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台湾《艺术家》杂志第99期，陈英德先生撰写了一篇很重要的文章：“大陆美术学院中油画的几种类型和批评”，其中重点报道和评介了四川的油画——这是首次在海外重要的艺术学术刊物上如此大张齐鼓地宣扬报道四川油画。
1993年美籍华裔学者王受之先生又在《艺术家》杂志中连续发表了“中国大陆现代美术史”，其中亦论述到“伤痕美术”和“四川画派”。除了亚洲的媒体，亦有最早注意到“伤痕美术”与“四川画派”存在的国际会议：
1991年在美国堪萨斯大学，由国际著名的美术史学者李铸晋教授主持的“当代中国文化和艺术研讨会”。会议中邀请了两位画家：我和香港中文大学的刘松先生。在研讨会上，我受李先生的提意，谈了“伤痕美术”和四川美术学院的油画。就是在这次会议中我才发现“四川画派”和“伤痕美术”已经开始在国外学术界引起了关注。李铸晋先生希望我能就这段历史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后来我根据这次研讨会议的发言内容整理成一篇文章：《回忆.自省与批评》（但至今未能正式发表）。
1992年我将此文稿寄给在纽约的陈丹青，（我原本亦住在纽约，1992年迁往洛杉矶，我们后来的联系主要通过电话和通信。）之后他给我回信：
“来信及文稿收到，谢谢。仔细读了，想起许多的往事，想起七九年春我与你、丛林结识的情形。十四年过去了？可不是。
你写此稿的心绪，我以为很了解。过去十年，我也数度为文谈及我们这拨人的创作，虽然是因各种期刊团体邀稿，多为命题作文，但都离不开“我们”。最近，也是最后一次作文，是八九年底应中国时报周刊邀稿回顾大陆十年美术，第一章，即写到你，及“文革”时期美术创作的启端。现寄上请你过目。不知你曾读到过没有。
关于“伤痕”绘画及四川画派，我想你的文章是历来对这段往事记述最为翔实的文字。你一定知道，在官方关于这些往事的所有文章中，即使是最具内容的文字，也不曾涉及你文中所讨论的内容。这是惯例：不独伤痕美术和四川画派，近一个世纪以来，我们文艺创作的各个阶段的史料，都异常残缺而不实。这个问题大到无法解决，亦无法以面对的地步。这也是我终于不再撰写此类文字的缘由。我们总得面对这个问题：我是谁？我能做什么？结论是：我也只能画画。于是最后，情形变成这样：这些文章其实是写给自已看的，是对自已的回答。此中况味，想必你目前已经深切体会到了。
我们早已出局了。十四年来，种种大陆绘画的起哄、潮流，都相继出局了。我们都以不同的原因与方式，背离了当初的追求，伴随着正面或负面的因素，我们都早早地成为了自已的旁观者。你知道吗？或许为了重新唤起我的记忆，并从记忆中找到自己，近两年我在干著一九七九年前后你和四川哥儿们干过的事：我在画一系列大幅的、主题性的、图解的、宣传化的、政治化的“伤痕”作品。你知道，这正是十多年前我以西藏系列极力对抗并试图出离的那套“美学”。我清楚记得我曾非常敏感而明确的反对你的《我爱油田》所传达的讯息：（我至今觉得《赶火车》和《某年夏夜》是你和丛林最好、最震憾人心的画）那是苏联社会现实主义“美学”继“伤痕”打开创作缺口后的一种不自觉的回归，而我当时正试图将油画引向我自以为是欧洲的传统。但当我在所谓世界现代艺术中心的纽约耽了十年，当十年来中国绘画全面转向“现代化”、“商业化”，当我以唐.吉坷德的方式在“古典”传统的风车上旋转了好一阵子之后，我发觉作为一个“资深”知青，一个文革出品的业余油画流浪汉，我从那时形成的趣味、手段（如果可以说是一种手段的话）没有发生任何本质的变化。我目下最真实的选择，是赶快逃回那个我曾拼命躲开的“美学”中去。怀着比当初更为盲目的热情，继续做我被自已中断了十多年的梦—-而且是醒着的做梦。
你的文章是一种自我洗涤的过程。我了解那种痛苦的快感。盼望你在快感之后，获得重新出发的信心和勇气。这十年来我们的内心又增添了许多的“伤痕”，那仍然是我们创作的源泉，你说是不是？”
1993年，邵大箴先生看了这篇文章后亦回信：
“读了你的文章知道了很多情况，你的看法对我也有很多的启发，对你们这代人的经历和那段“伤痕美术”加深了理解，虽然我自已以为我是相当理解你们这一代人的。”
他后来跟我讲，其实对那段历史包括一些理论工作者们都并非十分清楚。的确，在此之前对于“四川画派”和“伤痕美术”虽然众说纷纭，但大都很不到位且欠客观与精准，甚至有的文章和评论连时间、作者等情况都弄不清楚而错误百出，实在有欠学术之严肃性。
A·居里博士于九十年代在美国完成了一部题为：“1949-1979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与绘画”的书，其中亦谈到了后文革时代的“伤痕美术”，此书成为当时英文界颇具权威的中国现代美术理论著作之一。A·居里博士早先是研究中国古代文人绘画的，她曾经在中央美院留过学，后来嫁给了我熟悉的一个上海画家韩辛，没想到她后来竟以现代中国美术史题完成了她的第一部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