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发言希望大家给予批评。
我讲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1839年的意义。我们今天讲的是图象时代。如果从做视觉研究的角度看，我把整个人类的视觉历史划分成两个大的阶段，划分的年代就是以1839年摄影发明作为一个标志，把1839年以前的历史称之为前图象时代，把1839年以后称为图象时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划分？这个划分对于我们今天所形成的图象的状况是非常重要的。1839年，通过当年法国科学院的专利申请，摄影的发明成为一个标志。人类第一次获得了一种这样的机器，按照我们眼睛光学的原理所制造的机器，再通过这个机器获取图象。这个方式和以往的视觉方式有根本的不同。我把以前的视觉产品称之为手工产品。1839年有了摄影术以后，我们第一次获得了另外一种视觉产品的获取方式。所以，1839年的意义是非常重要的。我做这个视觉理论和传播研究的时候，不断的重申这一条。如果没有摄影的发明，就没有电影、电视的出现。由于有了这个机器的出现，我们的视觉获取方式出现了重大的变化。
这种视觉获取方式的改变，导致了我们视觉方式的改变。我们开始形成一个新的视觉背景。今天我们基本上生活在图象的海洋中，所有人，只要有可能，都不会对图片产生陌生感。可在1839年摄影刚刚出现的时候，当时就在欧洲引起了恐慌，这个恐慌随着摄影术蔓延到世界各地。当然也带来了一种惊喜，并导致了视觉文化的断裂，这个断裂的程度，如果追溯历史，有非常多令人惊讶的表现。图象和我们历史文明的呈现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可以容忍手工制作，我们称之为艺术，但是，一台机器获取视觉的时候，对我们文化的冲击是非常长久的，一直延续到今天。由于有了新的视觉方式的出现，就导致了新的视觉的上下文，于是我们就生活在一个完全新的上下文里面。
1839年和今天完全不一样。我们今天生活在数码图象的时代，由于有了这样的积累，也导致了视觉文化研究的出现。这个问题，现在据我的检索，世界传播学领域一个新的热点，是对图象传播的研究。这个研究远远超出我们可能理解的狭隘范围，不是一个电影研究、活动影像的研究、绘画美术的研究，这个视觉的研究首先指向一个视觉文化的研究。在半年前的时候，我看到一本最新的研究，讨论视觉文化这个概念研究，其背景、理论基础等。作者除了自己做研究之外，还采访了十九个最著名的研究图象的学者，他们从不同角度研究这个问题。我也有一些资料，说这个概念的出现是1956年，是一本讨论电视与教育的书，研究教育的。对视觉文化的研究，不管承认这个概念是否成立，把视觉作为一个社会的重大现象来研究，是今天国际传播学界的热点，人们越来越通过视觉获取不同的历史记忆的方式。比如说有研究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研究，有研究二战期间北美地区被圈禁的日本侨民的研究等。
中山大学率先成立了“沙发研究中心”，我们也想把研究往前，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的视觉记忆，研究视觉和战争的关系。今天，我们有了一个视觉复制的产品，由于这个背景的改变，我们不仅生活在一个文字的年代，而且生活在一个图象的年代。我们的记忆不仅仅是文字、概念、哲学、美术、工艺的记忆，我们的记忆还有很大的一个层面，就是视觉的记忆，尤其是这20年来中国摄影界在纪实摄影方面做出了精彩的贡献，推动了中国人通过视觉记录历史的潮流。在这里我感谢我的老朋友，胡武功以及他的同伴后在80年代就举起纪实的大旗。我不知道在座的人了解不了解这个背景，陕西群体当年好几个著名的摄影家在推动中国纪实摄影方面，通过用图象的方式记录人类的苦难，做出了极其重大的贡献。
第二个问题，对制图的解释。由于有了1839年的历史，由于有了一个图象的时代，导致了我们对于制图方式的解释变化，以往的单纯的美术研究，已经不能适应今天广泛存在的图象现象。尤其是我们的美术研究，停留在两个基本的框架上，一个是文学解释，一个是形式分析。已经不能和今天图象时代相适应，导致了在解释图象方面的滞后。今天，包括美术史，好的方面是加强了对文献的检索和搜索，但对图本身缺乏更深入的探讨。
我觉得由于对象的改变，我们的解释模式也在改变。图象学是西方尝试对人类视觉产品研究的一次深入，而把图象学和文化研究的结合，把我们的研究对象从典雅的艺术品延伸到整个社会的视觉产品，这表明我们对视觉解释的框架的改变，这很重要。
如果用稍微专业的话来描述，我们首先得回到图象本身。从符号学的角度看图象是一种新的编码方式，是人工的复制产品，由于这种方式的出现，我们的解码方式也出现了变化。刚才说的历史记忆，包括了视觉记忆，带给我们一种挑战。我们如何解释眼前所呈现的这些视觉现象，是一个重大任务，是摆在艺术研究、美术研究、视觉理论研究的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这个课题更需要更专业的解释方式，如果我们没有一个更专业的解释方式，可能会对于图象世界产生越来越严重的隔膜感。我们无法对大量呈现的视觉现象做出更合理的解释，这就涉及到视觉理论本身，涉及到对于视觉认识的变化和转型。这几年我个人一直比较关心这个问题。由于我的专业背景和经历，我自己呈现了很多的变化，从最早的美术批评，对于美术作品的分析研究，对于当代的批评转到了历史，转到了城市。我做过多年的城市研究，包括城市制度研究、空间研究，后来从传播的视觉角度研究因素。我花了几年时间研究西方漫画，其实就是研究媒体和视觉的关系。我看到了其中一种落差，西方视觉理论研究在6、70年代发展非常迅猛，而在中国则刚刚开始。有人关注到了这个问题，我说的是视觉理论。在这个方面，美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觉研究专家，叫米切尔。我注意到有人一直关注他的著作。他一直研究视觉和人类文化的关系，把视觉理论推进到社会学的领域。他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理论的研究，他给出了一个理论框架，从视觉的社会作用和图解方式，到视觉行为形成一个总体的框架。我觉得这个框架对于今天图象时代的批评非常重要。这说明对于图的解释需要专业手段和方式，而不是停留在概念的文学化、哲学化的方式下，否则我们仍然找不到更好的解释方式。所以我们需要推进专业化的图像解释方式。
所以我对《西安宣言》的起点是赞同的，我们真的需要一种方式推动对视觉环境和背景的理解。
我再谈谈当前对于美术批评的认识。这是个人看法，并不全面。
第一，我这几年有一个的感受，就是我们整个人文学科的艺术批评，可能还是更多的沉浸在大词的习惯里面，用很多大词汇，很多新概念。可能是年龄的增长，学识有所进步，我现在的的确确是越来越怕看到以前所熟悉的词汇，我把这种方式称之为大词习惯。最近看文学评论，讲到什么人，中国的那一个作家，可能得到诺贝尔文学奖，其中一个评论推荐的是余华，说他穿越了现代主义的门槛，在后现代的话语氛围中如何如何。我对这种用词有疑问，我不知道什么是后现代的背景。这种大词本身的的确确包含了很多模糊的信息。在中大跟学生面试、授课、交流的时候，我也有同样感受，人文学科里有一个大词的传统。作为具体研究，我觉得应该谨慎使用一些大词，使批评不要流于空泛。
第二，我认为要更多的关注历史。我非常赞同广东美术馆长五璜生的观点，他有一部分展览是非常的个案化。和西安有关系的就是西北考察团。抗战时期的成果展览，这非常有意义。我看展览的时候，我理解他们的意图。今天我们经过了这么漫长的历史波折，要越来越关注一些历史的失踪者、遗留者，他们本身包含更重大的历史课题。我觉得我们的美术批评、艺术批评，除了有一个模式以外，能不能更多的关注个案、关注历史，即使是做当代、现代的研究，我们也更多的关注一些更具体的事情。
第三，由于整个背景的变化，我刚才表述过了，我希望艺术批评从美学走向社会文化史。80年代的美学热给我们带来很多影响，也有很多的负面结果。如果我们过分的停留在文学化、美学化的研究，可能会遮掩我们关注历史的眼光，所以我个人非常强烈的希望，我们的艺术批评模式更多的走向社会文化史和文化研究，这一点我觉得去年年底深圳美术馆鲁虹主持的艺术批评家年会的主题“社会学转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议。我看到一些文章对这个会议提出意见，但是这个会议主题本身是好的，更多的从社会学和历史的角度关注视觉和艺术。
最后，这一两年还有另外一个现象要关注，就是批评里面的谩骂风，现在的的确确有这样的现象，一骂成名，被骂的人出名，骂的人也出名，出现一种愈演愈烈的情况。我非常反对谩骂这种文风，我觉得有一些交流不是学术交流，而是有一种更个人化的目的，追求名利场里的捷径。我呼吁在人文学科领域、艺术研究领域，可以提倡尖锐的学术批评，但是要有底线和原则，有逻辑性和理论背景，有说服力，尽量减少涉及人身攻击和更大规模的谩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