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的深圳干净明朗，“这个线条利落的城市似乎总是涌动着各种热潮。”走出第五届全国美术馆馆长会议的大厅，让人忍不住发出这样的感叹。这里刚刚结束一波热烈的艺术讨论——原来“美术馆不仅仅是美术家的美术馆、美术史的美术馆，更是公众的美术馆。”
关于美术馆的三个层面，是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提到的。美术馆的公益性第一次作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一部分被如此高调地放在了一个着力点上。时至今日，中国的美术馆至少在观念形态上，已经完成一个转型——美术馆的重心不仅仅是美术家、美术史展示，更是公众的艺术需求。
当公益性已经成为共识，那么如何去实现它，就成为关键所在。
显然，在通往艺术公器的道路上，可供学习创新的模板很多。记者采访了多位与会的美术馆长，探讨不同美术馆面对今日变局的应对之策，从今日起推出三期专题访谈。
谈到公共服务，作为重要的公立美术馆，中国美术馆和上海美术馆都是目光注视的焦点。在国有体制之下，如何从以对艺术家服务为重点转向对观众服务为重点，这是他们面临的同样问题，而这种转化无疑将使得美术馆的运行模式、对象、策展和研究方向等都有所转变。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
美术馆最终要回到公众
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指出，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中国的美术馆包括中国美术馆在内有两方面的不足，第一是文化自主性不足，第二是布展方式比较单一。近两年，美术馆都在有意识地改善和加强，正从单纯地为艺术家服务转向为公众服务，以公众为中心建立艺术品和社会的关系。
记者：对这次美术馆长会议你怎么评价？
范迪安：从这次与会代表的组成可以看出，中国的美术馆正在走向新时代，这个会议非常有意义，可以说是全国美术馆界的一次盛会，各地的文化主管部门和美术馆界来的人很多，而且参加会议的不仅有公立美术馆，也有私人美术馆、企业美术馆，非常有代表性，体现了中国美术馆的新格局。
第二，这个会在深圳开，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和交流的机会，因为深圳在文化立市的战略下，对美术馆的建设长期施力，所形成的美术馆的布局，各个馆的特色和美术文化意识的前沿性、前瞻性，都非常好地体现了今天全国美术馆正在谋取的发展目标。
第三，这次会议适逢关山月美术馆十周年，关馆为此准备了一整套展览活动，从这些活动中，可以看出美术馆如何在保存、展示优秀文化，提倡和推介创新文化中发生作用，我觉得这是我们的美术馆站在文化前沿，按照国际规范来进行建设和运营的一种标志。
记者：现在对于美术馆来说，最迫切的问题是什么？
范迪安：现在对我们国家的美术馆来说，需要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政府的支持，政府现在把美术馆定位为公益性文化设施，这对美术馆发展是很大的支持。另一方面美术馆事业也需要得到社会更多的认同。中国公众还没有养成进美术馆欣赏原作的习惯，人们还不能把美术馆当成增长知识、提高修养，通过艺术的创新来感悟创新启发的地方。一方面美术馆要明确属性，它是实现公民文化权益的机构，另一方面又需要公民对它有文化认同，这两方面融合，美术馆才能实现它的作用和价值。现在首先政府还需要加大对美术馆的投入，保障美术馆的运作，另外，需要包括媒体在内的社会各界推动公众对美术馆的认同。
有了这两个方面，再加上美术馆苦练内功，就可以取得很好的效果。比如这次关山月美术馆做的关山月作品陈列就是很好的例子。
记者：目前中国美术馆面临哪些问题？
范迪安：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中国的美术馆包括中国美术馆在内有两方面的不足，第一个就是在文化自主性不足，比较容易守株待兔，所以我到任以后加强了展览的策划，加强遴选更具有反映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特征的艺术创造。第二，美术馆一定要营造一种新颖的、有活力的视觉形象，过去我们在布展方式上比较单一，这两年我们根据每个展览做特定的设计，展示上艺术性加强。现在我们正从单纯地为艺术家服务转向为公众服务，以公众为中心建立艺术品和社会的关系，有了这些，美术馆的当代性就出来了。
记者：您刚才提到美术馆发挥公共性的手段，主要有哪些？
范迪安：要注意到今天社会审美的丰富性。美术馆有三个层面的美术馆，美术家的美术馆、美术史的美术馆、公众的美术馆。如果把美术馆作为美术家的美术馆，就像过去那样单纯办展览，但这样的展览往往一开幕就是闭幕，展览期间门可罗雀，这实际上也没有发挥艺术家创作的价值。所谓美术史的美术馆，就是指美术馆的活动要对美术史负责，从历史的角度展示优秀文化积累。但美术馆不完全是教科书，是人们在审美的过程中接受知识，受到感染，是一个心灵的阅读。美术馆是在一个有现场的空间里，还原了历史。现在要做公众的美术馆，就要让公众关注，比如在展览策划上让主题更鲜明，在展示方式上，让视觉更有冲击力，在教育上采取多种手段，打通艺术创作与艺术接受的关系。要把美术家的美术馆办好，把美术史的美术馆办好，最终还是要回到公众。
上海美术馆馆长李磊：
公立美术馆也需社会赞助
公立美术馆的建设需要国家的支持，但作为美术馆，不能仅仅依靠国家，更要积极发挥社会作用，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美术馆的建设。上海美术馆馆长李磊以上海美术馆为例，说明了社会赞助的重要性和可能方式。
记者：陈丹青曾提出中国的美术馆存在的一些问题，其中有一条是“展览多，时间短，水平参差不齐。”为什么美术馆会有这么多的展览？
李磊：的确有这样的问题。但陈丹青的看法是片面的，他只是看到了一些表面的现象，并不了解现在美术馆改革的实际状况。这和现在的财政投入模式、运营模式都有关系。我们上海美术馆是差额拨款的单位，要保证我们的基本运营，每年有一部分资金要靠出租场地来收取费用。当然，这些展览我们仍然有严格的把关，必须达到一定的学术水准才能进入。而这样的展览必然是不能办很长时间的，因为场地费用是按照时间计算的，太高了，对方也承受不起。
记者：比较理想的展览频率是怎样的？
李磊：按照国外的统计，一个展览通常要做两到三个月。第一个月是宣传和口口相传的阶段，一个月以后，跟展览不相干的圈外人才可能越来越多地走进来。后面的一个月到两个月进行充分的社会教育，作用才能体现出来。上海美术馆到现在为止，上半年做了38个展览，一年有近80个展览，这样的频度很难做社会教育。
现在做展览不能简单地考虑学术价值，也要考虑公众的接受度。同样的内容换一个公众熟悉的角度，就可以吸引公众的视线。策展时就要把公众性和学术性相结合，这是今后策展的方向和角度。
记者：在您看来，中国的美术馆向公共服务体系转换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李磊：现在只是刚刚开始，我们开始明确一个新的目标，开始起步了。起步以后马上会碰到新的问题，这只能一步步解决。
记者：那么现在摆在首位的问题是什么？
李磊：我觉得还是资金投入的问题，第一是政府如何保障公共文化体系里的基本资金投入，第二个问题是社会如何参与公共文化体系的建设。这种参与不仅仅是免税问题，主要还是一个观念。政府不可能包打天下，政府应该是垫底，保证基本运作。社会基金的进入应该倡导一种为社会服务的理念。
记者：这是不是首先需要政府有一定的政策支持？
李磊：我觉得主要还是倡导一种精神。这种投入应该基于赞助人对艺术的热爱，对社会的奉献，而不是简单地从展览中得到什么直接的回报。
记者：美术馆是不是应该由政府财政来养？
李磊：我觉得政府应该解决基本的费用和常规的费用，这是政府的责任。
记者：上海美术馆现在有接受社会赞助吗？
李磊：有，我们在推广这个理念。刚开始总是很难的，但现在我们在逐渐给对艺术有兴趣，又比较有资金能力的企业和个人灌输慈善的概念。
记者：在上海为美术馆做捐赠的主要是哪些人呢？
李磊：主要是一些爱好艺术的企业家和一些品牌企业，这些品牌企业需要通过向文化艺术的投入来树立他们的企业形象。他们不在乎曝光度多少，甚至有些很低调，但他把对美术馆的捐赠列入了自己对社会服务的指标体系中。有些是跨国公司，他们也带动了一些国内的企业。
记者：这主要是得益于上海的国际性都市地位吗？
李磊：一方面是得益于上海的国际性都市地位，另一方面是我们自己的工作做得好。我们的展览做好了，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搭上我们这个平台。这样我们才能对展览质量进行把关，才能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记者：目前，上海美术馆有多少资金是依靠赞助的？
李磊：我们一年有三分之二的展览是自主策划，需要自己花钱，这里面有一半的资金是政府拨款，另外一半来自赞助。在目前的运营模式下，能够持平还略有节余。而如果换一种运营模式，我们可以把出租的场地压缩，那么一年就不需要办那么多展览，可以把展览办得更精致，社会教育做得更充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