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言提要：
《“透明之局”的海拔高度》
——兼论图像时代的艺术生存状态
陈 默
批评家策展人、教授、硕士生导师《大艺术》执行主编
2007年的5--8月，历时三个多月的由原弓先生策划，并由原弓艺术机构组织实施的“透明之局”系列当代艺术活动，涉及范围包括前藏、后藏以及青海藏区的广大地域。动用的人力、物力、财力，也都是个庞大惊人的数字。从狭隘的利益角度看，在金钱为王名利至上的今天，做此“局”显然有不识时务劳民伤财之嫌。然而从文化大格局看，此“局”是有备而来，志在宏观，意在长远。因此，除了必不可少的胆识、勇气、信心、决心外，还要有高瞻远瞩的战略决策，和智慧务实的战术安排。这是在世界经济文化不断整合，本土经济发展不断提速，当代艺术健康推进的大背景下，图像时代的艺术生存状态的一次超规模的跨文化综合实验。它具有的修辞学意义、社会学意义、艺术学意义、跨文化意义，将会被载入史册。本文通过多个精彩个案的分析，力求找出在图像时代不同的文化基因之间，或通融或异变或排斥的种种可能。
现场发言内容：
刚才，前几位批评家的发言中都提到了关于“图像学”的新生图像问题，并对其在今天产生作用的可能性做出种种假设。所谓新生图像，应该是指有别于传统定义的运用新媒介表达新内容的图像方式。在今天，图像的内涵与外延都在变异中放大。人们可能更关心那些大众的、流行的、消费的图像如何进入当下的艺术情境，艺术家如何借助于这类图像去直击生活的本质并调动观众对生活的体验，也更愿意追问新的图像与传统和新媒介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我今天带着几个在数月前才发生的实例，回应上述问题。因为若没有具体的事例谈相关问题，总有落空嫌疑。2007年的6月、7月、8月，发生在西藏和青藏的“透明之局”系列现场艺术活动，共有十几个鲜活的个案，生动地向人们呈现着当代艺术的“新生图像”作品。通过这些现场活动，在与当地自然与文化生态的互动中，体验另外一种艺术生存感觉。从中选出几例，作为鲁虹先生今天主持的讨论主题的有价值的证物。
我要谈的第一例个案，就是今天也在座的张小涛先生的作品。他去年在西藏著名的的桑耶寺、萨迦寺、扎实伦布寺以及藏王陵、雍布拉康等地，拍摄了大量的与宗教相关的图像，与他精心构思的系列作品的框架组合，形成他的多个影像作品。在去年8月“雪顿节”期间西藏博物馆的当代艺术邀请展上，他的影像作品《夜》，在喇嘛诵经的阵阵背景声音的低回中于展览现场播放。当时我在展示现场，邀请的为展览开幕剪彩的十几个喇嘛以及活佛也到了作品现场，临时搭建的作品播放空间挤满了观众，现场感觉很怪异刺激。在低沉的诵经声中，投影画面上不断地有蚂蚁在爬上爬下，而图像背景中变换着城市工厂大烟囱，腐烂的水果昆虫植物的尸骸，与“佛音”在不可思议的时空中交织穿梭。值得注意的是，这个现场发生在当代艺术并不活跃的西藏，其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背景的差异，使得矛盾与错位不可避免。而“新生图像”在这样一个极不寻常的特定空间出现，也自然会产生极不寻常的社会学和文化学意义。我们知道，张小涛擅长用架上的油画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感受，如果说油画“图像”存有一定的表达局限的话，那么他近期的系列影像作品，则无疑大大开拓了表达视野。他的作品取材于其长期从事的油画创作，凝结了他的创作感悟以及对人生观和世界观的思考。作品从基于宗教的生死终极关怀和人文精神方面，反观思想性的锐度与厚度，以及文化的辐射性可能。在这两个方面，前者偏重的感性与后者偏重的理性，都可以从跨文化层面，以新的角度重新审视关于出世和入世的两个长期似无解似有新解的沉重问题。就这个个案意义在今天而言，似乎不存在转不转型问题，凡是对创作和表达有意义的方式都可以为己所用。问题是，我们喜欢对用什么语言材质表达去定位分类，使得艺术家在材料方法之间存在着不必要的界限。
第二例个案，发生在位于后藏的西藏的十大寺庙的萨迦寺。刘芯涛一改平时常用的油画方式，尝试用影像语言表达他在不同文化领域的思考。他在成都、重庆、乐山等多个城市里，拍摄了城市中混乱的交通、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等等都市化的东西，在萨迦寺里非常古老神圣的壁画上，用投影仪进行现场播放其作品《进入？侵入？》。两种在社会和文化背景上的差异悬殊，“进入”的困难和“侵入”的无理，都在特殊的现场出现一种怪味的不和谐。在这个意味深长的现场，还出现了包括寺庙的僧人以及随行的艺术家不断在画面里穿梭的内容，又构成图像中的图像。用当代图像的方式，对话传统的图像方式，在这样的特定场所似有胁迫和强制性。这到底是“进入”还是“侵入”？已不是简单的词性原则问题。西藏的自然、人文、社会生态诸方面，随着现代化的推进，原有的质朴和内涵都在不可避免地退化消减。在日盛一日的都市化进程中，它的魅力靠什么去继续维系？其神秘的含量还存有多少？这是一个根本就绕不开的问题。另外，我们所知道的影像、绘画、行为等方式，几乎同时在一个作品和现场出现，丰富了“新生图像”的语意，也是艺术在当下的值得注意的现象。
第三例个案，是曹静萍的现场影像及综合方式作品《如影相随》。在日喀则到萨迦寺的中尼公路5000公里处，作者在一个路边山坡上的小寺庙旁，费尽心思地找到一块预想的石头。于是，先摄像记录，并通过投影仪将拍摄的顽石影像投射到一旁的画纸上，作者根据画纸上投射的影像，在其边缘及结构中用类似郑板桥画山石草木（《竹石图》）的画笔技法补填相关内容。而这一绘画内容及过程，被另一台摄像机记录后，再度投射到“摹本”即被参照的那块顽石上做再记录，从而完成了在艺术学意义上的反绘画的“绘画”过程；在哲学意义上的脱裤子放屁的否定之“否定”过程；在社会学艺术意义上的真实与反“真实”过程。在图像时代，这种调动包括科技在内的综合手段进行艺术创作的现象，正在日渐增多。这种或为转型或为多元的文化态势，不以人们的好恶而改变其发展轨迹。在今天，艺术家的表达方式的可能性和丰富性，远远超出了我们的一般想象。
与这个问题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不同地域的图像生态问题。去年进藏的由原弓机构组织的“透明之局”活动，王林、吴鸿、鲁虹、杨卫、俞可、高岭、展望、吕胜中、苍鑫、李新建、叶强、邱光平、吴以强等几十位批评家艺术家以不同方式先后参与，而我参加了全程。王林回来后发表的文章，给我很深的印象。他谈到西藏的文化生态和内地的当代艺术并不同步：“看西藏今天的艺术状态，除了风情画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东西，比起‘85时期’五人画展、圣山行为以及劳生柏展览那一阵热闹劲儿，早已是今不如昔，比内地滞后一大截。”谈到西藏的都市化进程，他深为感慨：“一方面不能让西藏人民永远留驻在农牧时代，另一方面又不能让西藏文化因进步而汉化。”然而这种两难境地，在资本大潮的迅猛推进中事实已不复存在。与这里的艺术学“图像”滞后形成很大反差的，是这里的社会学“图像”的激进。那种所谓国际化的、都市化的、规定性的、强权性的对当地原生态的不计后果的“改造”，使我们失去了寻找这里原有的文化坐标的参照依据。“西藏的山因为巨大而沉重，西藏的天因为广阔而高远。在山际与天空之间，我经常看见那些歌颂生命、灵魂与信仰的旗幡。这旗幡从古代插到今天，还能从今天一直插到未来去吗？——如果没有自主、自强、自觉和自新的西藏人，恐怕很难。”王林的肺腑之言，令人沉重。
在今天，在西藏，我们看到了图像时代这里的十分独特的艺术生存状态，已及这种状态在外力的作用下变异的现实。但令人始料未及的，一方面是文化的差异化和不同步居然如此显著；另一方面，都市化的“同质”倾向，正无情地剥离着藏文化赖以生存的精神内涵。所谓“顺应”有没有前提？所谓“对抗”有没有依据？所谓“改造”有没有边界？怎样以一个外者的身份去认知与判定和我们的生存背景差异甚远的事物？“新生图像”怎样去合理介入这些生态资源？我们几位批评家后来与西藏的艺术家在一个当地画廊的座谈会上，双方进行了充满善意却不甚对等的沟通交流。“不对等”的原因首先是观念上的差异，其次是绘画图像认知的差异，当然包括隐在问题之后的社会与经济的差异。这里的艺术方式，留有上世纪80年代的模仿表现主义时期的痕迹，甚至还有不少带有装饰性风格的绘画。应该承认宗教艺术样式对他们的艺术的影响，但似乎这种影响显得过大。而这些问题，一方面是身在其中不知味，一方面是明知有问题却无力自拔。因而这种交流在短期内也许完全没有成效，是可以预见的。我们今天讨论图像时代的社会学转型，既要论大趋势，也要注意许多局部问题。在当代艺术的不断发展中，问题会不断产生，讨论也会继续下去。
【编辑：霍春常】
