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提要：
对每个历史人物，都会因各种原因而造成不同程度的遮蔽，因此，追求历史真实既是历史研究的目标，也是永远无法完全实现的理想。
历史遮蔽的形成，大致说来，一源于客观上材料的限制，一源于主观观念和认识支配之下的对材料的利用和解释。我们对历史真实的追求，一是不断发现新的线索，二是不断揭示被遮蔽的部分。二者都需要付出极大努力，但相比之下，后者更为艰难和复杂。
另外，虽然遮蔽是普遍存在的，但具体到每一个历史人物和事件，其形成遮蔽的具体原因又是各不相同的，总结遮蔽形成的具体原因及过程，为今后的历史研究提供借鉴，是学术研究的重要部分。
在近百年中国绘画的一流大家中，徐悲鸿几乎是被遮蔽得最多、最久的一个，他更多的是一个偶像、一面旗帜，在他身上存在着典型的“仿佛熟悉实际陌生”的现象。对这种遮蔽过程的探究，既有助于我们接近徐悲鸿个人的历史真实，也有助于我们思考和反思整个20世纪中国绘画史的相关题。
一、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有关徐悲鸿的评论经历了生前和身后两个时期，在他生前的30—40年代，其评论者面对的是徐悲鸿本人和他的作品，属于同代人的评价，无论赞扬还是批评，都是即时性、现场性的，加上没有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强力干扰，其言说是自由和感性的。这个时期的谈论多集中在他的作品上，其中对其写实功夫、绘画才能和一贯的主张给予了充分的、高度的肯定。但在左翼文艺和抗战宣传成为强大潮流的背景下，对他作品中的偏重历史题材的、“脱离现实”的倾向的批评也不乏其人。总的说来，这一时期还没有将他视为一个历史人物，也没有出现具有学术规范和深度的著述。
徐氏身后就不同了。总的来说，50—70年代的评论者面对的是已经作古并已经成为历史人物的徐悲鸿，属于后代人的评论。他们的言说几乎完全被环境决定，成为意识形态一体化的一边倒式的言说。为了适应政治的需要，徐氏的主张和创作被按照当时的主流思维逻辑重新梳理和解释，经过这样重新的装扮和塑造，徐悲鸿成为被意识形态化、被曲解的一个符号、一面旗帜或一尊偶像，徐氏学派（乃至传人）也相应成为时代的宠儿，在中国大陆，关于徐悲鸿的评论进入了一个只有颂扬、没有批评的阶段。这样，他也就被迅速而强有力地遮蔽了。时至今日，要真正越过这个既定基调的“高墙”去真实、全面地评价他，也还需要相当的勇气和努力。
二、惯性思维的延续。
新时期以来的近30年，政治化、意识形态一体化迅速式微，但在对徐氏的言说中，却依然存在着延续50年代以降的思路、方法与观点，力图维护作为“定论”的徐氏形象和徐氏学派形象的潮流。从艾中信编写于1979年的《徐悲鸿研究》，到出版于2005年12月的最近一本徐悲鸿研究、纪念文集《世纪丰碑》，都不仅不乏其例，而且依然是主调。在这些研究者身上，历史事实可以不顾，观点必须“正确”，结论是现成的，举一个事例就行了，不必作什么求证。对于这一类的结论和“研究”方法，今天的我们应当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与反思了。
三、另一种极端。
与上述“维护”的基调不同，新时期以来还陆续出现了一些不同和相反的声音，出现了批评、否定或部分否定，这既是出于对徐氏本人的认识与反思，也是出于对那个时代的思想与批评的反思与批评。这种反思与批评有学术层面的，也有非学术层面的；有客观的，也有激进与极端的。其中以1986年出版的张少侠、李小山合著的《中国现代绘画史》，和林木所著《20世纪中国画研究·现代部分》之第二章“现代著名中国画画家评传”的第5节为“徐悲鸿”专论，最具代表性，他们走向了另一种极端，失却了对20世纪中国画史的起码的理性判断。这种极端的形成，与被遮蔽了的徐悲鸿的虚假有关，与这种遮蔽的坚固性有关，但这种极端也造成了另一种遮蔽。这再一次提示我们：对于批评家来说，怎么看待一个画家、一个艺术现象也许并不是十分重要的事，重要的是如何对待历史，用什么态度和方法去看历史。
我想，保持学术的独立性，保持价值中立、实事求是的学术态度，用材料说话，应该是任何一个时代追求历史真实、去除历史遮蔽的共通原则吧。
华天雪
(中国艺术研究院)
(华天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