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要说说当代艺术这回事儿了。这于我本是件困难的差事，就好像乡下的穷小子路过豪门大宅偶然瞥见大小姐的婀娜身姿，心里痒痒的却不敢上前造次，更自觉矮三分，浑身上下都找不到嘴。然而毕竟有了冲动，杂念又挥之不去，好歹也要咬着牙蹦出几个字儿来。于是将这二十多年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过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发现若能够将时间凝固，这二十多年来当代艺术在中国的多蹇命运本身就充满着抗争和荒诞交织的艺术气质，算得上一个道地的当代艺术作品。所以，我眼里看到的，只是被当代艺术了的中国当代艺术。
艺术是一种意识形态，因而它无论以什么形式表现，本质上都脱不了承载、传播与教化某种特殊伦理或价值观的社会功能。当代艺术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它往往不加掩饰甚至赤裸裸地表达对某一社会现实或观念的指斥与鞭挞，但它与大字报式的宣传画和大批判稿不同。当你感受到作品的批判指向与激忿心情时，眼里看到的却是酸楚、苦涩或浑身痒痒的鸡皮疙瘩。方力钧让我们看到的中国人让人想起鲁迅笔下的阿Q和未庄的乡亲；岳敏君的《自由引导人民》（油画）使人联想到西方的自由民主观念在中国如何演变成一出滑稽戏；蔡国强的《文化大混浴》（行为装置）揭示出文化融合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惶惑；在《天书》和其后一系列以自造汉字为材料和主题的装置及行为作品中，徐冰将汉字演绎成直接的视觉形象，暗示或隐喻着中国文化的真实密码。还有其它的许多装置、雕塑、摄影、录像以及行为艺术等等，都在给人精神启示的同时，让人在心里流下酸楚的泪水。
这二十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改革进程以及社会矛盾的转移，中国当代艺术的主题和锋芒不断发生变化，作品的批判意识与愤怒的程度也随着社会矛盾的强烈变化而有所不同。这一鲜明的演化规律，更进一步印证了包括当代艺术在内的所有艺术作品都是人的观念形态的反映，也是意识形态的载体和工具。八十年代的作品与同期的朦胧诗、伤痕文学相呼应，主要以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专制文化和害人制度为批评对象，曲折地呼唤普遍的人性，揭露中国国民性中的痼疾与残障。九十年代的作品，批判的强度、浓度都有所减弱，但题材更为广泛，表现形式也更多样化，试图开掘人们内心深处的冲突与困境的努力取得了初步成功。到了新世纪，当代艺术家们除了对极端物质化和商品化的社会潮流表现出强烈质疑，还对环境、人的生存状态、都市变迁以及人伦关系的变化等等表现出极度的困惑与迷茫。揭示问题，彰显扭曲，夸张变化，这大概是今后一段时间当代艺术的潮流走向，因为，当代社会各种矛盾日趋交织、重叠，令人眼花缭乱，人们除了困惑、迷茫，或者将不满停留在感知和印象阶段，似乎给不出任何答案。高科技与高度文明恰恰造就了越来越多的无知领域和一大批聪明的无知者。
然而，当代艺术的社会批判功能比起传统的古典艺术来说，太不温柔，太不拘形式，也太不给被批判或被嘲讽者留面子，这是它至今不为多数人所理解、也难以让管理当局很舒服地接受的重要原因。即使在标榜前卫的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白领或少数精英阶层那里，也难以获得认同。这些人往往碍于开放、宽容和思想解放的角色定位，不便表露出过多的厌恶，但内心却难以产生共鸣，激发美感。所以，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精英和技术官僚已经执掌政府，但当代艺术仍然没有回归中国的主流文化，这不能不说是一个时代的误会和难题。
当代艺术遭人诟病最多的其实还不完全是他的批判矛头或价值指向，多数观念更多的是对其艺术形式本身持怀疑态度，或者根本就不能接受。他们往往对行为艺术掩面而过，对装置不屑一顾，把数码影像看成玩弄摄像技术，对于将装置与行为揉合在一起变成的“装置行为”，或者把摄影和行为结合做成的“行为摄影”，就更是难以理解。即使是传统的绘画、雕塑等艺术形式，由于创作者使用的材料或表达方式与传统的审美习惯大相径庭，也很少能博得大众的掌声。总之，当活人被裹在动物尸体里，当裸体男子安坐在马桶上浑身爬满苍蝇和蛆虫的时候，行为艺术引起的观众生理上的不良反应早已压过了精神批判所挑逗起的愉悦。因此，如果说当代艺术之所以能够在一个更广泛的视觉领域和体验环境中反映现实生活主要得益于它的表现形式的多样性，那么使它排斥大众、远离大众视线的也正是这种多样性。人们（包括政府）与其说不能接受它的主题，不如说更反感它其中的某些形式，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此之谓也。
当代艺术的艺术形式不仅使它在中国游离出主流文化，遭到正统意识形态的排斥，而且还不自觉地塑造出一批特定的观赏人群和自命不凡的评论者。他们独处时显得像唐吉诃德，偶尔聚在一起，又像是刚刚自慰过，心满意足中透露出阴郁和晦暗。他们有特定的生活方式、衣着特征和特有的语言系统，生活落拓不羁，偏执清高。他们评论作品或臧否人物时满嘴的“政治波普”，“解构”，“语境”，“消解”，甚至“乱搞”。这种评论和解说使得作品中原本就已显得朦胧的意象更加远离它的欣赏对象，在作品与观众之间砌出一堵无形的墙壁，这就是当代艺术难以为大众所接受、也不见容于正统意识形态和传统价值系统的重要原因之一。
艺术是吃不饱的人的精神宠物，也是吃饱了撑的人的高尚标签。当代艺术更是如此。人因生存境遇不佳，每有激愤，遂成异趣。愤怒出诗人，同样出艺术家。反过来说，人对现实的不满或精神过于极端自由，离经叛道，指斥权威，挑战现有秩序，往往会遭致正统意识形态或价值体系的排斥、打击、甚至迫害，而迫害又酿成了更为极端、更有想象力、批判锋芒更露和表现形式更突兀的艺术作品。所以，艺术是苦难的孪生兄弟，社会动荡，苦难深重，反而会产生社会意义深远的艺术作品；相反，社会稳定、气氛祥和，人人吃饭穿暖，繁华似锦，天天过年，夜夜结婚，艺术家也宝马香车，锦衣玉食，艺术作品便必然更多地沦为形式的奴隶和个人偏好的极端宣泄，社会功用从此消隐了。
如今，当代艺术在中国似乎正证明着这一普遍规律。大小艺术家从早期（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期）被艺术作品精神所震憾，或者为创作激情和理想主义所感染，逐渐演变成对艺术作品形式的赞赏和对钱袋的冲动与羡慕。人们现在谈起蔡国强和徐冰，除了偶尔对他们作品的内涵有所感动外，绝大多数时间是在讨论作品所花的钱（投资）和他们个人因此而挣得的大把银子。一些艺术家或者当代艺术的爱好者，似乎在创作之初便已在计算“作品”和个人未来的身价。这只能导致出现越来越多的工匠，而非艺术大师。离钱越远的人挣钱越多，同样，越不懂得以艺术换钱的人越有可能登堂入室，成为一代宗师。随着中国社会更加开放，市场经济将不可避免地主宰着一切，于是有人怀疑现在还有没有真正的艺术家，会不会有真正的大师，现有的大师还有没有价值，甚至与之相关的人也一概跌倒不起。“在今天这个商业主义霸权的物质世界里，艺术家、批评家、策展人不也是脚踩尘世的凡夫俗子吗？谁不想另立山头？谁不愿财大气粗？谁不想拥有所谓话语权？有这些俗念在心，谁还能真正超然纯粹地进行精神试验？谁又能真正从零开始原创思维？今天的艺术家真能找到一块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吗？”（高氏兄弟语）总之，今天当代艺术面临的真正敌人不是正统意识形态，而是金钱，更是自己。
在所有的当代艺术表现形式中，唯一无法运用的就是时间。倘如谁能够将二十年的时间凝固，并将其立体地呈现在我们面前，那将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惊世之作。其实，这个作品早已摆放在我们的观念中。如果我们将过去的现在延伸到现在的现在，又将现在的现在推向未来，那么每个人都有一个自我创作的时间的作品，同时又都透视和描摹着别人的时间的作品。文字的“时间”叫历史，观念的“时间”叫思想，而艺术的“时间”叫作品，有人还给了她一个响亮的名字：当代艺术。“时间”雕刻出当代艺术的乖张和扭曲，也展示出妩媚和风采；“时间”揭示了当代艺术的命运和规律；“时间”在嘲弄着试图抛弃它的人之时，也摧残着极力拥抱它的追随者。
再伟大的英雄也不能战胜时间。“是非成败转头空，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超越界线”是件大事，很多有头有脸的人都将共襄盛举，我以末流之身混迹其中，真是“与有荣焉”。不过这大概也逃不出历史的宿命，到头来仍然是“都付笑谈中”。 ——冯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