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周斌认识，是在北京的宋庄，一晃已经十几年了。那时候我们还很年轻，尽管都经历了从圆明园到宋庄的颠沛流离，但青春的热血一点没有削减，希望的神情仍锁定在眉骨之间。我记得我跟周斌第一次接触就面红耳赤地争论过一次----为了艺术。他那不服输的劲头我至今记忆犹新，现在想起来，虽然觉得幼稚，但却透着难得的真诚。时光如箭，射出去就离了手心。那些青春的岁月再也回不去了，不为功利，只为了艺术而争论的事情恐怕也很难在我们周边发生。我时常感慨，感慨“时光已去，人却在岸边”(诗人王强语)。不过还好，脚踏实地的岸边不单有我，还有周斌这样的同道。这也使我一路之上总能感觉到某种充实，对于远在对岸行走的周斌也就一直密切地关注着。
宋庄之后，周斌去了成都，起先是为婚姻，临走时他曾告诉我们结完婚就回来。不想，这一走便从此落户在了成都。那一时期，我跟周斌失去过一阵短暂的联系，他的现实是怎样，内心又经历过一些什么样的起伏？我不清楚，但我想痴情于艺术的他一定为艺术焦虑过，也一定怀念着圆明园和宋庄那些个寒窗下的争论不休……
当我再次获悉周斌的消息，是在一些有关行为艺术的活动上。他，一个科班出身的画家，开始了行为艺术的创作，并与成都的戴光郁、余极、刘成英、曾循、尹晓峰、朱罡、张华一起成了行为艺术的“蜀中八怪”。
我一度很诧异，不知道为什么周斌要放弃绘画而选择行为？多年以后，周斌跟我这样解释----主要是迫于生计，因为那时候每天需要外出打工，没有时间沉下心来画画，所以才选择了更为直接的行为艺术。我当然能够理解周斌当时所处的那样一种现实，但抛开现实的原因，深究起来，周斌转到行为艺术，恐怕更有他语言拓展的必然。正如周斌在放弃绘画后于行为艺术的过程中释放出了巨大的创作热情一样，如果对自我的转变没有一种理性准备，周斌不会获得这样的新生意识，而如果对行为艺术没有价值上的体认，也不会出现周斌这样在行为艺术上的始终坚持。
好事可以变成坏事，而坏事也可以变成好事。尼采说“上帝死了”，结果是人从上帝的阴影中走了出来。对于周斌，失去了绘画创作的机会，却反在行为艺术中赢得了更大的创作自由。
后来的周斌会常常给我邮寄一些他的行为艺术资料，这使我虽然没有亲临过他的行为艺术现场，但对他的作品却基本上是了如指掌。
周斌的行为艺术大都对身体有一种极限的挑战，我数过，近十年，周斌至少对自己的身体伤害过几十次。作为朋友，每次看到他的行为艺术资料，我都会心有余悸，替他捏一把汗。可周斌却毫不顾及那些险情，一如继往以他的真诚不断地向我们的感受发起进攻。
关于行为艺术对身体的侵害，外界有着各种各样不好的说法。但我想，没有阵痛，金蝉又怎么能够脱壳呢？是的，如果没有人对极限发起挑战，习惯性的认识不会打开，解放的意识也就挣脱不了既定的外壳。其实，就周斌的那些挑战极限的行为艺术，具有很强烈的知识分子性格。尽管对于周斌，他的那些极限行为大都具有反知识常规的色彩，但其内在的冲动却完全是基于对真知的诉求。这就像存在主义理论，把荒诞作为最真实的存在赤裸裸地揭示出来，其实也是为了更深层次追问人的生存价值一样。知识分子绝不是一类知道分子，而是对知识时刻保持警惕，并随时准备撕破时间的面纱、穿透历史积习的一类人。周斌无疑是属于这样一类人，他的极限行为演绎着批判的精神，就仿佛从一个倒立的反面不断提醒世人----知识塑造了我们，但同时也规约了我们。
一曲东风破，能够让我们借此破绽看清楚这个桎梏的现实，当然不是琵琶弹奏出来的，而需要行者的出走，从惯性思维的屏蔽中开拓出新的认识空间。周斌就是这样出走的先锋，他用他身体所触及的底线，其实，正是艺术的探索价值。
卡夫卡说过：“没有殉道者，任何运动都会蜕变为廉价投机的利益集团。”我想说：没有周斌这样的一些行为艺术家发起批判的攻势，中国当代艺术只能成为市场的一种营销。
是的，条条道路通罗马，艺术也有着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但方式即便再多，精神永远只有一种，那就是不满足于现实的约束而总要创造性地进行开拓。对于这样的开拓而言，我想说，只有像周斌这样的行者才可能获得无疆的启示，因为在他们的行囊中装有比此岸更加辉煌的彼岸。
2006.2.10于通州 杨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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