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已逐渐成为当代艺术价值判断的主旨和重心，至少艺术的社会意涵已逐渐取代了形式、语言、主体、心灵、精神等一切主体化（个体化）因素而成为当代艺术不可回避的话题，甚至将是否关涉社会本身及其问题深度作为衡量的准绳。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艺术的确变得越来越无法理解了，同时又似乎变得越来越容易理解了，艺术不再变得那么神秘和神圣了。无法理解的是当艺术被社会化后艺术的质素又表现在哪儿呢？这还是不是艺术了呢？容易理解的是于此我们无需将其看作艺术问题，而直接将其认定为一个非艺术的问题，艺术本身已经退位，而只是作为一个表象的修辞而已。
艺术家闫城亲自策划了此次“156M156当代艺术展”，四川美术馆二展厅尽管显得有点逼仄了点，但作为一家体制内的展馆能有如此开放的姿态，支持当代艺术进入主流空间，甚至可以说，为当代艺术的合法性予以辩护已经难能可贵的了。据介绍，此次展览是继“135M135当代艺术展”以来，艺术家闫城、周敏、刘建、吴承典、文咏第二次予以关注和省思，同样“156”也是取自长江三峡的水位，2003年6月15日，长江三峡的水位由60米升高至135米，有了“135M135”展览，2006年9月20日水位升高至156米，便有了此次展览。当然这并不是说，艺术家是在每次水位升高后才去思考和创作，而是他们近年来一直在持续关注三峡，他们的很多作品不是水位升高后的急就表达，而是在不断的关注与反省中的思考片断，一个蕴藉着历史厚度和现实基质的社会片断。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所选择确定的这条社会学维度本身就具有了一定的价值含量。
在策划人以及参展艺术家们看来，展览的主要社会意指就体现在社会变迁与文化断裂，《老屋》、《母校我回来了》、《有容乃大》、《热盆景》、《三峡幻想》、《一度电》、《针灸》七件作品无不渗透着随着大坝建设，社会流动带给一个地域文化的变迁与异化。应该说，这是一个准确的角度。然而问题在于，对于三峡大坝建设这一社会事实而言，文化的变迁是不是唯一的主旨了呢？显然不是，而且文化的变迁实早已被体制合法化了，也就是说，即使我们以新的艺术表现形式表达出来，但已经不具有对现实深刻的批判性，这或许是本次展览最大的弱点。
那么，这一社会事实背后的真问题到底表现在哪儿呢？这显然不是艺术家的工作，但是艺术家一方面要真切地敏感于这些事实，另一方面还需通过对社会学界等有关研究机构研究成果的及时关注，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进入社会的真相当中，否则，我们的作品形式再新颖，语言再花哨，那也不能被历史所沉淀，更不具有现实批判性。比如三峡移民问题，移民背后的种种不可知的真相，移民后的生活认同……这些才是当下迫切关注的问题，而艺术家要么缺乏敏感性，要么因为在表现语言上的局限性而本身就无意于此。
此次展览尽管只有七件作品，但在形式上包括了影像、装置、图片、行为等新的表现媒介，事实上单从语言而言，更具有社会的切入性。当然，表象看上去，作品都属于一个具体的社会问题，但都蕴含着一个政治叙事，从微观逻辑到宏大视角，这是诸位参展艺术家的基本思路，至少是他们意识中的一种可能性路径。问题在于，作品的视角都还停留在惯常的逻辑。于是，观看者对于这些作品的解读与阐释也通常遵循的知识自身的经验脉路。比如文化记忆的问题、生态保护的问题、社会变迁的问题，尽管采取了新颖的表现形式，但问题本身是宏大的，并不具有现实针对性，亦即更多的艺术家重形式甚于对关照问题本身的思考与反省。
难怪诸多观看者对于展出作品的嬉笑态度完全超乎了艺术家的预料，艺术家赋予的严肃性、庄严感、深刻性、现实性被观看者的好奇、好玩、嬉笑消解的了无影踪。可见，形式的复杂性有时候并不能完全赋予一个直观的形式性及其所传达的意涵力量，反而弱化了作品本身的真正指涉。同样的主题，贾樟柯的影片《东》、《三峡好人》以及刘小东的油画《三峡移民》相对朴实、自然了很多，但是他们却获得了一致的认同，那是因为朴实、真诚的画面背后才蕴藉着无尽的现实针对性和历史批判性。
当然，回到艺术与社会的关系，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是不是非要艺术介入社会批判才能体现社会价值呢？我看未必，因为从社会学本身而言，它只要的功能就是提供信息。哈佛大学著名社会学家Lieberson说：“社会学的主要贡献之一，就在于它提供信息的能力。这些信息包括了社会普遍关心的内容，有关种族平等、强奸、贫困、无家可归者、代际流动的统计。我选择这些问题是因为它们的答案提供了有关社会的有用信息，即使它们有时候并不一定为某种理论服务。”（[美]谢宇：《社会学方法与定量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页38）这就是说，艺术家无需一定对社会形成批判才有价值，提供对社会有用的信息本身就具有了批判价值。事实上，这才是当代艺术社会学转向或重建当代艺术社会学维度的真正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