致用，以天下为己任，因此，他们充分利用着一切可能的传播手段，著书立说，奔走游说，向社会传达着自己独特的声音。到了近代，康有为、梁启超等有着社会责任感的学者，更是纷纷利用创办报刊等形式传播思想，开启民智。至于现代文学史上的著名作家，几乎都曾经专业或业余从事过报刊出版工作，可见其对大众传播媒介的重视。著名剧作家张宏森说过:“鲁迅先生的一生，都致力于揭示中华民族的国民性，他的《呐喊》和《彷徨》多么希望给当时麻木的心灵敲响重槌；然而，尽管如此，《呐喊》也罢，《彷徨》也罢，当时的总印数也不足几千册，如果鲁迅先生生逢今世呢？他有力的呐喊声定然不会放过这个一夜之间传遍各个角落的现代传播媒体。”
知识分子究竟应不应该上电视，恐怕不能一概而论。在商业化充斥日常生活，人们的心理普遍浮躁的今天，甘愿“板凳要坐十年冷”从而远离媒体喧嚣的学者，仍然值得社会的推崇和尊重。而另一方面，作为纳税人养活的学者教授，也不能满足于独善其身，还要兼济天下。电视是公共空间，提高其文化品位迫切需要知识分子的热情参与。北大学者陈平原先生认为:当客卿而不是雇员，保持若即若离的态度，可能是知识分子介入大众媒介时应采取的姿态。其实，只有改变当前中国学界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巨大隔膜乃至某种程度的互相敌视，在学术与娱乐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当代中国文化建设才可能得到比较健康的发展。
孔子要是活到今天，绝对霸占电视台
“学者明星”的说法，目前带有贬义。实在说，眼前电视中能看见的所谓“学者明星”和西方相比，高品质、高品格的角色，确实稀有。但这是互为因果的问题——有英国和欧洲大陆那样的观众水准，才可能有约翰·伯格、以赛亚·伯林这样的“学者明星”。他俩要是来中央台讲，中国有几个人看？几个人懂？
孔子要是活到今天，绝对霸占电视台；胡适、鲁迅、陈独秀活到今天，坦然上电视。
上电视为公众演讲，要有豁出去的勇气，更要有实力。电视台应该给大学和民间的能人更多这样的机会，讲更多、更广泛、更有趣，尤其是更真实的话题。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博士研究生:孔令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