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07年8月19日下午四点
人物：张建林 张小涛
地点：萨迦县城招待所
整理：刘智彬
张小涛：张老师，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萨迦寺的南寺和北寺的历史变迁以及藏传佛教政教合一的演变？它是吐蕃时期开始创建的吗？
张建林：是吐蕃时期以后，最早是在十一世纪开始创建的。
张小涛：南寺和北寺是同时建的吗？
张建林：先建的北寺。
张小涛：它是在“文革”时期被摧毁的，在山坡上看南寺特别像一座古代城池，是不是也有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四个门的形式？以前有护城河吗？
张建林：没有这种形式的说法，它是有护城河的。
张小涛：萨迦王朝和达赖、班禅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张建林：它比达赖、班禅的体系要早。因为“格鲁派”是后期的教派，“萨迦派”是比较早的教派。
张小涛：文献上说萨迦曾经被称为“小敦煌”。
张建林：“小敦煌”主要指原来在南寺和北寺藏有一大批经书，经书除了藏文的以外，还有梵文的、有贝叶经、有西夏文的经，据说还有回鹘文的经，但是没见到，汉文经典也有。最经典的是这些经书只在萨迦寺保存下来了，再加上“萨迦派”在元代的时候和中央政府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中央政府委托它来统管整个藏区的政教事务，所以给了非常多的赏赐，比如：丝绸、瓷器、金造铜像、法器等等，他们对中央政府历来也有供奉。他有种双重关系在里面，既有宗教这一方面的关系，又存在政权上下属的关系，所以我们现在一般认为在元代的时候，西藏就正式划入中国的版图了。
张小涛：当时萨迦城规模有多大？
张建林：它当时不是作为城市来建，而是作为寺院。因为最初的时候，它的创始人是吐蕃时期的一支贵族，叫昆氏家族，十一世纪的时候，这个家族有一个比较杰出的青年人，叫贡却杰布，巴千颇章的遗址就在萨迦县城的南边，他先在这个地方修行，然后他在巴千颇章往北边看，就看到了本波日山，这座山像一只卧着的大象，在大象肚子的肝脏这一块是发白的，也就是看起来发白的那一段山。他觉得本波日山很吉祥，就选择这里作为修建新寺庙的地方。实际上这块地方是因为自然灾害而形成的，它是一个滑坡，周围的植被现在都很好，它上面的砂砾土堆积层，保存的很完整，由于它地质结构不太稳定，整个滑了下来，就把下面风化了的泥页岩暴露了出来，所以这块比较白。他实际上是选择了一个滑坡地段来建的寺庙。拉章夏就是滑坡以后形成的一个洞，在这个建筑下面一层有两个洞口，贡却杰布和他的儿子贡嘎宁布就在洞里修行，因为他修行时特别虔诚，就亲眼见到了文殊菩萨，“文殊菩萨洞”就由此而来，它应该是北寺里面最早的一个洞，他是利用天然洞穴稍加往里凿了一下。贡却杰布修行完了以后，就在这建立寺院，最初规模是由小到大的，先建的叫“古荣”、“乌孜宁玛殿”，这都是在十一世纪建的，后来逐渐扩大，十二世纪他选择了“得却颇章”这个比较开阔的地方，在那筑了一圈围墙，然后里面形成三组建筑，一组是他的法王寝宫；一组是他的护法神殿；还有一组是作为制造藏药的地方。
张小涛：山南的桑耶寺是一个古老的寺院，它的规划和功能性很强，甚至寺院里面有四座塔和城墙，桑耶寺是那个时期一个城市的聚居中心和文化传播的主要发生地吗？
张建林：桑耶寺的历史要早，它是吐蕃时期建的。当时吐蕃的寺院并没有成为城市中心，比如说拉萨，大昭寺在那个时候是一个佛教中心，但并不是拉萨的中心。因为当时建寺院，是根据很多传说还有流传下来的魔女图，传说西藏就像仰卧的一个魔女，佛教要想在西藏传播使整个西藏境内安宁下来，就必须在魔女的要害部位建立寺院，才能够镇压住，所以，他就在像心脏、四肢这些关键的部位建寺院，大昭寺就是建在心脏的部位来镇压魔女。桑耶寺（藏语叫“桑姆耶”）是仿照印度的一个坛城状的寺院做的，外圆内方，外面有圈墙，中间相当于须弥山，然后建四塔，建四大州（北俱罗洲，南瞻部洲，西牛贺洲等），它周围的圈墙上面有小塔，像塔墙一样整个把它围起来。类似的建筑，在“后弘期”早期还有一个，但比它规模要小一点，是在阿里札达县的托林寺，但外面没有圈墙，它整个殿堂建筑是由24个小殿组成的，整体也是一个立体的坛城。这些是在西藏的古代寺院建筑里面最经典的几个作品。
张小涛：敦煌在北魏、唐代、隋代是文化传播和军事的一个重镇。这些寺庙没有达到敦煌当时的兴盛？敦煌这样的重镇是不是在功能要显得更复杂些？
张建林：当时敦煌不是指敦煌莫高窟，它也不是当时的商业、政治中心。它离瓜州、沙洲这些地方近，不管是从地理环境来看，还是从宗教上来讲，当时建敦煌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地方出现像佛光一样的光，于是他才在这建的，它只是离商业和政治中心比较近。
张小涛：敦煌当时也是“郡”，《敦煌县志》里面说的都是关于兵马、驻军和商贸等方面，看来敦煌在当时是比较重要的军事、贸易、宗教中心
张建林：是的，它是丝绸路上的一个重镇。现在的敦煌市，它离莫高窟也是有一段距离。莫高窟是个佛教圣地，不是一个城市，一直到后来也都不是。
张小涛：佛教从东汉末年通过“丝绸之路”进入中原，和藏传佛教这条线索比较，它们传入的时间前后差距大吗？
张建林：时间前后是有差距的。根据藏族的文献里面记载的，其实是个传说，当时从天上降下三样宝，三样宝都是和佛教有关系。但是到现在为止，没有任何遗迹或遗物表明了佛教那么早就传入了，现在能够找到的比较有力的证据是在唐初的时候，吐蕃王朝松赞干布统一了青藏高原以后，佛教才正式传入的。很多吐蕃时期的碑刻保留了下来，像桑耶寺碑，噶穷寺碑，楚布寺碑等等。兴佛证盟碑，因为他兴佛。
张小涛：好像西安的碑林里面有关于景教的碑文记载。
张建林：是《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属于基督教的一个支派，叫“涅斯托里派”。主要通过对一些碑的考证，在敦煌藏经洞里面出现了很多藏文的经卷、佛经、历史文书、医书等等。
张小涛：敦煌也有吐蕃时期的绘画。那些图案、线条等，不像中原画师画的，所以我们当时研究敦煌的绘画美学，发现它其实是一种外来的美学，如果和中原画师的两种美学相融合，可能会更加灿烂。张大千考察敦煌时说：“在西藏绘画里面的那种线条是汉人画师不具有的，不管是神韵，都很有精神穿透力。”于晓东写的《唐卡的绘画史》对我很有启发：唐卡可能和神灵比较近，世俗性少，更多的是它的宗教性和精神性。
张建林：但是在那个时候它有很多世俗性的东西。近些年我们有些重要的发现，比如：在青海发现了吐蕃墓，里面出土了彩绘的木棺，木棺上绘制有宴饮图、狩猎图、野外交合的野合图，就画在棺板两侧，然后在前档后档画朱雀玄武。但是这个墓棺在形式和彩绘方面，很可能受汉地的影响，而在内容和题材上，完全是吐蕃的景象，服饰、穹庐帐篷等，画面上他们在帐篷里面一块宴饮，外面有狩猎的、放牧的、还有牦牛等都是青藏高原的景象。
张小涛：中原的佛教艺术的传播路线主要是“丝绸之路”，从敦煌到天水、西安，再到中原、山西、河南，佛教的艺术被本土化和中原化了，后来到四川广元、剑阁、大足、安岳，四川的画像砖里面有美学趣味的变化，大足石刻就是儒、释、道三家融合，把这种很诙谐的、民间的样式完全融入到佛教的经典故事中。藏传佛教里有这种类似的情况吗？
张建林：它把一些“二十四孝”的孝道也放在佛教里面，像大足、宝顶山、大佛湾这些地方的父母恩重变，实际上很多都是根据儒家“孝”的思想去解释佛教里的一些内涵。
张小涛：唐代名居士柳本尊，在四川嘉州开密宗的道场，他用自己独特的方法来修炼，炼阴、割耳、捥眼等。这种方法在中原佛教里面不是太多吧？
张建林：还是有一些的，他是用这种自残的方式来表示对佛的虔诚，比如说法门寺的佛祖舍利，几次迎奉到长安去，沿途好多人在那等候佛祖舍利，一辈子能见到一次佛祖舍利是非常荣幸的，所以他们就把手指头用布缠上，沾上油，拿手指头当灯点。韩愈写的《谏迎奉佛骨表》，他就觉得这个行为太不可思议了，不要把佛骨看得那么重，不要让人们把所有的精力、财力都投入到对佛骨的迎奉上去。
张小涛：我也听过一个故事，藏人为了去朝拜，三个月前就开始净身，用皮筋把食指风干，在朝拜的路上用手指蘸上酥油点灯去见活佛，这种更极端，更有穿透力。吐蕃时期它很强大，与唐朝分庭抗礼，到后来佛教文明让它走向另外一个高度。有没有这种可能，比如它的文明成形的比较早，或者它经过漫长的一个封闭时期，当它面对一个新的时代的时候，它可能会面临非常巨大的挑战。因为在汉文化里面，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谈到晚明的那种崩溃、道德的沦丧、世俗的纵欲、政治的荒诞和迷茫，整个文明就是一个轮回，儒家文化可能走到了一个极端，后来满清只是重复了一遍，虽然为汉文化注入了新的基因，但是衰败是必然的。西方的中世纪那么漫长，如果没有文艺复兴去颠覆神的世界，去解放人内心的创造性力量，重视现世和今生，可能就不会有西方今天发达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吐蕃时期文化其实是一种崇尚进攻的外向性文化，但是，今天雪域高原上的文化和它的种族的精神气质是一个古典的形态，它可能更像文明的标本，这种巨大的转变和佛教有没有某种必然的联系呢？
张建林：在七至九世纪，吐蕃作为青藏高原一个统一的大帝国，强盛的能够直逼长安，它有一段时间就直接驻军在关中，有时候甚至就和长安城隔渭河而相望。唐朝从初唐到盛唐时期，最初是突厥人对他威胁比较大，但是到安史之乱以后，青藏高原、河西、陇东全部在吐蕃的势力范围之内，吐蕃对它的威胁最大。吐蕃和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外来的少数民族不太一样，突厥、匈奴、鲜卑基本是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没有根据地的，而吐蕃不一样，他有根据地，不是纯游牧民族。在雅鲁藏布江河谷、拉萨河谷、年楚河河谷，从新石器时代就是传统农业区，昌都卡若遗址出土的谷子、青稞粒，证明它有灌溉农业，所以他跟其他的少数民族不一样。如果没有一个稳固的根据地，想产生这样的文明是不可能的。好多文明是农业文明产生之后才能产生的，天文历算、医学、工程技术等都需要定居的环境才能做的。在建筑文明中，突厥人就是一个帐篷，西藏不一样，它有藏式建筑碉楼，建筑只有定居的人才有，在一个纯粹马背上的民族不会有，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区别就在这。但是它又有游牧文化的因素在里边，吐蕃赞布不住宫殿，经常搭大帐篷，唐代的使臣来了一看很惊讶，从来没见过那么大的帐篷，它是综合了农业文明和游牧文明。但是，这么强盛的一个王朝说崩溃就崩溃，在这一点上史学家有很多种观点，不排除有这么一个影响，就是佛教在西藏全民族的普及，只有佛教的教义对人民的教诲不是一种侵略性的、征服性的，是讲究内心的自省，不要有那么多贪欲。这对他整个民族性的改造，起了很大的作用。
张小涛：可能是一种文明的驯化。汉文化里面也是，越靠近中原的地方，受儒家正统的观念越深，可能就更中正温和，野性的东西就越来越少，宋、元、明、清时期和外族的战争多半是失败的。在晚清的时候，国力财富的积累和同时期的英国相差无几的，在当时还算是大国。为什么列强一打就败，可能和精神、和文明的状态太有关系了，也许精神被驯化，肉身已经不复存在，礼教对一个种族的基因改变是巨大的。抗战时两个日本兵屠杀了河北一个村一百多村民，没有一个人反抗，人就像绵羊一样等待被屠杀，究竟是什么出了问题？在面对国际化，尤其像今天的社会巨大的压力，恐怕是无法适应的。读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其实每一个民族都会面临一个文化的演变：生长、繁衍、死亡或者重生。我来西藏好几次朝拜，每一次的心境都不一样，西藏地区还是被汉化的很厉害，文化都在相互改变。似乎物质很容易颠覆精神，可能是今天这个时代的一种表征。我们处在古往今来信息的交汇点上。
张建林：现代文明威力太大，它有时候完全可以让历史从这断裂开。因为现在物质追求越来越强烈，生活环境的改变，生活条件的改善，这是正常的。但是，同时一些精神上的东西不继承，就会形成断裂，面临现代文明的这种威胁，往往人们都失去了警惕性，传统文化的消失、断裂，这是非常危险的，在汉族地区发生过的事情，很可能就会在这里重演。在全国来讲，西藏地区算受现代文明冲击比较晚的，也比较少的。但是，随着青藏铁路的修通，大量内地商人、游客的进入，这股潮流好像是不可阻挡的。现在要做的就是在提高物质生活水平的前提下，怎么样去使传统文化与传统习俗能够多保留一些。
张小涛：西藏的精神信仰和佛的世界，可能是对汉人的一种感召。汉人是现世宗教，比如求佛，就是要佛给我什么。从宗教和文化的角度看，西藏会成为一个精神圣地，可能以后物质上越来越发达，这个文化最后的形态会像日本天皇、英国皇室一样，成为古典文明的一个标本。文明是一层层的递进和演变，可能是当代社会大多人都缺乏心理的祥和，因为越拥有物质，心灵就越痛苦，这几乎是一个悖论？
张建林：不管作为标本，还是作为它的一种依存，它的纯洁度真是越来越差。
张小涛：您正在发掘的那个地方是什么？
张建林：是一个小的佛教建筑，保存的比较好，它由四个殿组成，一个是度母殿（卓玛拉康），一个文殊殿（降白央拉康），一个无量寿殿（次巴麦拉康），还有一个是以修桥和创立藏戏而闻名的汤东杰布拉康，由于它规模比较小，又不在萨迦南寺和北寺这个范围之内，所以以前不受重视。但是这个地方非常重要，萨迦法王后来有两支，一个支是平措颇章，一支是卓玛颇章，这两支现在都已经流到海外了，一支在印度，一支在美国。那么这里作为他的宫殿，颇章（宫殿）那部分就没有，但是佛堂这一部分保存的还比较好，而且里面还保存了一些壁画，画的都很好。现在陕西考古所和西藏文物研究所联合来做这个调查。你的这种个案研究可能更重要，更能说明问题。
张小涛：这个调查很有价值。我们来西藏拍资料，就不会去拍布达拉宫，因为人人都会去拍，我们要做一些独立的个案研究，拍萨迦寺、桑耶寺。拍桑耶寺那天我们走到山顶去拍全景，然后再去寺里拍风蚀的壁画，听他们诵经，看新修复的东西。很惊讶藏文化在当时很多方面都非常领先。
张建林：藏民族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民族。不管是宗教、文化、经济，他都能很快的吸收，而且还都能很快去做。
张小涛：藏人是蒙古人种吗？康巴汉子，红原罗尔盖的藏人像欧罗巴种那样高大，在人类学上有什么研究吗？
张建林：人类学对青藏高原人种的研究一直都很关心，西方的学者就把他们分成短颅型和长颅型，或者叫僧侣型和武士型。现在用体质人类学对他们骨骼进行测定，结果基本上属于蒙古利亚人种北亚系，这里面肯定混杂了一些血统，从西边来的克什米尔、阿富汗的进入这个血统里面，北边蒙古高原的这些血统也进去了。蒙古人在元代时进驻，清代很多蒙古军队进来以后就地消化，成了老百姓，现在的那曲一带都是蒙古人。还有就是像哈萨克族，喜马拉雅山南麓的一些人种进来，所以他们不是特别纯，包括汉族，本身就已经非常之不纯。记得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位历史学家田昌五给我们上课时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大杂种，那么各个民族都是小杂种，没有纯的。像藏族，他现在也不纯，汉族更不纯，根本就不纯，尤其是陕西人，那个地方混杂的不得了，鲜卑的、匈奴的、突厥的各种各样的，五代十国的时候，那个时候就乱的一塌糊涂。”虽然话糙但理正。还有一位老先生叫马长寿，是专门研究西北民族史的，他当时就考证，从北朝到隋代，关中的这些少数民族到底有多少个？哪些姓是属于少数民族的？出现在碑刻里面的非常多，就没有纯的。作为藏族总体来讲，他应该属于蒙古利亚人种的北方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
张小涛：十月份我在北大的考古与艺术博物馆做一个展览，和藏传佛教有关系，我做的是关于都市、物质方面和心灵、灵魂的冲突，在动画里面关注死亡、重生的问题。我想在一个肉身穿越世俗的通道里面，有一种困惑或者是超度，用好多动物，虫子、蚂蚁把白骨、骷髅分解吃掉，还用了一个北大考古博物馆里的一个喇嘛高僧的头盖骨，这种关于生死的观点就可能成为这个展览的一部分。关于藏人和汉人的生死观的问题，如汉人的“尘归尘、土归土”，“人死如灯灭”。藏人的天葬台可以放在寺庙诵经堂的中心，随时提醒你这是时空的隧道，生死就在眼前。我在北大的展览是《重生》，是肉身和灵魂的重生。另外一点，中国今天可能是在一个废墟当中重建，是在一个文明的冲突和巨变中，可能它会长出新的东西。汉人的生死观，藏人的生死观，西方的生死观，它究竟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些东西在心灵和思想上都会有启发。因为在今天，物质是在加速人的精神和心灵的毁灭。
张建林：轮回的观念不仅仅是西藏的，实际上它是佛教的观念，在很多寺院的大门外都会有一个《六道轮回图》，它是分成上下两界，佛教里边它叫“三善界”、“三恶界”。“三善界”就是天、人、阿修罗，“三恶界”是畜牲、恶鬼、地狱。人的一生，只是在整个轮回圈里边的其中一部分，你这一生轮回成人，下一生如果做了孽，可能会进入到“恶鬼道”里面去，可能会变成一头牦牛、一只羊、一条狗。但是如果你的灵魂得到超脱以后，你又会回到人界、天界或者是阿修罗界。所以，人的一生只是在大轮回里边的其中某个章节。从藏民族来讲，他们对死的畏惧没有像汉族这样，谁家要是死个人那就不得了了，都会非常同情，而藏民族不会，他们认为人的生生死死很正常，所以他们对生死的这种超脱，这种淡漠实际上是一种很高的境界。不像俗人整天就是害怕，甚至说“好死不如赖活着”，而藏民族则认为死是一种超脱。
张小涛：西方基督教也有“向死而生”的说法，死亡是另外一种重生。转世是一种灵魂的概念,“古物有灵”，如果我们把先人遗留下来的珍贵文物摧毁以后，其实把祖先的灵魂也摧毁了，就这一点来说其实是相通的。从另外一种意思上来说，您的工作是把灵魂连接起来，可能是要在古典灵魂和今天社会间找一个连接点。因为我们通过读孔子的书，它其实也是得到一种转世的灵魂。过去在寺庙里面的典籍、武功秘笈，可能它是一种信物，是肉身和灵魂的一种载体，跟灵魂是相通的。不管是藏人，还是汉人，应该说都有种超验性的东西，人是充满灵性的。
张建林：整个人类应该都有。不应以地区，不论人种来制约宗教信仰，不过就是有些已经逐渐的退化了，消失了，有的还一直保持着。
张小涛：彝族有“毕摩”的咒语，汉人也有《上下卷》神奇的传说。
张建林：是远古的巫术，充当巫师和巫婆的角色。他认为在人与神之间他可以来沟通，这样一个特殊的人物。
张小涛：藏传佛教的这种转世概念，在西方也有，波兰导演基斯洛夫斯基的电影《两生花》讲一个女孩，她的一个灵魂拥有两个身体，两个人显现一个人的灵魂。就是西方基督教里面讲的人的身体和灵魂的分立，一种身体和影子的关系，一个人通神灵，拥有灵魂和肉身，是完全不可思议的事。现在藏传佛教里还有没有原始巫术的东西？
张建林：有，当时和平解放西藏的时候，解放军十八军进西藏的时候。达赖喇嘛专门召集叫嘎穷的人来做巫术，占卜一下这场仗能不能打胜，而且他对一些自然灾害的预防，也是通过巫术的。比如：冰雹对这里的农区的破坏非常厉害，夏季的时候，下雨经常多发冰雹，嘎穷就念一些咒语来防冰雹，都有一些巫术成分在是里面。但是巫术在佛教里面是没有的，是不允许的。另外，佛教在西藏本土扎根，它是在不断的和原来西藏的本地宗教斗争、融合的过程中扎下根的。
张小涛：有学者说藏传佛教是佛教从印度尼泊尔传来以后，和本地的萨满教融合而产生的，看来这个说法不准确。
张建林：现在有些宗教学家，把原始的宗教都归到萨满教这里了。实际上，各有各的特点，在西藏本土的各种宗教，本来自己就叫苯教，而且后来苯教在佛教传入以后自己进行自我的这种改造，自我的这种完善，它形成一个独立的一个教派，有自己的寺院，有自己的经典，有自己的僧团组织，它形成了一个体系非常完整的宗教，那是他后来完善的。那么在这以前，它作为原始宗教来讲，几乎是遍布西藏各地的。实际上，包括到吐蕃王朝建立以后，佛教刚传入到西藏，它遇到的最大的障碍就是当地的苯教，包括吐蕃赞普（吐蕃王朝的皇帝），他有时候站在苯教的立场说话，有时候站在佛教立场说话。他根据自己的需要，有时候他需要苯教来稳定这个社会，来平衡一些社会关系的时候，他会利用苯教，有时候他又会利用佛教。说明那个时候苯教的势力还是非常大的，苯国师相当于国家的大巫师，权力很大，一场仗打不打，他有决定权。后来佛教进入以后，佛教整个成为藏民族的一个宗教以后，苯教并没有消亡。它改变了一种形式，从传统的原始宗教，变成了一个有寺院，有经典，有僧团组织的体系完善的一个宗教。
张小涛：西藏除了苯教，还有什么教派？有伊斯兰教？
张建林：有，但是伊斯兰教的人数不太多，基本上集中在拉萨。在西藏的穆斯林主要有两支，一支是甘青地区的穆斯林，一支是来自克什米尔的穆斯林，在藏语里面他们都叫“卡契”。但是从甘青地区来的和克什米尔来的，它们自己的清真寺不一样，墓地也不一样，因为穆斯林要有墓地的，要求有土葬，甘青地区有自己的墓地自己的清真寺，和克什米尔的是分开的。基督教一直想进入西藏进行传教布道，最早的是1624年，从印度的果阿教区出发的几个葡萄牙籍传教士，他们最先进入的就是现在阿里地区的札达县，他们刚开始取得过古格国王的支持，建立教堂，也给王室的一些成员进行洗礼，也接收过一些信徒，但后来因为喇嘛集团强烈的反对，甚至请来了拉达克的军队，把王室成员全部给俘虏了，彻底改变了他们把基督教作为重要宗教来发展的企图，再往后不断有传教士进入西藏传教，基本上是没有成功的。只有在最偏远的西藏和云南交界的芒康县，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法国传教士来那里传教，扎下了一个小小的据点。到目前为止整个西藏自治区境内唯一的教堂就是芒康县上盐井的教堂，可以说只有佛教进入了西藏，它能够自我发展到那么大的气势，其它的宗教在这里或者是彻底失败或者是只有非常小的势力。唐代时候佛教已经在中国很有势力了，其他宗教后来都没有发展，当时有三个异教，一个是摩尼教，一个是祆教（琐罗亚斯德教），还有景教，这三异教都没有发展起来，也只剩了佛教。
张小涛：这次活动对蒙古和东北的影响挺大的，他们以前应该有自己的宗教吧，都是藏传佛教吗？
张建林：那边过去就是属于萨满教。后来佛教传过来以后，主要是藏传佛教了，而且在清代中央政府有一个特殊的政策，叫“兴黄教以安众蒙古”，他是用格鲁派黄教的宗教势力来发展，以便于对蒙古各部的统治，因为当时蒙古各部也都信藏传佛教，他们就想把你都统治到格鲁派的教义之下，这就说明藏传佛教确实有消除斗志的作用。在清代，他之所以弄一个叫“兴皇教以安众蒙古”，就是利用藏传佛教来把你的精力和你的东西都集中到宗教上去，就不会去考虑东征西讨的事。
张小涛：我们通过比较和讨论西藏文化、历史、宗教的历史演变过程，会看到古典文明在今天的意义和价值！对当代社会也有很大的启发性：从先秦到汉唐，汉文化的阳刚并且富有进攻性，到南宋的程朱理学就越来越崇尚礼仪和教化，逐渐丧失了文明的野性，到了晚明“儒教”变成了一种文化禁锢，导致中国古典文化的没落。中国今天正处在剧烈的变革当中，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对传统文脉摧毁得太厉害，没有了传承，今天我们的文化处在一个空前的混乱和迷茫的时期，比如：大学是精神的殿堂，但是中国今天的高校教育改革鼓励所有大学院校办成公司，把高等教育变成职业培训，其实是在摧毁这个国家的文脉和精神力量，商业和政治一样是无孔不入的利器，一点点的用物质改变了精神的现实境遇。一种静态的古典文明显得很被动，在今天的全球化背景里总是被外来的文明侵略或征服。我们今天的物质已经很发达了，但是精神、灵魂是苍白的，有种巨大的迷茫，未来还是要在原有文明的基础上再生长起来，这是全球化带给我们的思考，不然物质真的会迅速摧毁精神和宗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